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鸦儿勇割双头”
清初小说《醒世姻缘传》以主人公晁源的两世姻缘为线索，宣传因果报应的道理，情节逼真，语言生动，曾被胡适称誉为一部可以和《金瓶梅》并列的“人情小说”、“市民小说”。而且在这部小说里还可以发现很多那个时代的风俗人情。
连杀二命居然无罪
小说第十九回“大官人智奸匹妇 小鸦儿勇割双头”里有一段故事，很有典型意义。说的是无赖官宦子弟晁源，所到之处尽干坏事。在父亲死后，来到山庄收租，结果勾搭上了租他房子居住的皮匠小鸦儿的老婆唐氏。皮匠小鸦儿察觉自己老婆和晁源通奸，也不声张。有一天假意说是要到姐姐家给姐姐作生日，夜间溜回家中，正见晁源和唐氏睡在一起。小鸦儿上去先用皮刀割了唐氏的脑袋，再拉住晁源的头发，拎上两拎，晁源被拉醒后连声求饶，“银子就要一万两也有！”可是还是被小鸦儿割了头。小鸦儿把两个人头连在一起，连夜赶到县城衙门去自首。天亮后，衙门口围观的百姓们都夸说“小鸦儿是个英雄豪杰！”等到县官升堂，问清情况，又派人勘查现场后，当堂“断十两银子与这小鸦儿为娶妻之用”。小鸦儿不要，说“要这样的脏钱那里去使”。于是县官下令，打了小鸦儿二十板，“与他披出红去”。小鸦儿挑上皮匠担子扬长而去。
来自蒙古草原的法条
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小鸦儿杀死两条人命，居然毫不受罚（打二十板是给他“见红”驱除鬼魂，不算处罚），实在是太奇怪了。可是这在明清时期却是被认为再正常不过的，因为当时的法律明文规定：妻妾与人通奸，本夫于通奸场所当场亲自捉获并杀死奸夫、奸妇，可以无罪。但是如果丈夫报告官府，捉拿到奸夫奸妇，按照法律却只能各处“杖九十”（打九十下板子）而已。
说起来这条法律倒不是中原地区的传统。唐宋时的法律规定的是通奸罪双方各处两年徒刑，如果丈夫擅自杀死奸夫奸妇，仍按故意杀人处罚。后来蒙古族建立的元朝改变了传统的法律，规定丈夫在通奸场所当场杀死奸夫及妻妾可以无罪，而捉奸告官不过是处奸夫奸妇杖七十七而已。这一条或许是来自于蒙古族的习惯法，在草原文化传统中视通奸为触犯禁忌的大罪。但是输入到中原地区，分明就是鼓励民间以私刑解决通奸问题，尤其是把执行刑罚的权力交给了丈夫个人，允许杀人泄愤。所以实在算得上是一条很凶恶的法律。
奇怪的是这样一条恶法竟然被明清律全盘沿袭。只是略做调整，规定只能是丈夫自己亲自动手杀奸才可以无罪，如果是其他人、即使是丈夫的兄弟帮助杀死奸夫奸妇，仍旧要按照普通的故意杀人罪处罚。在司法实践中，不少地方司法官员认为这种杀奸是对伤风败俗的有力制止，也会出来兴波助浪，不仅会当场表彰杀奸的丈夫，有的还会象《醒世姻缘传》那个县官一样，拿出官府钱财来奖励杀奸者。
捉奸杀奸的风气
元明清的法律既然鼓励私刑，民间风俗演变为捉奸并杀奸才为好汉，能够一举杀死奸夫奸妇的丈夫被誉为“义士”、“好汉”，而本夫不能手刃奸夫奸妇就会被人百般嘲笑。反映在文学作品中类似的故事不胜枚举。仅举几个最著名的故事：
元代剧作家李文蔚的《同乐院燕青博鱼》，燕青下梁山疗疾，与燕大结为义兄弟。燕青发现燕大妻子王腊梅与杨衙内通奸，与燕大前去捉奸，不料杨衙内翻窗逃走，燕大要杀王腊梅，而王腊梅争辩“捉贼见赃，捉奸见双”，正混乱中，杨衙内带了巡兵回来，反将燕大、燕青以杀人贼拿下，打入大牢。
另一位元代剧作家杨显之的《郑孔目风雪酷寒亭》，孔目郑嵩得知自己妻子与人通奸，立刻决定“今夜晚间越墙而过，把奸夫淫妇都杀了罢”。结果奸夫逃走，只杀死自己妻子，因“拿奸要双，拿贼要赃”，被判为“无故杀妻妾”，迭配沙门岛。半路上差点被奸夫高成害死，多亏义弟宋彬搭救。
明人编辑的《清平山堂话本》所辑早期话本故事《刎颈鸳鸯会》里，张二官察觉到自己妻子与人通奸，就思量“犯在我手里，教他死无葬身之地”，故意安排圈套，杀死妻子和奸夫。
《古今小说》第三十八卷“任孝子烈性为神”说任珪因妻子与人通奸，被满街坊人笑话：“有这等没用之人！”“那人必定不是个好汉，必是个煨脓烂板乌龟。”任珪一怒之下，居然夜闯岳父母家，连杀妻子、奸夫、岳父母、使女五人。任珪也是到官府自首的，但因杀奸外又杀一家无死罪人三口，属于“十恶”中的“不道”重罪，罪无可赦，被判处凌迟处死。可是正待行刑时，突然“一阵狂风，任珪已在木驴（刑具）上端然坐化”，最终还是逃避了刑罚的制裁。小说还描写任珪后来居然因此而被民间奉为神灵“牛皮街土地”，建庙祭祀。
《水浒传》里即使是绰号“三寸丁谷树皮”的武大郎，在听说自己妻子潘金莲与西门庆通奸后，就立刻要去捉奸。而西门庆在听见“武大来也”的叫声后，第一反应是“钻入床底下躲去”，唯恐武大要杀他。只是在潘金莲骂他“见个纸虎，也吓一交”后，才想起来凭武大的身材无论如何杀不了自己，于是敢从床底下钻出来，开门踢倒武大，夺路而逃。
冤魂无数
允许丈夫有私刑权利，这样只会造成更多的冤魂。明末小说《型世言》第二十九回“妙智淫色杀身 徐行贪财受报”里，官宦子弟徐行怀疑妻子真氏与人通奸，得了妄想狂的症状，夜里自以为看见有和尚进入妻子卧室，提剑入房，把妻子活活砍死。可点灯细看，房内并无别人。为了掩盖自己杀妻之罪，他到厨房灶前又杀了家里的小厮婉儿，提了两个人头到县衙报案。好多百姓围观，说徐行“真是个汉子”。县官刚升堂时也说“好一个勇决汉子”。不过县官不糊涂，勘查现场时发现尸首分在两处，而且小厮年才十四岁，“尚未出幼”。县官马上下令把徐行抓起来审问，说是“自古‘撒手不为奸’”，分开两处如何成奸？徐行只得认罪。结果按照故意杀妻罪，判处绞刑，秋后执行。徐行后来死在了监狱里。
还有更荒唐的杀奸故事。比如清代的笔记小说《小豆棚》记载宁波的一个案件。有个叫吴慎修的裁缝，他的妻子袁氏和邻居马伟壮通奸。吴慎修有个喜欢惹事生非的朋友叫李湘，有一天当面嘲笑吴慎修，说：“如果我有这样的老婆，早就把她杀了，哪象你这样只会做缩头乌龟。”吴慎修说：“我不怕拼命，就怕被官府追究。”李湘笑着说：“你几时看到过杀奸被判刑的？还可以得赏呢！”吴慎修果然买了把快刀，以开夜工为名离家。实际上他拿了刀躲在墙角落里，半夜里见马伟壮进了自己家门，他就冲进去。不料马伟壮身强力壮，夺门而逃。吴慎修只杀了妻子，割下脑袋，用布包了，拎到李湘家，说：“我把老婆杀了，该怎么去请赏？”李湘大惊，问：“马伟壮的头呢？”吴慎修说马伟壮已经逃走了。李湘说：“没有马伟壮的头就不能算杀奸了。”他教吴慎修在家门口等着，杀个过路人，再把尸体拖进去伪造现场。吴慎修回到家门口，正好见有个和尚经过，就拿刀厉声命令和尚进门，背后一刀捅死了和尚。他把尸体拖入房内，和自己老婆的尸体放在一起，割了那人的头，慌慌张张地赶到衙门口去报案。第二天一大早，县官带人到吴慎修家勘查现场，验尸的仵作将那和尚的僧衣一剥，却发现原来是个尼姑。县官立即命令将吴慎修抓起来审问，吴慎修无言以对，只好一五一十说实话。最后吴慎修以故意杀人、李湘以教唆杀人都被判死刑。
另外还有一些无赖则利用这条法律敲诈他人钱财。比如明代小说《二刻拍案惊奇》卷十四“赵县君乔送黄柑 吴宣教干偿白镪”，说奸诈之徒以美貌妇女为诱饵，引诱男子入圈套，再捉奸敲诈钱财，称之为“扎火囤”、“美人局”。《型世言》第二十七回“贪花郎累及慈亲 利财奴祸贻至戚”，也写一个身为秀才的教师设局敲诈学生钱财的故事。清代小说《云啸仙》第二卷，说四川成都的泼皮惯以这种“美人局”害人，被清官鲁永清设计识破。
影响到妇女地位的降低
这种恶法鼓励下，丈夫对于妻子就有了生杀大权。妻子完全被视为丈夫的私产、家族的附庸，在家庭里的地位更为卑下。讲到明清时期妇女地位的降低，一般都认为是由于朝廷大力推行宋明理学的缘故，但不可忽视的是，实际上还有这样一条恶法的影响。正如明末清初小说《欢喜冤家》第六卷“铁念三激怒诛淫妇”里引的一句民间小调：“若得武则天娘娘颁了一部《大明律》，世人那敢捉奸情。”
即使到了近代中国，这条恶法仍然还在发生影响。不仅民间仍然有着乐于见人捉奸、杀奸的恶俗，甚至在民国时期的法律上还保留着这条恶法的痕迹。比如1935年公布的《中华民国刑法》，其中第二百七十三条规定“当场激于义愤而杀人者，处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立法解释中称“妻子与人通奸”就是属于“激于义愤”的情节之一。因此杀奸依然得以减轻刑罚。1944年最高法院的一件判例认定，在见到自己妻子与人通奸后，“激起愤怒”，在奸夫奸妇逃出一丈以外时开枪杀死奸夫奸妇，仍然是属于“义愤杀人”，可以减轻处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