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现在拥有上海市区户籍的“上海人”，向上数到他们的三代、或四代的祖先，实际上绝大多数是盲流。真正的五代以上都在上海的，那却往往是上海郊区的“乡下人”。
比如过去所说的“四大家族”最著名的宋家，宋耀如是在一代人中就发了家，但却是连自己的姓氏都搞不清的盲流。原来有钱的上海人就是跑长江、海运的，也只是小商人而已。后来英国人看中这个地方开埠，带来了广东人买办，宁波码头的衰落又带来了一批外贸商人；还要感谢忠王李秀成，把江南的大绅士大地主赶到租界里来做寓公，地租收来做买卖，成了难民商人。这三大来源构成上海的上流阶层，是脱离了当时社会主流体制的，怎么可能是“贵族”？上海人实际上根本连士大夫传统也没有，尽管也出过徐光启这样另类的“阁员”。
总的来说，盲流出来的商人喜欢投机，没有文化但喜欢用洋人的东西吓唬土财主，政治/经济特点是能够骗就不用抢，因为抢的风险比较大，尤其是自己也没有抢的本钱。所以上海人花钱雇了淮军来打仗，甚至雇了外国人来打仗，自己是不出战的。
上海的底层民众也是盲流来的，从四乡，从江浙两省流入的难民以及招来的民工。这些人也是脱离了本土的传统，以人身依附关系相对薄弱的雇佣劳动者为主体，一切生活来源除了仰仗市场就没有其他的生路可言。
上层与下层都要在市场里捞生活，“精明”就出来了。上层与下层都自然而然的以“交换”开始生涯，“势利”也就很自然了。没有传统的社会阶梯，盲流有暴发的可能，“热中”学习“上层”文化就成为“下层”的动力。比如董竹君这样的黄包车夫女儿，也学上层学的有模有样。这种“热中”居然被解读为“贵族习气”，那真是要命了。读书是为了谋生，当然就要“实惠”，在这个洋人的地盘里，学洋文当然是头等重要的，“克勒”就是时尚，所以上海文化就“外向”了，也就最容易和世界接轨了。
上海人可以知道钢琴、知道《傲慢与偏见》，但却很少有人会背《三字经》，知道“身体发肤”，“五服”之类的传统文化基本概念。批林批孔的时候，很多人搞不清孔子是谁。
所以，“盲流”和“打工”——尤其是替洋人打工——是上海人之所以为上海人一个重要历史原因，也是上海精神和文化的“底蕴”。
二
很多地方都是“盲流”形成的，比如广东福建一些“客家”村落城镇，但是上海的盲流是分散的、很少受到原来社会体制如宗族、乡党、尤其是士大夫绅士集团的严密控制——这是客家的一个重要标志。而且上海这个移入地区也是空前绝后的：它这个地方的传统威权体制恰恰是威风扫地，一切要仰仗洋人那并非统一集权的体制——这个又是和新疆、深圳这样的移民城市决然不同。
在这里原来的出身就不是那么重要了，盲流的下层有较大的上升的可能，学习上层生活方式，不会受到乡党、宗族、士大夫的耻笑与歧视，也不会受到体制的压制，在这个足够大的空间里也有可能隐藏自己的实际地位。这才是李劼误以为的“贵族气质”，实际上是盲流的野心驱使向上爬升的表现。
这是过去上海人一个重要的特征。所以有工人知道钢琴是音乐之王，知道西方名著，下班后工人总是打扮得干干净净，冒充斯文。我母亲只上过2年小学，童工出身，但一直在工人夜校学习，组织和参与工人业余剧团，这种团体在当时的上海很常见。王安忆有一篇短篇小说《窗前搭起了脚手架》——我一直认为她实际上只擅长于写短篇，描写一个洋房小姐和房修工人的短暂瓜葛，就提到了这个现象：工人下班后约小姐出去，特意洗了澡，换了干净衣服，可是小姐却喜欢他原来的男人体味。她的成名作《雨沙沙沙》，也是描写上海工人的教养。
混入上层最方便的就是打扮。因此上海人特别注意穿，穿着费用占生活费用的比例一直是中国城市里最高的。在6、70年代，上海人总是尽可能穿得干净、漂亮。记得我刚进单位参加集体劳动，带队师傅穿一身干净的工作服，领口很仔细的用拆开的劳保口罩纱布围着，宛如白色的围巾。后来才发现这是我们单位青年师傅的统一打扮，有一位青年泥工女师傅，下了班一身工作服还是干干净净，没有一点泥迹。
这种向往、冒充贵族的性格一直延伸到现在：前一阵子，天涯网上的易烨卿风波就是典型。尽管实际上连什么是贵族都搞不清楚。
三
另外，“打工”——无论是买办给洋人打工，还是工人给老板打工，重要的是两件：遵守契约约定，靠自己本事吃饭。这就造成上海人的守约意识和精干意识。
英国法律史学者梅因的名言：至今为止的一切法律的进步运动，都是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上海人作为“盲流”，脱离了身份的束缚；要谋生，就要靠契约——不是针对特定对象的“信义”，而是需要对于不特定对象的、一切可能的和潜在的客户的“诚信”，以及完成约定所需要的技能。
因此上海人往往不注重特定的人际关系，朋友之间以客客气气为原则。即使是亲属之间，也很少能够溯及到三代以外的，更不要说是宗族、乡党。人情淡薄，甚至兄弟之间缁铢必较也是常有的事。就比如我说过的我的四外公那样的老克勒。
上海人的守约，技术水平高，纪律性强是直到20世纪70年代仍然维持着的特色，这就是来源于上述的“打工”文化底蕴。
不过，到了1949年后，户籍制度的严密，已经把上海人从靠“契约”谋生又推回到靠“身份”谋生。有上海户口就是一切，有高于其他地方的副食品供应、工业品供应，有终身的工作机会与待遇。因此共和国时期出生并成长起来的上海人实际上正在丧失原来开埠后百年来形成的文化特色。
户口代替了盲流，身份代替了契约，铁饭碗代替了技艺求精。现在的有原来上海老户籍的上海人往往只留下了“人情淡薄”这个负面的评价。上海的技术工人匮乏已经到了影响到经济发展的程度，这对于1949年来一直向全国贡献技术工人的上海简直是一个莫大的耻辱。多少上海的“2030”年轻人现在完全丧失了祖辈那种进取精神，靠着父母吃饭，却还喜欢讥笑“乡下人”、“外地人”。
而上述的上海人“盲流”、“打工”这两大文化底蕴倒是更经常的出现了90年代后在上海迅速崛起的“新上海人”身上。就象我写过的那个新上海人陈保罗，以及我还没有写的20年来目睹的太多的毕业生，他们才是上海精神的继承并发扬光大者，上海应该是依靠这样的新上海人来重新塑造城市的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