谈谈中国历史上的“五刑”

公元前167年，汉朝在齐国的一个看守太仓的官员淳于意犯了罪，应当受刑，奉皇帝命令要将他逮捕，送到长安进行审判。淳于意没有儿子，只有五个女儿，当被逮捕准备上路的时候，他骂道：“只怪我只生女儿不生儿子，遇到急难的事没有用处。”他的15岁的小女儿淳于缇萦听后，很是悲哀，决心要为父亲去喊冤。于是她跟在父亲的囚车后面来到了长安，向汉文帝写了一封申诉书。这份申诉书中说：“小女子的父亲是个小官，在齐国为官时，人们都称赞他办事廉洁公正。现在偶然触犯了法律要被处判。我所忧伤的是被处死的人不能再生，受过肉刑的人不能再恢复原状，就是以后想要改过自新，也失去了改过的途径。小女子情愿没入官府为奴婢，来赎换父亲要受的肉刑，使父亲可以得到重新做人的机会。”

汉文帝看了她的申诉很感动，为此下诏：“我听说在古代圣王虞舜的时代，在罪犯衣帽上画某种图像，或给罪犯穿上与常人不同式样和颜色的衣服，就表示处以某种刑罚，而老百姓很少有犯罪的，这是何等崇高的政治清明境界啊。现在法律有黥、劓、斩左右趾三种肉刑，然而犯罪却并不因此而减少，这罪过的责任在哪里？难道不是因为我的恩德浅薄，而且教化不明吗？我自己觉得非常惭愧。正是教化不明而使无知的百姓陷于法网。《诗经》中说：‘和乐而平易近人的国君，百姓把他当成父母。’当今百姓有过错，还没有对他进行教化就滥施刑罚；即使罪犯以后想改行为善，却没有重新做人的机会，我非常怜悯他们。刑罚重到截断人肢体、深刻人肌肤，终身不能消除的地步，这是多么的惨痛而不道德啊！这难道是‘为民父母’的意思吗?应该废除肉刑，用别的律条来代替它；下令规定以罪行轻重判刑，在服刑期内不逃亡的，期满后释放为平民。把这些意思具体拟订为法令。”

接到汉文帝的指令后，丞相张仓、御史大夫冯敬拟订了法令条文，上奏说：“肉刑是用来禁止奸人的，已经由来很久了。陛下下达圣明的诏书，怜悯百姓万一犯了罪一受刑罚就终身受苦，打算改行为善也失去了途径，这是出于陛下的盛德，是臣等所不及。臣等谨慎讨论后请定律：改黥刑为髡钳城旦春（剃光男性罪人的头发胡须、脖子上戴一个铁钳，修建长城；女犯为国家舂米）五年，改劓刑为笞（竹板责打）三百，改斩左趾刑为笞五百。其他如犯斩右趾、杀人而自首、官吏贪赃枉法等罪名，在裁判确定后又犯笞刑以上之罪者，皆弃市处死。判处完（保全罪人的头发胡须）城旦舂的，三年后转鬼薪白粲（男犯从事伐木、女犯从事粮食加工）一年、再转隶臣妾（官府杂役）一年，即可释放为民（总共5年）；判处鬼薪白粲的，三年后转隶臣妾一年，即可释放为民（总共4年）；判处隶臣妾的，二年后转司寇（在边境外巡查警戒）一年，然后可以释放为民（总共3年）；判处司寇的，二年后可以直接释放为民；判处髡钳城旦舂的，在一年后转为完城旦舂，以后按照完城旦舂处理（总共6年）。臣等昧死请求皇帝批准。”汉文帝随即下诏批准。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汉文帝废肉刑”的刑罚改革。所谓“肉刑”就是对罪人的身体造成永久性的、不可恢复的伤害，现在一般叫残害刑。这或许是出自远古“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同态复仇习俗，也有可能是出自对于战争俘虏或奴隶的一种防止脱逃及驯化的手段。中国古代的肉刑习称“五刑”，据说是指“墨”（也称“黥”qing，毁容），“劓”（yi割鼻），“刖”（yue或又称“剕”fei、“膑”bing，砍脚，后来又分为斩左趾、斩右趾两种），“宫”（毁坏性功能），“大辟”（砍头）。此外还有断手、割耳（刵er）等等。另外据说商纣王暴虐无道，有“炮烙”之刑，将罪人放在铜格上烘烤。又有“醢”（hai,将罪人剁为肉酱）、“脯”（将罪人晒为人干）等等酷刑。春秋战国时代的酷刑更多，见诸史籍的有“磔”（zhe,或称车裂，将罪人碎尸、或将罪人处死张尸于树，让鸟兽啄食），“烹”（把罪人扔入开水锅中煮烂），“枭xiao首”（把罪人脑袋砍下后挂于高处）等等。

秦朝的法定死刑刑罚沿袭了上述的磔、枭首，以及砍头（在市场上将罪犯砍头，称“弃市”）、腰斩，最残酷的算是“具五刑”，就是先将罪人处以肉刑，再笞打致死后斩首。劝秦始皇下焚书令的李斯，后来就是被具五刑处死的。还有黥、劓、斩左趾、斩右趾、宫刑等肉刑。不那么残酷的刑罚有髡（kun,剃光罪人的头发、胡子）、耐（仅剃去罪人的胡子和鬓角），这在当时也算是很严重的刑罚，因为华夏民族普遍相信身体发肤是受之父母的，被无故破坏就是不孝，不能得到祖先的原谅。大多数被判处了肉刑和髡、耐刑的罪人还都要为朝廷服终身苦役，不是修建长城、就是伐木舂米，或者给官府打杂。如果保留罪人毛发的，就叫做“完”，还是要去服苦役。轻微的罪过可以仅仅用竹板责打一顿，叫做“笞”；或者是罚出一笔钱财，叫做“赀”(zi)。

    至少到商周的时候肉刑已经是法定的主要刑罚种类，战国秦汉时使用也很普遍。但是也就是在战国时就出现了对于肉刑的批评。有的著作称肉刑不是中原华夏族固有的刑罚，是黄帝在战胜蚩尤后，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特意以有苗族的肉刑来处治有苗族的反叛者。又有说法以为远古虽有肉刑，但实际上并不施行，而是施行“象刑”，比如给犯人戴上一顶黑头巾，就算是施用了墨刑；给犯人穿上一件红衣服，就算是施用了劓刑；膝盖处绑上一块黑布，就算是施用了刖刑；给犯人穿不同的鞋子，就算是施用了宫刑；让犯人穿没有衣领的衣服，就算是施用了大辟等等。无论这是否是史实，至少说明对于肉刑及死刑残酷性表示不满的思想正在形成。当秦皇朝滥施酷刑，“截鼻盈车，断足塞河”仍未能阻止农民起义的爆发后，肉刑的威慑力也被打上了大问号。汉文帝即位后推行“与民休息”的政策，千方百计缓和社会矛盾，即位当年（公元前179年）就宣布废除“夷三族”（杀死罪人全部近亲属）以及“收孥”（将罪犯女性亲属收为官奴婢）的刑罚。这次因淳于缇萦的上书，乘机宣布废除肉刑（在这之前已经废除了宫刑）。并且确定罪人的苦役刑期，刑满后可以释放，让罪人改过自新。

由于汉文帝的这次改革存在一些弊病，比如改肉刑为笞刑的数目太多，往往罪犯已被打死，还没有打够数目。因此以后他的儿子汉景帝进一步改革：先后两次减少笞刑的数目，斩左趾的笞五百下减为二百下，劓刑的笞三百下减为笞一百下。汉景帝还颁布《箠令》，具体规定了执行笞刑的刑具尺寸、重量、规格，并且规定只能由一个人行刑，不准中途换人。这样才使得受刑人得以保全性命。景帝还废除了磔刑，改为弃市。并且规定被判死刑者可以选择改为执行宫刑，将宫刑作为死刑的代替刑罚。

 汉文帝、景帝的刑罚改革对于中国法制史的发展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这次改革一举废除了这些古老的残害刑，而且明确刑罚的目的应该是使罪人能够“改过自新”，当时世界其他国家普遍认为刑罚是一种社会对于罪人的报复、或仅仅是一种威吓手段，而汉文帝已经能够接受这种教育刑的观念，确实是超前的进步。从此以后，除了短暂的几个插曲外，历代再也没有将肉刑作为一种法定刑载入法律。唯一的例外是墨刑后来以刺字刑的形式保留了下来，作为对于部分罪名罪犯的附加刑。宋代将重罪罪犯刺字后配军籍。元朝则对侵犯财产罪的罪犯附加刺字，首犯刺左臂，再犯刺右臂，三犯刺项（脖子后部）。明清沿袭了元朝的制度，到了清末才对部分重罪罪犯在面部刺字。

    汉以后各个朝代仍然陆续改革刑罚体系。583年隋文帝公布的《开皇律》再次大大改进了刑罚体系，“五刑”一共分为二十等，后来又被唐律继承并再略加改进。“笞刑”，是以3尺5寸（约合今108.85厘米）长、大头直径2分（约合今0.62厘米）、小头直径1分5厘（约合今0.47厘米）的荆条责打罪人的臀、腿，十下到五十下，每十下一等，分为五等。“杖刑”，用同长的、大头直径2分7厘（约合今0.84厘米），小头直径1分7厘（约合今0.53厘米）的荆条责打罪人的背、腿、臀，自六十下到一百下，也是十下一等，分为五等。“徒刑”，是将罪人关押在本地监狱，为当地官府服役劳作一年至三年，每半年为一等，共分为五等。“流刑”，是将罪人流放到距离家乡遥远的地区并为官府服役1年，自流二千里至流三千里，分为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三等。“死刑”，分为斩、绞二等，斩为砍头，绞则是用木棍逐渐绞紧套在死囚脖子上的绳圈，使其窒息毙命的处刑方式。由于断首被认为是破坏了父母遗下的身体，即使一死仍然是为不孝之举，所以能够保全身体的绞刑比斩轻一等。

       当需要按照犯罪情节、或者是双方的社会地位、血缘等级关系而需要加重或减轻处罚时，就按照这二十等进行加减，或者加等、或者减等。不过唐以后的法律都规定，除非是法律条文本身规定可以一直加重到死刑的罪名以外，其他的罪名“加不至死”，最重只能加到流三千里；相反，当按照情节或社会、血缘等级关系可以减轻刑罚时，“二死三流同为一减”，即从斩首减一等就直接减为流三千里，而流三千里要减一等的话就直接减为徒三年。

    隋唐所定的五刑以后被历代法律定为“正刑”，基本体系不再改动。但在一些细节上有所修订，比如金元两朝以后凡徒刑、流刑都一律要附加杖刑，“三流”都要附加杖一百，“五徒”从杖六十逐次累加至杖一百。清朝开始将笞刑改为小竹板，五等数目减为四下到二十下；杖刑改为大竹板，五等责打数目从二十下到四十下。另外斩、绞死刑也按照是否需要秋后处决而分为“斩立决”、“绞立决”、“斩监候”、“绞监候”这样四种。

在这以外的刑罚是“闰刑”（正式刑罚之外的刑罚），比如上文提到的刺字刑。还有从宋朝开始纳入法定刑种的“凌迟”，这是用快刀碎割罪人的身体，原来写作“陵迟”，意为一个平缓的斜坡，寓意使罪人缓慢而痛苦的死去。俗称“剐”，“千刀万剐”。元朝时处凌迟的罪名有9条，明律加至13条，清律例又加至22条，这些都是谋反大逆、恶逆、不道之类的重大犯罪。“枭首”是在晚清又恢复使用的酷刑，道光年间开始用于“江洋大盗”，后来适用面扩大到“响马”、“道路、埠头行劫”等等罪名。“戮尸”是对已死的罪犯尸体进行斩首示众，也是清朝入关后经常使用的酷刑。另外使用很普遍的是明朝开始的“充军”，使罪人终身服兵役，有的要世代传承兵役（清朝的充军不是当兵）。清朝另有一种将罪人“发遣”到边境地区“与披甲人为奴”。

    不那么可怕的五刑外的刑罚是让罪人戴枷示众。唐朝已经用“枷项令众”来处罚轻罪罪犯，宋代改称“枷号”。元明清的法律都大量使用枷号刑，小偷小摸、轻微伤害、有伤风化等等都可以适用。枷号使用的木枷一般为15斤重的方枷，木枷中央有一个颈孔，用来夹住罪人的脖子。习惯上是将罪犯枷号在衙门门首示众，如《水浒传》里说插翅虎雷横就是被枷号在县衙门首示众的，而有的地方官还特意规定将罪犯每天轮流枷号一个地方示众，今天在衙门门首，明天换到东门，后天换到北门，以后依次换到南门、西门。枷号的时间一般为一个月，最长的有枷号一年的。

    从汉文帝开始的刑罚体系的改革，使得中国在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中，法律所规定的刑罚制度是世界上最文明、最人道的，至少要比同时期的欧洲法律中的刑罚制度文明得多、人道得多。美国人写的《剑桥中国晚清史》也承认，在鸦片战争爆发前夕，“与当时西方的观点相反，中国法律是非常符合人道的”。但是到了19世纪中叶，当地球另一边的欧美国家进行法律改革，法律走向进步文明的时候，中国却因为清皇朝日趋腐朽没落，不得不滥用酷刑以图维持统治，使得传统法律落后性及野蛮性的一面更显得突出，遭到普遍的批评也就不足为奇了。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列强在中国攫取领事裁判权是其企图侵略、控制中国的本性决定的，所谓中国法律的残酷性不过是他们的借口而已。

原载《五刑六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