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风潮与风波

77级进入大学以后，层层布置、人人过关式的“运动”基本不再有了。但是在社会剧烈变动的大背景下，学校里的“小运动”还是不断。既有学生自动发起的“风潮”，也有上级意图整肃学生而导致的“风波”。

为了看场电影的罢课

刚进学校不久，我所在的系就闹了一次罢课。起因非常的微不足道：因为学校布置理科院系的学生观看“内部参考片”《阿波罗登月》，而文科不安排。

大概从1972年开始，中央内部布置了记录片以及科教片厂，组织编辑了一批各行各业的内部参考片，以科技为主，每个行业拍一部，影片来源是驻各国的使馆弄来的外国电视片、记录片、科教片，由中国人给它整一整，编成一部。组织各单位的“革命干部与群众”观看。记得在单位的时候看过有关建筑业的、邮政自动化的、卫星通讯的片子，以及这部《阿波罗登月》。

我们不少同学没有看过这些片子，听说这件事后就酝酿要罢课抗议。记得某日上午的课程上，突然有人建议罢课，到校长党委办公室去抗议，于是大家伙也就一窝蜂的涌出了教室，来到领导们办公的小楼，在走廊里如同没头苍蝇般的乱窜一通，终于得到了校方的让步，安排文科学生也观看这部片子。大家也就充满了胜利感的回去上课了。

观看的时候我就发觉这部片子的拷贝已经是非常旧了，颜色暗淡，画面模糊，看来使用过度。后来学校当局彻底想通了，各系安排看科教片时，不再严格区分专业，大礼堂里每晚放映，谁要看就进去看，门口没有控制收票的。结果反而是不大有人观看。记得有一次晚自习前去伙房打开水，见礼堂里正在放映片子，坐进去看了一晚上，那是有关核武器的科教片。

实际上文科看的很多片子倒是理科不能看的。比如作为资料片，当时集中看了《山本五十六》、《啊海军》、《日本海大海战》、《军阀》等所谓批判日本军国主义的资料片。还连续放映了《解放》等片子，作为批判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资料片。本系有时还有放映外文原版片作为教学参考片的。比如记得看过一部普鲁士腓特烈二世的传记长片，还有是英国人拍的历史仿真片——大约是他们中学历史课的参考片，中世纪的农村生活，城堡的生活等等。后来换了学校读研究生时，仍然时常有这样的机会。记得写《战争风云》的赫尔曼·沃克带了那部电视剧长片来学校宣传过，他当时并不知道这部小说已经全部翻译为中文，我们都已经看过了。

有关“洋跃进”的风波

刚进学校没多少时候，就是五届人大召开，全校新生拉到上海的人民广场上听闭幕式的拉线广播，到广播里宣布“欢呼雀跃3分钟”后，再去南京路游行了一通。

在这届人大上，英明领袖提出了在本世纪末把中国建设成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久铺天盖地的宣传学习材料发下来，在政治学习的时候要求大家领会掌握。

我们的一个同学在班级黑板报上发了一篇很短的文章，好象标题是“口号与目标 诺言与现实”，说建国以来让人民激动的口号太多了，比如1958年的“赶英超美”云云，但往往都是实现不了，挫伤人民的热情和积极性。现在中国的人均GTP是100多美圆，按照现在的规划，年增长10%，到本世纪末也不过是人均1、2000美圆，只不过相当于现在的墨西哥、巴西之类国家的水平，哪里算是什么现代化国家？

黑板报是上午更新的，当天中午学校里那位嗅觉很敏锐的宣传部长就亲自来看了这篇文章。本周布置全年级大讨论，要求大家树立信心。结果是没有人发言，被逼发言的，就说支持那篇文章。那个部长弄了个好大没趣。

部长要求那个同学把文章拿出来，刊登到校刊的一个角落里，那一版的大部分版面则是另一个兄弟学校的同学写的歌颂文章。显然是把那个同学的文章当做反面教材。宣传部长还加了编者按，要求进一步开展讨论。

好在不久以后，风声就不对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传达以后，宣传部长就哑火了。那个同学理直气壮的去领了校刊的稿费。

“人体艺术”讲座的风波

我们有一位同学是西洋艺术史爱好者，后来曾经考取南大西洋艺术史的研究生，因为家庭原因重新回到本年级来读本科。

有一次他发起搞一个西方人体艺术史的讲座，自己辛辛苦苦收集了几百张图片，制作成幻灯片。同学们替他出了海报。到了讲座的那天，原来定的大阶梯教室根本就坐不下，只好临时转移到大礼堂，放下银幕，他一边讲，一边放映幻灯，足足讲了3个多小时，在校园里轰动一时。

自然这又引起了指导员和校领导的注意。于是又开始找谈话，从未经组织批准，到传播低级趣味，一大堆帽子扣下来，要这个同学做检讨，并且要肃清影响。大会小会里都要批评这件事。不过这种政治压力和6、70年代不可同日而语，我们那个同学就是顶住不检讨，也没有人跳出来揭发批判，再加上不久人体艺术被正式允许，校方才无计可施。最后的批评是因为某个教学楼厕所的隔板上发现一幅淫秽的涂鸦，那就是这个讲座“社会影响不好”的证据了。

“人才学”讲座风波

大概是在三年级的时候，有个叫雷祯孝的贵州老大学生自己创立了一门“人才学”的学科，红极一时，到很多地方办讲座。有一天晚上到我们学校来讲座，大礼堂座无虚席，他一口气讲了4个多小时，演讲效果极佳。

我们很多同学都没有去听。听到回来的同学赞不绝口，不禁有点后悔，于是有的就通过团委（邀请单位）搞来了录音，在课余时间听一听。

有位老三届同学听着听着突发奇想：把这个演讲翻印出来给大家看不是更好？于是他就找了我们几个7字头的同学，放弃周日回家时间，集中全年级的盒式录音机，每人分一盘磁带，把这个报告整理为文字。又向已经离开上海的雷祯孝联系，请求允许我们整理他的讲座。

要委托学校打印社打印，就要钱。于是我们就先在校内做海报，预收油印的工本费，将来凭收据拿讲稿。这件事情没有料到非常红火，收到了太多的预定单。很多同学一定就是几十册，拿出去分给家人、朋友。另一个出乎意料的是，原来手摇油印机一张打印蜡纸最多印个5、600张，这次居然印了上千张，大大节约了成本。最后总共大约印了7000份，装订成册，流向社会。我们也获得了意料之外的一些结余的费用，得以转用在我们自己办的学生学术刊物上。

对于这个“人才学”，当局的态度好象不统一，有人认为不错，加以支持，否则也就不会有雷祯孝周游各高校演讲的事情发生。不过还有一些人明显是反对的，不久上海的一张大报就发表了评论员文章，批评这个报告里“自我设计、自我成才”是鼓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校方当然也要闻风而动，可是邀请人是团委，是学校自己批准的，这就没有办法弄。于是就追查我们这些这次演讲的整理者。不过实际上我们这次整理也是得到团委的允许的，校方只好从我们“擅自扩大散发范围”、以及收取费用中“有经济问题”这两大题目着手来搞。要不是老三届同学们想得周到，在整个过程中留下了完整的单据，所有的经手人都有签名为证，大概就会背上个黑锅了。

马哲罢考的风波

我们年级有一位开顶风船角色的同学，他是老三届的，在农村插队时，就曾撰文批评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一文而惹祸上身，好在他所在的公社、大队领导保护，只是落得个不得上调、不得入党、不得提干的内部控制结论。

两年级时，开始上马哲课程，教材是60年代后所有高校都使用的艾思奇的《辨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这位同学一开课就向任课的周文彬老师提出：他根本就反对这本书的观点，所以不打算来上课。周老师也不置可否。到了考试的时候，他又提出不参加考试，周老师劝他：总要到场，有个交代。于是他带了在插队时对于艾思奇这本书所做的一大摞批判为主的读书笔记，来到考场，等到规定的15分钟一到，在我们一片惊异的目光中，起身离去。

这件事当然又引起校方的高度关注，据说下达指示：课程成绩要做零分处理，一定要这位同学补考。然后作为典型事例予以通报。

令校方想不到的是，周文彬老师真的仔细阅读了那位同学的笔记，给了他一个“优”。

去年这位同学的这些读书笔记冠之以一个《新概念哲学》的书名正式出版了，可惜现在的读者很难想象当时批判艾思奇这套庸俗哲学所需要的勇气及代价。

直选人大代表的风波

77级经历的最大的一场风波是81年直选人大代表。

81年起基层人大代表开始直选，允许自行提出候选人，30人以上可以推选候选人。大学一般分为教师和学生两个选区，这样一来，学生里就有可能自己选出一个区县的人大代表。

这个改革在当时很被看重，学生们很真诚的相信这是民主改革的开端，很认真的参与这场政治活动。很多同学愿意推出那位开顶风船角色的同学，不过考虑到被校方接受的可能性实在是太小，年级里很快达成共识，推出那位高考第一名的老三届同学为候选人。

同时，在河西的另一个文科大系也推出了他们的候选人，并且席卷了河西的不少理科专业——理科学生对此的积极性远逊于文科，并不积极去推出自己专业的同学。而且据说校方支持这位候选人。

终于决定由两位候选人来一次公开辩论，在大礼堂进行。我们系主要由老三届同学组成的选举班子制订了严密的辩论和宣传的计划，辩论获得了意料之中的胜利。我们的那位候选人顺利当选。

不过实际上第二年我们就离校了，人大代表的那位同学做了一届以后就结束了政治生涯，到美国去进一步发展了。

变幻的大王旗下

套一句现在的俗话，风波与风潮都是社会大环境的产物。

我们所在的这个学校，在20世纪60年代是一个极左思潮的坚强壁垒。书记是一个真正的（？）左派，后来是上海第一个被上峰抛出来给群众批斗的局级干部，也是首批跳楼身亡的死难者。当我们进校时，老的党工干部会指着连接校园与家属院的一条道路，告诉我们，这条路两侧的花圃，都是老书记亲手栽的。当年老书记每天一大早就扫这条路，扫完就整理这些花圃。当我们对食堂提意见，党工干部也会拿老书记时代的故事教育我们：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本校有一位党员饿得受不了，到自由市场“黑市”上买了油条吃，就被老书记在全校党员大会上批评，当场站起来做检查。

老书记的门徒们在我们进校后仍然在管理着这个学校。勤奋的指导员们孜孜不倦地收集着同学们的言论，分析着各种动向，总是试图找出动向后面的可以落实到人的起因。进校不久，年久失修的教学楼要粉刷，动员了所有的学生来当泥水匠。后来我们毕业前后，丽娃河开始明显发臭，对付之道居然也是发动全校学生来挖河泥，于是几个星期里，河道两侧飘扬的彩旗（为了这次伟大的共产主义义务劳动而点缀的）下一堆堆黑泥一直在散发恶臭。

不过毕竟时代不同于老书记叱咤风云的时候了。

胡福明那篇“真理标准”的文章，我们在《光明日报》（那时我们寝室里自费订了参考、光明、文汇、人民4种报纸）上看到时，并没有特别注意。后来听说军报转载了，就觉得大有来头。不久，后来冠名为“思想解放”运动的政治大变动开始了，一直不可怀疑的事情终于是可以怀疑了，错误果然是任何人、即使是伟人也会犯的了。“继续革命”的大革命终于被否定了，是“内乱”了。去广阔天地的青年们开始雪崩般的回到城市。街头大字报越来越多是关于政治问题的思考，而不再是简单的“打倒”。

记忆里77级大学生并没有作为一个团体去参与这场逐渐有变为真正群众运动可能的社会风潮，不过个人去参与的应该是不少的。一时没有了方向的校方开始并没有很多的干涉，在尘埃落定后，城头的旗帜鲜明了，才一如既往的发挥组织力量，来反击“某某化”，来贯彻一贯始终的原则。

无论如何，学术领域里的禁忌开始大大的褪色了。记得有一个同学在我们自己办的刊物上写过一篇《新民主主义万岁》的文章，开始从另一种可能性来设想共和国的历史。控制论、系统论、文化人类学等等理论学说都是可以一说的。突如其来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吸引了我们的阅读注意力。有一阵子，寝室同学会算准时间一个个轮班到阅览室去看大型文学杂志。

风气在转变当中。记得进校不久，老校长刘佛年刚访问法国回来，给我们做了次报告。他没有什么书面的稿子，完全是随便发挥。当老先生讲到，塞纳河边的咖啡馆还和过去他留学时一样，他眯缝起眼睛的那种神往的样子，和一本正经的大会报告实在是巨大的反差。一个冬天的早晨，来上课的尤天然老师用他那好听的嗓音，带点激动的音调告诉我们：中美已经正式建交。全班同学一致鼓掌不止。有一年在纪念“一二九”的大会上，新来的一位书记，当年的浙江“一二九”运动的学生领袖之一，亲自给我们做报告。他也是完全撇开稿子，谈自己亲身经历的历史，我们惊讶的听到，他当时根本不是党员，绝大多数的学生领袖、运动的发起人都是自发的，没有接到过我们教科书上所说的无所不在的领导者的任何指示，而且那时的执政者还亲自出来接见他们。在学潮结束后，还派人来关照他们，资助留学或为国家效力。这是我听书记报告最认真的一次，也是最有收获的一次。

一切似乎都在改变，而实际上并没有一切都改变。到了毕业的时候，我们切身体会到了这一点。当我们很多同学后来在考研、调换单位等等人生的关头，我们才发现在我们的档案里有一些让接收单位大皱眉头的内容，比如我的就是“非某某某主义的观点较多”，这就是在为自己“小孩子嘴上无遮拦”付出代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