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了大学少不了的就是坐堂上课。不过说实在的，我大概从两年级开始，就很少到教室听课了。所以现在以己度人，我给学生上课也几乎从来不点名，总是一开始就宣布允许逃课，允许看其他书，但不允许交谈影响其他同学。
为什么要逃课？理由也是很简单：如果任课教师并没有给我什么启发，我为什么要在教室里熬时间？如果是给我启发的好教授，那么我是绝对不放弃的。
当时给我们上课的教授（绝大多数还是副教授和讲师）里有一些思想很僵化，拿着发黄的、不知哪一年备课的讲义稿来照本宣科。记得我所在系最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来给我们上课，开口闭口拉长了调子讲“马～～～克思主义史学”，那高亢、尖锐的常州音调实在太刺激我的神经，第一节课一下课我就逃亡了。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好老师是很多的。
给我们上世界古代史古希腊、古罗马那一段课程的，是孙道天教授（当时是副教授）。他身材高大，高鼻深目，一表人才，一口东北腔的普通话，音调浑厚。他只是带几本外文原版书，往讲台上一放，就开讲，事件、人物、分析如滔滔江河灌将下来，一下子就把学生带到那遥远的国度和年代。尤其是他会脱离当时硬性的意识形态史学理论，提出很多自己的观点。印象最深的是他对于古希腊城邦国家形成时期海外殖民的重要因素的分析，雅典克里斯提尼改革时划分选区的政治意义的分析，都是受用至今。
第一个学期来给我们上《历史文选》的是王春瑜教授（当时还是讲师）。他原来是复旦大学周予同先生的研究生，参加过这本教材的编写。后来不知为什么被打成反革命分子，我们进学校的时候刚摘掉反革命分子的帽子，被允许上课，而且也只能上这门“技术性”的课程。他对这本教材（当时我们用的是个油印讲义）实在是太熟悉了，一上台，就用他那浓厚的苏北口音开讲“时甲子昧爽，王朝至牧野……”。100个学生坐在下面，他的音量不大，又习惯于不看着学生讲话，大家未免听得很吃力。
下课后，一些同学就对他提意见，意思是：我们这个年级古汉语程度是比较高的，请老师不必一字一句解释，可以另外讲些内容。王老师也不说，照样讲完。到了第二次上课，他带了本线装书来，请年级里的一位书法家同学，把一段古文抄在黑板上，要大家当场抄写，并断句、翻译为白话文。才两节课的时间，整整一篇《史记·庄周列传》。到了下一次，他把我们所有的作业都带来了，说：“这个是《史记·庄周列传》嘛，还不算难的嘛，不过你们还是没有一个人全部做对的嘛。”然后就逐句解说一遍，可是其中有一句他一时也想不出适当的翻译句子，很自然的自嘲道：“这个倒也是蛮难的嘛！”大家哄堂大笑。
以后他也确实就不再按照这本书来讲了，而是给我们讲如何使用文史工具书，如何查人名，如何查事件，如何查制度，如何查年代，这实在是太有意思了，当时还根本没有这样的书可看，所以他的课我是一节也没有逃过。
王老师上课经常有妙语。有一次讲到编名人词典的往往喜欢把自己也编进去，“实际上方圆5里没有人知道他是哪个”。还有一次讲到某著名学者，死在文革里，他就顺口来一句评论：“这个文化大革命嘛，就是该死的把不该死的给整死了。”这是在1978年上半年，政治口号是“文化大革命要七、八年搞一次”的时候，大家听了都不敢有反应，他倒是泰然自若。大概也是有警惕性高的同学汇报上去了，下一节课，我们的指导员就来旁听了。王老师还是照讲不误。不久就传出消息，说他要调北京工作了。
下一个学期确实王老师调走了，来给我们上《历史文选》的是一位姚先生，我听了一节课后就“开路”了，因为同时有一门我更感兴趣的课程。
那门课程是哲学系的“基督教”。上课的教授是刚从牢里放出来不久的徐怀启先生，据说是中国当时唯一在世的梵蒂冈神学博士。记得开始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冯契先有一个讲话：说是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反面的东西也可以听一下云云。被当作反面教员的徐先生，坐在台上，面无表情。他个子很瘦小，穿一件旧中山装，架着一副黄黄的赛璐珞镜架、还用胶布粘一只脚的眼镜。经常从袖子里挖出块手帕来拧鼻涕，看上去实在是有点委琐。可是当他一讲到基督教的精义，眼睛就从镜片后放射出光芒，完全变了一个人。
我当时还没有接触过《圣经》，徐先生的课实在是一场启蒙。他从一神教的发韧开始，从比较犹太教的“选民中心说”，来阐述基督教的“救赎中心说”，而且强调了保罗对于创立基督教哲学的重大贡献。我听得半懂不懂。可惜徐先生的课只讲了四、五次就结束。以后听说他招收研究生后才半年就病逝了，我们听的实际上是他唯一给本科生开的课程。
大学里给我启发最大的是王家范老师。他上的是中国古代史后半段，宋元明清。王老师当时好象还是讲师，他的脚不方便，但是脚步却很灵活，一上课就在讲台上走来走去，妙语连珠。记得他开讲是元朝，一上来就脱手画一个蒙古高原的地势图，点出蒙古部落的分布，成吉思汗的统一。以后在讲元朝灭宋时，也是画地图来显示元军的大迂回战略，令人印象深刻。
王老师当时算是搞“农民战争史”的，这在当时“阶级斗争史观”意识形态统治下无可避免。但是他在讲课时，再三强调推动历史发展的是“合力”，是几个阶级、几大集团共同作用的结果，这就是他自己的发挥了。
王老师上课很重视史料的分析，他往往不说某某事如何如何，而是说某某书是如何记载的，某某书又是如何记载的，由此推定某某事或许是如何如何的。我真正开始接触原始史料、阅读并分析原始史料，完全是受王老师课程的启发。
给我们上世界现代史的是以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出名的李巨廉老师。不过我逃课很多，后来考试只得了个“中”——那个学期我的政治经济学、教育学都是“中”，开了个“三中全会”。20多年过去，我们回校搞活动，李老师在讲话的时候还为当年打分太紧给我们道歉。
三年级有门选修课程《西方史学史》，我倒是一节不拉的听完的。因为几乎没有什么这方面的书好看。开课的郭圣铭先生讲话有点结巴，上课时他的中文表述很难有完整的流畅的句子，可是英文却是很流利。很多同学都没有坚持到底，我却是全部听完的——而且只是旁听，没有参加考试拿个成绩。
多少年过去了，实际上老师们上课的内容大多忘记了，倒是老师上课时不经意之间的一句题外话、一个事例、一个表情、一个动作仍然记忆犹新，在打这段文字的时候仍然会在眼前浮现出来。人的记忆实在是太奇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