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头人”富起来
不再哭穷的教授
上个月，国家有关部门宣布将大学教师作为税务稽查的重点关注对象，这一举措立刻引起人们议论纷纷。不管人们议论的意见如何，这至少表明“穷教授”这个概念现在已经过时了。
这几年在经济上普遍“翻身”的，实际上只有教授。90年代的经济发展大潮初起的时候，不少大学教师“下海”，而坚持下来熬到了教授的，现在大多可以用平和、甚至欣慰的心情来回顾自己的选择。
“高校教师”是个太模糊不过的概念，实际上里面包括了处在金字塔顶端的教授（里面还要细分出“某某学者”、学科带头人、博导、普通教授这样好几个级别），以及副教授，讲师、助教这4个森严的等级，待遇、报酬天差地别，实在是不可同日而语。
岗位津贴拉开差距
最近几年大学普遍开展了工资报酬的改革，主要就是采用在原来国家统一规定的基本工资外，另外发放“岗位津贴”的办法。而岗位津贴的确定标准是以拉开等级差距为原则的，一般是在每个大的学科设置若干个“首席教授”之类的最高级的“关键岗位”，每个院系的每个二级学科都设立一或两名“学科带头人”的“关键岗位”，那主要都是博导、教授。以下是学科主要教师的“重要岗位”，一般是普通教授、副教授的岗位。再往下是“梯队岗位”，是给讲师、助教准备的。岗位津贴的差别一般至少是3到4倍，最高的每年有近10万的，最低的每年只有几千。
此外各个大学还都特设了一些特别的岗位，比如“某某学者”、“特聘教授”等等，每年的岗位津贴几十万，虚位以待高级人才，国内外著名的学者。
这种岗位的设计与评定，一般都要经过学术委员会。而学术委员会是按照院系单位来组织的，成员当然都是各二级学科的学科带头人。
科研项目产生“老板”
现在大学里另一项主要的资源就是“科研项目”。从来源讲，科研项目有国家级的、省部级的、横向的（企业或基金会提供的）等等；从金额来讲，大的自然科学项目有上千万、上百万的，小的也有几十万，而文科的社会人文学科研究项目，现在大的也有十几万，小的至少也有一两万的。从学术研究应该为社会实践服务的观念来说，横向的科研项目是最有意义的，可是在目前的体制下，却是最低等级的，往往不能作为各类评奖的资格。项目的价值是随着发布单位的行政级别来确定的，国家项目、中央的部级项目远远重要于省级项目。
除了特别有规定的一些项目外，一般申请人最起码的资格就必须是教授、博导，即使实际上这个科目最熟悉、最能干的是学科组的副教授，也只能由教授出面申请。由于一个学校申请到的项目多，就是“研究型大学”，就可以申请更多的项目，所以学校总是极力鼓励教授去申报项目，一般都规定一比一的“配套”，比如申请到了5万元的科研项目，学校就再配套给5万元。
申请来的项目的钱，必须保留在学校的财务处专门设立的帐户里，主持者可以动用这笔钱买设备、买资料、买各种用品，支付劳务、评审、交通、会议之类的费用。参加项目的其他教师报销费用，发放给帮助项目工作的硕士或者博士生的劳务报酬，都要由主持人“一支笔”来决定，所以项目负责人普遍被称为“老板”。
项目完成后，应该要经过专家委员会的评审才能“结项”。有很多项目都规定，主持人可以在项目经费中提成若干（百分之几到十几）作为报酬。理论上讲，如果没有完成预定的目标，那么提成部分是应该返还的。不过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概率实在是太少，评审的参与者总是在同一个学科圈子里的，互相之间彼此都有项目，大家也都是彼此彼此。所以项目结项是否通过，实际上变成了主持人在学科圈子里的人际关系的测验。理工科或许还有一个实验结果的鉴定，文科大多只要提交一部或几部专著作为成果就可以了，而专著的出版费用名正言顺的可以使用项目经费来支付。
由于种种原因，近10年来大量的科研项目完成，但能够真正推动社会经济发展、起到实际作用的实在是很少。尤其是文科的很多的项目，在设计时就限定在一个学科“目录”里，而这个“目录”是少数几个大学参与编制，编制的时候大多就已经预定了今后的申报及主持者。而且文科的项目设计本身往往是出于“安抚”文科知识分子的目的，并不在于要达到什么学术上的目的。
同工不同酬的授课
教师的天职应该是上课，可是说起来奇怪的是，中国各个大学里总有一批不上课的教授。尤其是学科的带头人，他们手里有很多的项目，每年科研经费好几十、几百万。他们只是带可以为他们“打工”（做实验、编文章等等）的硕士、博士，不愿意为本科生上课。虽然从制度上讲，应聘教授岗位都必须上足一定的课时，但是这很容易用一定量的科研量及硕士、博士课程来抵消。
为了鼓励教授上讲坛给本科生上课，很多学校出台了课时补贴制度，教师每上一节课给几十块钱。这种课时补贴的数额不仅因校而异，即使在同一个学校里也因为院系自我创收能力及政策导向的不同而大相径庭。不过在很多学校里都规定教授的课时津贴标准要高于副教授、讲师、助教。
“良性循环”和“走穴”
由于以上所说的这种体制，学科带头人事实上已经成为教师队伍里的既得利益阶层，自觉或不自觉地垄断了学校里主要资源，他们的利益实际上已经和一些国有大企业一样，往往不是来自其在学术上的继续创新和发展（相对企业的产品更新与质量），而主要是来自于这种垄断地位。
学术创新是一件艰苦的、困难的道路，而现今的体制要求教授如要保住现有地位，就必须年年有项目、年年出成果。那么对于教授来说，风险最小的途径就是利用好自己的这种垄断地位来进行“学术跃进”的“良性循环”：与其他学校的教授连手，彼此评审获取科研项目。最好的项目就是“短平快”的、又是冷门的，没有人注意、有它不多、缺它不少的自然科学项目；或者是四平八稳、人云亦云的社会人文科学项目。用项目的资金进一步搞好公关，为项目的顺利结项，以及为成果的发表铺通道路。在缺乏学术批评环境的情况下，项目完成多，成果发表快，学术“声誉”就高，就更容易申请项目，更容易成为项目的评审人，就可以在更高的基础上开始新的一轮学术跃进。
还有一种办法是借着高校大发展和人员流动的机会，不断应聘其他大学，以自己已有的项目、声誉待价而沽。特别是现在很多大学要上博士点，一些新兴学科的博导就成了紧缺资源，有的会在几年里换几个大学，甚至同时在几个学校挂职。一些在国外大学就职的教授也成为候鸟型的“海归”，两面不脱空的同时在国内外大学兼职。
教授的这些做法无可厚非，这只是一种风险更小的选择。只是对于大学学术发展带来的后果却是悲剧性的：当学术带头人纷纷在步入小康或者是富裕阶层的同时，大学整体的学术水平却并没有能够同步的正比例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