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威尔想写的是什么

《奥威尔书信集》，甘险峰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

这是一个中文译者自称的“选译本”，至于是从哪一版的奥威尔的书信全集里选译的，占到了原来全集的几分之几，选译取舍的理由何在，则一律不予以说明。从书中可以看到很多的脚注，显然并非中文作者的译注，因为里面带有太多的“反动言论”，应该是从英文书信全集的编者注那里移过来的——新式的“海盗版”，来逃避对于侵犯原编者的版权的指控。

不过翻译得很流畅，读起来很顺。从这些残缺不全的书信里，看一下奥威尔究竟在想写些什么，还是挺有意思的。

《一九八四年》的基本构思似乎在作者从西班牙回来后就已经出现，他已经预见到了三大势力集团“和平即战争”的情况，他在1937年9月15日写给高尔勒的信里已经写到：“但是我们知道，到了最后所谓的力量平衡只能导致为了战争目的而把国家武装起来。……每一个有想象力的人都可以预见到，战争一爆发，法西斯主义（当然或许他们不称其为法西斯主义）就会强加到我们的头上，或许是把共产主义掺入法西斯主义。”

“当大多数的人保持沉默的时候，少数人说些什么并不重要：关键是危机发生的关头大多数人怎么去做。”1938年10月26日致斯凯茨

到1944年他的观点已经很完整了：在5月18日致威尔摩特的信里，他指出：为了反对法西斯的统治而形成的民族运动都有着“以非民主的方式把力量聚集在一个超人的暴君周围，并且采用通过结果来证明手段正当的理论”，因此导致了“一种等级制度的建立，随之而来的是强烈的民族主义的过激行为和不相信客观真理存在的倾向，因为所有的事实都必须跟一些永远正确的暴君的谈话和预言吻合起来。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已经不存在了”。“假如我所担心的那种世界——一个两到三个超级大国谁也征服不了谁的世界——真的来到，那么如果暴君愿意，二加二能够等于五。”

说他对世界担忧，实际上他更担忧的是英国，他在这封重要的信笺里说：“知识分子比普通百姓更具有集权主义倾向。从总体上而言，英国知识界是反对希特勒的，不过是以接受斯大林为代价的。只要对‘我们’有利，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早已对专政手段、秘密警察、制度化的篡改历史等完全做好了准备。”

同年12月15日在给巴伯的信里，他又说：“多年来，我一直在尽我所能，在以微不足道的方式跟制度化地篡改历史作斗争。……我是根据自己在西班牙内战时取得的经验，第一次注意到了某些人对于历史的蓄意篡改的。”

这些观点明显来自他对于苏联社会的看法：“在15年多的时间里，我以极端厌恶的感情注视着在俄国的统治。”（1947年3月25日致戈兰茨）

在1949年6月回答一位美国工人读者的***里，他说明：“我并不相信我在书中所描述的社会必定会到来，但是，我相信某些与其相似的事情可能会发生。我还相信，集权主义思想已经在每一个地方的知识分子心中扎下了根，我试图从这些集权主义思想出发，通过逻辑推理，引出其发展下去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