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军事制度(2)编制与部署

二、编制与部署

1、军队的主体：步兵

从理论上而言，最早的军队应当都是步兵。不过在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早期军队的主力是战车兵。商周时主要由贵族组成的战车兵，是当时最重要的兵种，在漫长的5个多世纪中，战车驰骋在中原大地上，由平民或者奴隶充当的“徒役”则在车后护卫战车、提供后勤，实际上只不过战车兵的侍从。军队的编制以战车为核心，一国的军事实力以多少“乘”为标志。当时的一辆战车乘员3人，左侧的“车左”持弓箭射击，是主要的攻击力量，为一车之长，号为甲首；右侧的“车右”持戈矛，以勾刺杀敌，又称“骖乘”；中间的甲士为驭手，驾驶战车。

公元前541年，晋国统帅荀吴率领晋军与北方少数民族狄人作战，作战地点在太原北面的山区一个叫“大卤”的地方，地势险要，战车难以行使。部将魏舒提出建议：“敌人都是步兵，在这山区里我们的战车无法发挥作用，步兵困在战车旁边也没有用。不如自我以下所有甲士全都下车徒步作战。”荀吴同意这个计划，委派魏舒为前敌指挥。魏舒下令拆毁战车，将所有的甲士和原来跟随战车的“徒兵”混编列阵。自认为出身高贵的战车兵不愿下车和徒兵混在一起，魏舒就把荀吴的一个亲信当场斩首示众，这才逼迫甲士下车排阵。魏舒用一支小部队在前面诱敌，将主力排列在阵势后部的两侧。狄人没见过华夏族军队徒步作战，大声嘲笑，也不列阵就一涌而上，想不到正中了魏舒的诱敌之计，晋军从两侧合击，狄人大败。

这是首次在战场上临时组编步兵，但步兵作为华夏族军队一个独立的兵种却是由此发端。春秋时期步兵迅速兴起，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平民（国人以及庶人）社会地位的提高。

秦始皇兵马俑坑中出土的步兵俑来看，有的步兵是穿甲的，有的是不穿甲的，前者大多手持各类格斗兵器，后者大多手持弓弩做发射姿势。说明当时步兵也已有重装步兵和轻装步兵之分。以后历代步兵一直占了军队的绝大部分编制。建制步兵种类繁多，但一般依然保持着秦代这两大类区分，也仍旧实行混编。如汉代步兵总称“材官”，其中的弩手称“蹶张”，勇健善斗的有“奔命”、“勇敢”等名号。唐代的步兵也有以格斗见长的“奇兵”（机动队）和“跳荡兵”（突击队）以及发射武器为主的“弓弩兵”。

值得注意的是古代步兵往往主要是依靠发射类武器进行战斗的，尤其是宋代军队中发射武器的步兵要比格斗步兵多得多，平均每100名马军（并非完全是骑兵）士兵中，枪手和旗手加起来只有13人，余下的全都是弓箭手；每100名步军士兵中，刀手8人，枪手16人，弓箭手有76人。明代步兵编制中已有“铳手”，负责发射火炮、火枪。戚继光组建军队，无论骑兵、步兵，都有专门的鸟铳手、快枪手、火箭手、藤牌手，以及挑选“有杀气者”为近战时的刀棍手，混编为战斗基本单位。清代绿营兵主体是步兵，但其中也混编有鸟铳手、抬枪手、炮手。

2、制胜的法宝：骑兵

    马匹是人类很早就驯服的动物，不过早期的骑兵既没有马鞍，也没有马镫，全靠自己的双腿紧紧夹住马腹催马奔驰，在马上也无法使用身体力量来进行劈砍、刺杀等格斗动作，主要是依靠射箭来杀伤敌人。只有从小在马背上长大的游牧民族才善于这种高难度的骑射。

公元前307年，北方的赵国在长期与游牧民族的冲突中痛感骑兵的重要性，国王赵武灵王毅然推行“胡服骑射”，将骑兵的服装改为与游牧民族相同的窄袖短衣，终于建立起可以与游牧民族作战的骑兵。后来任用李牧为统帅，训练士兵骑射，并精选战车1300乘，骑兵13000人，“百金之士”5万，弓箭手10万，组成主力部队与匈奴作战，接连打败或降伏匈奴的附属国如东胡、林胡等，使得匈奴在以后的十几年里不敢接近赵国的边境。

战国时期“车骑”对称。《史记》记载苏秦的话，说是燕国有“帶甲数十万，车六百乘，骑六千匹”；赵国“帶甲数十万，车千乘，骑万匹”；魏国“武士二十万，奋击二十万”，“车六百乘，骑五千匹”；南方的楚国则步兵比重大，“帶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总的来说各国的骑兵只占全部军力的5%都不到。

西汉为与匈奴作战，逐步组建起大规模的骑兵部队。汉武帝时期发动多次进攻匈奴的战争，出动的骑兵动辄数以十万计，可见当时军队中骑兵的比重加大，在边境地区已经超过了步兵。

东汉末年的战乱中，曹操集团的军事实力很大程度上在于其有一支较精锐的骑兵。比如在200年官渡之战中，曹操亲自率5000骑兵突袭袁绍军后勤基地乌巢，获得决定性胜利。又如211年曹军进攻关中，以步兵诱敌，而以“虎骑”为主力夹击，大败马超、韩遂。这种“虎骑”很可能就是人马都披甲的重装骑兵，说明汉族军队骑兵开始有重装与轻装区别，而且这种重装骑兵已具有野战强攻突击能力。

十六国混战时期（304—439）是重装骑兵全面登上军事舞台的时期。北方游牧民族大批内迁，畜牧业的发展有可能使骑兵用马大量增加；马镫等更为完善的乘马具的发明，大大增加了骑兵在马上的格斗能力；手工业的发展也能够为骑兵提供更完善的防护甲。因此重装骑兵已具有强大的突击能力，成为战场上令人生畏的决定性力量。后来北魏军队动辄出动数以十万计的骑兵大兵团作战，甚至在450年大举进攻南朝刘宋时，出动的骑兵居然达到了60万，营寨绵延3000里。

唐太宗是一位轻骑兵（指人披甲、马不披甲的骑兵）奔袭战术的积极实践者。他在建立唐朝过程中东征西讨，很多战役都是他亲自率轻骑兵奔袭、突击而获胜。唐代也是古代汉族皇朝军队骑兵的鼎盛时期。按照《通典》所载唐初大将李靖的说法，唐代军队的标准编成是骑兵要占到战斗部队的30%。而盛唐时期全部57万常备军中有16万是骑兵，差不多也占到30%。

唐代中叶起中原汉族皇朝逐渐丧失对于主要马匹产区的控制，到北宋，军队编成中尽管有相当比重的“马军”，但却大部分是没有马匹的步兵，骑兵的比重不到5%。而与北宋对峙的辽、西夏、金、元等游牧少数民族皇朝却以骑兵为主力军，屡屡打败宋军。南宋能够与之一战的部队往往装备有较多骑兵。比如著名的岳家军，以俘获的马匹编练8000骑兵，号“背嵬军”，又编练“游奕马军”，1140年颖昌大战，这两支骑兵与金骑兵进行大规模骑兵会战，获得胜利。

明代初期为与蒙古作战，极力加强骑兵实力。尤其是在明永乐年间（1403—1425），永乐帝亲自多次远征漠北，每次都出动大量骑兵。1449年“土木之变”后，朝廷直接掌握的京军几乎被全部消灭，尤其是骑兵损失后再也没有能够恢复到原来的水平。而战马的供应更加困难，从此明军逐步倒退到两宋时期的那种状况，骑兵在军队编成中所占比例不到十分之一。

清代八旗兵的主体是骑兵，而绿营兵则基本是步兵为主。入关前八旗兵的骑、步比为1:1，入关后仍然基本保持这一比例。而绿营兵部队“马兵”是指级别最高、薪俸最多的士兵，因此“马兵”并不一定是备有马匹的骑兵。

3、纵横江海的水军

   据《左传》记载，公元前549年夏天，楚国出动了一支“舟师”讨伐长江下游的吴国，没有获得什么战果，当年退回本国。这次讨伐战役特意被称之为“舟师之役”，可见在这之前即使是在长江流域的诸侯国军队中还没有普遍组建这种“舟师”。这是史籍上首次有关独立建制的水上军队的记载。

    楚国经常以“舟师”发动战争。而吴国的组建舟师虽然比楚国要晚，但战斗力很强。公元前504年，吴国进攻楚国，吴军舟师一举打败了楚军的舟师。楚国为此担忧要亡国，一度迁都。公元前485年，吴国派出以徐承率领的一支舟师，从海路远袭齐国。这支军队顺利登陆，但在登陆后的战斗中失利。徐承又将这支军队带到海上，仍旧从海路回到吴国。一般认为，为这次远程渡海作战而编成的“舟师”，标志着中国海军编制的正式形成。

    战国时期各大国先后根据需要组建舟师。如秦国为攻略巴蜀，也组建了大规模的舟师。公元前280年攻略楚国的黔中时，出动的舟师有船只上万艘。舟师的士兵也经过专门的训练，称“习流”或“楼船士”。秦统一六国后，继续组编出动大规模的舟师向南方扩张势力。如公元前214年，屠睢率以舟师为主的50万大军进攻南方的“百越”。

    汉代军队确立步、车、骑、舟四大兵种的常备军。大型舰只为“楼船”，舰上有楼，可以供士兵居高临下发射箭矢。

东汉后期舟师一般改称“水军”。如208年曹操准备一举攻略江南，在邺都开挖玄武池训练水军。刘备退到江夏，仅存关羽指挥的“水军万人”。三国时东吴的水军最为强大，建有濡须口（今安徽巢县南）、西陵（今湖北宜昌）两大水军基地，还建造大型海船，渡海远征。

到东晋南朝时水军又普遍装备“拍舰”，使用大型抛石机进行水面战斗。后来北方的隋朝大力建设水军，如号为“五牙”的战舰，有楼5层，设置6架抛石机。在荆州的水战中，隋军的4艘五牙战舰击毁十多艘陈军战舰，南陈水军主力被歼灭。隋朝只用一年时间就获得南北统一战争的全面胜利，说明其水军具有对于南朝水军的压倒性优势。

和隋朝一样，以后北方王朝能够统一南方往往也是在水军建设建立起优势。比如元朝军队以骑兵为主力，但1260年忽必烈即位当年就组建了第一支水军。在5年多的襄樊争夺战中，元水军战胜宋水军，完全封锁两城，得以占领这个战略要地。1275年宋将张世杰率水军在镇江焦山一带长江与元军决战，结果大败。1279年张弘范指挥元军舰队在崖山海面与宋军决战。宋军将上千艘舰只抛锚固定在海面上，在船只上建立楼橹，如一座水上城市。张弘范指挥元军两路包抄，迫近宋军舰只进行接舷近战，“弓弩火石交作，顷刻并破七舟”，宋军溃败。南宋朝廷至此彻底灭亡。

明太祖朱元璋有鉴于元朝对海外用兵导致的严重后果，在他给子孙后代留下的政治遗嘱中特意划出了日本、占城等15个“不征之国”。在战略上将水军限制在单纯防守的限度之内。虽然15世纪初有郑和七下西洋这样的航海壮举，证明了中国水军具有威慑广大海域的实力，但由于这一壮举没有转化为经济收益，结果巨大的耗费反而使统治者进一步压缩水军编制。到了16世纪，曾经强大无比的中国水军居然无法对付以小股偷袭的日本海盗的侵扰。

清朝入关前已在辽东部署水师，统一全国后根据战事需要曾组建相当规模的水师，如进攻台湾时调集各地水师船只500艘，施琅攻克澎湖，用战船300艘，水师2万人。但平时仍然沿袭明代的战略。

4、什伍之制

    军队的编制就是军队组编士兵的方式。现代军队编制一般都是统一的，在平时和战时的编制基本相同，要调动的话也是成建制的调动。但中国古代军队往往有两种编制，一种是平时组织训练的编制，另一种是战斗部队的编制。当要组建参战部队时需要打破原来的编制，将士兵重新组织到新的战斗编制中去。

    中国古代军队的基本编制单位就是一五一十点数的“什伍”之制。另外古代展开军队作战时往往会排列左、右两路或左、中、右三路的阵势，由此影响到军队有时要采用2进位或3进位（包括其倍数）作战单位编制。

    出土的商代墓葬遗址中，殉葬人大多是10人一排，墓外的殉葬坑一般也是10人一组，陪葬的铜兵器往往也是10件为一捆，或许当时已经有了“什”的士兵编制。有人认为甲骨文中的“行”字也就是10个“什”，由“百夫长”指挥；10“行”编为“大行”，由“千夫长”指挥；作战时习惯按照左、中、右各一个“大行”来排列阵势，投入战斗的3个大行就称之为“师”，是商代最基本战略单位。据说商王亲自率领的“王师”就是由3个“师”组成。一般认为商代开创的这种什伍之制后来被周朝继承。周武王伐纣发布《牧誓》就提到“百夫长”、“千夫长”。

    春秋战国时期军队中步兵比重逐渐增大，大多依照“什伍之制”。比如《国语》记载吴国步兵的编制，为10进位制的：10人为队，10队为行，10行为旌，10旌为军。而《尉缭子》的说法，可能是魏国的步兵编制：5人为伍，10人为什，50人为属，100人为闾。

秦国实行全民皆兵，索性将成年男子一律称之为“士伍”。平时按照居住地点就近编伍，由各郡的郡尉、各县的县尉负责训练，警备治安。大规模征发参战时，由朝廷任命的统帅进行实行战时编制，委派若干“将军”分领几个作战集群，集群下将各地征发的士兵按其地域集中编制为某一战斗部队，号为“部”，由朝廷委派的“校尉”指挥；部下分为若干个（一般也是5进位制）“曲”，约1000人，由“军侯”指挥；曲以下按平时基本编制，整编为伍（有伍长）、什（有什长）、队（50人或100人，有队率）、屯（500人，有屯长）。

秦国这套平时、战时两套编制，作战单位由临时指派军官指挥的体制被以后各个朝代长期沿用。最典型的是唐府兵制：各地遍设折冲府，为组织、训练的编制单位，管辖兵员1200—800人，设折冲都尉，副手为两位果毅都尉；府下辖4—6个团，每团兵员200人，设校尉为主官；团下辖2旅，每旅兵员100人，设旅帅为主官；旅下辖2队，每队兵员50人，设队正为主官；队下辖5火，每火兵员10人，设火长。全国的折冲府数目庞大，在唐太宗贞观年间就达到了643个，分别由朝廷的12卫大将军统帅。战时则另行编制战斗单位。

以后各代军队编制仍然贯彻这些原则。基本编制单位总是“一五一十”，作战单位总是临时组建。如明朝初年军队编制，规定每10个士兵组成1个“小旗”，5个小旗组成1个“总旗”，两个总旗组成1个百户，10个百户组成千户，5个千户设1指挥。各省设都指挥使统辖驻军，以下分设卫、所。每卫编制5600人，设置指挥；卫下辖5个千户所，每所1112人，设千户；千户下辖10个百户所，每所112人，设百户；百户下辖2总旗；总旗下辖5小旗。但是明后期的雇佣兵战斗部队的编制则不同，比如著名的 “戚家军”：5人为伍，2伍为队，4队为宗，5宗为哨，4哨为营。

    满族八旗制度是兵民合一、平战一体的基本编制：10人为1队，若干队组成“塔坦”（村落，设章京），4个塔坦组成1个“牛录”（以300人为标准，设佐领），5个牛录组成1个“甲喇”（设参领），5个甲喇组成1个“固山”（即“旗”，设固山额真，即旗主）。牛录为基本战术单位，固山为战略单位。这套编制后来推广于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但实际往往并不足额。比如蒙古、汉军八旗不到300人就可以编为牛录。入关后八旗兵长期维持这一编制体系。

    作为清朝入关后主要军事力量的绿营兵，编制开始就很混乱。总的来说是以“营”为基本单位，而各营又按照长官的等级以及驻防重要性规定有不同的兵员编制数目，在200—1200名之间。营以下也没有统一的编制，而是分“汛”驻防。各汛分设“千总”（从六品）和“把总”（正七品），其所辖兵员定额也各不一致。按照全国有60万绿营兵，除以1653个千总、3414个把总，每汛不过百人而已。营以上的编制也是毫无统一性。一个战略地点的各营隶属于“镇”（设有总兵，正二品），该镇总兵直属的若干个营组成“协”，由副将（正三品）指挥。各省设提督（从一品）统领本省的绿营兵驻军（有的省不设提督，由巡抚统领），若干个省组成大军区性质的总督辖区，由总督指挥。这些提督、巡抚、总督也拥有直接隶属的若干个营组成的“标”。而且以上所讲的绿营兵编制还是平时驻防编制，如果要征调出征，又不是成建制的调动，而是要从各省各镇各营各汛抽调官兵，来重新组编成战斗部队。

    到太平天国战争时期，曾国藩等人建立的湘军、淮军基本制度沿袭的是“戚家军”的编制。每10名战斗兵加1名什长、1名伙勇，组成“队”；8队组成1“哨”，有哨官、哨长；4哨（前、后、左、右）组成1营，还有营官亲自指挥的亲兵6队。全营总兵员数500人（正勇336名，伙勇42名，什长32名，护勇20名，亲兵60名，亲兵什长6名，哨官、哨长各4名）。另有180名长夫提供后勤运输。营为基本的战术以及经制管理单位。后期又组编若干个营（4、5个）为“军”，设立“分统”指挥，但只是军事指挥关系。若干个军上再设立“统领”，为战役方向单位。

5、以内驭外、强干弱枝（中央军集群）

    公元前209年冬天，周文率领的几十万农民起义大军打到了离秦朝都城咸阳只有几十公里的戏（西安临潼）。这是一支以原来的楚国人为主的农民军，秦国建国以来首次在家门口出现如此规模的敌军，而秦朝当时在都城竟然没有正规军！这是因为秦朝并吞六国后仍然大力向外军事扩张，军队大批被派往相背的南北边疆地区作战，没有在都城保留大规模的常备军。秦二世慌忙和群臣商量对策。少府（管理皇家山林财产的大臣，九卿之一）章邯建议说：“盗匪已近都城，现在要征发附近各县兵役来组建军队已经来不及了。在郦山修建始皇帝坟墓的罪犯有很多人，请陛下下令赦免他们的罪行，授给兵器，让他们去打盗匪。”于是秦二世宣布大赦天下，从修建始皇陵的70万罪犯中临时组编一支军队，交给章邯指挥。章邯指挥的这批罪犯居然战斗力要超过周文的起义军，一战而胜，周文连败阵亡。秦二世加派长史司马欣﹑董翳辅佐章邯，要这支军队出关追击，彻底扑灭起义军。不久陈胜在城父败亡，项梁在定陶也被章邯率领的这支军队打败。在镇压了楚军后，章邯领兵渡过黄河，继续进攻各地自立为王的割据势力。公元前207年，在钜鹿与项羽指挥的联军大战，章邯兵败投降项羽。而在咸阳的秦二世又成了无兵的孤家寡人，被赵高所杀。刘邦率领一支小部队，乘着关中空虚、秦朝内乱的机会，迅速进兵，占领咸阳，完成灭秦大业。

    秦朝二世而亡，给以后历代的统治者留下了深刻的教训：京师地区一定要时刻保留一支强大的军队，其实力应该超过全军的普遍水平，足以对付任何方向的来敌。刘邦战胜项羽后打算定都洛阳，娄敬建议定都关中，说是在这里建都“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具有战略上控制山东各地的功能。刘邦犹豫不决，征求张良意见，张良支持娄敬的提议，说洛阳“非用武之国”，而关中地区在和平时期可以得到山东诸侯供给，战时可以“顺流而下”，出兵镇压，因此是“金城千里，天府之国”。娄敬和张良的意见都认为关中地区具有更好的战略态势，他们建议的前提当然是京师要保留大规模的常备军，足以使这种战略态势上的优势在必要时可以转化为“用武”的绝对优势。

    以后历代军队部署原则都由此发展而来：京师地区被认为是朝廷的根本所在，是“内”；全国的其他地区都被认为是“外”，部署在京师地区、由朝廷直接指挥的中央军集群就好比是大树的主干，而外地战略意义再重要，相形之下仍然不过是大树的枝干。这后来被称之为“以内驭外”、“强干弱枝”的原则。同时，为防止军事政变，京师地区部署的军队一般都要分成几个集群，各集群之间互不统辖。

西汉的中央军分成“南军”和“北军”两大集群。南军也称“兵卫”，由朝廷九卿之一的“卫尉”指挥，总兵力约有上万人，是皇宫的卫戍部队。北军平时可视为是京师地区警备部队，战时则为战略预备队。由九卿中的“中尉”指挥，汉武帝后北军逐步职业军化，组编8校尉军队为职业化的常备军。

西汉的这一政策以后被历代继承。如唐代朝廷直接指挥的“禁军”分为“南衙军”和“北衙军”。南衙军由宰相控制指挥，号为“文臣南衙”；而北衙军宰相不得过问，由皇帝直接任命武将指挥。又如北宋时驻扎京师的禁军由朝廷的殿前司、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3个衙门分别组编、指挥，士兵从禁军中精选精锐。明朝将大部分京卫军队按战时编制组编为5大集群：中军、左掖、右掖、左哨、右哨，平时集结在北京附近，号为“五军营”。以后又以边境地区俘获的3000名战俘为核心，组建“三千营”，主要承担亲军26卫以及边防军轮换到北京服役士兵的训练。又组建使用火器为主的“神机营”。五军营、三千营、神机营号称“三大营”，由太监代表皇帝本人来担任“提督”。

    一些游牧民族建立的皇朝往往也是按照同样的原则进行中央军集群的组编和部署。如辽朝将本部族军编为“御帐亲军”，皇帝亲率的是“皮室军”，皇后亲率的是“属珊军”，还有一支皇帝的私人宿卫军，号为“斡鲁朵（契丹语宫殿）军”。成吉思汗在统一蒙古各部时组建了护卫亲军“怯薛”（分班当直的意思），下分为宿卫、侍卫、环卫3队，分4班轮流值勤。卫士称“怯薛歹”，精选贵族子弟充当。清朝入关后，集中部署于北京地区是“禁旅八旗”。禁旅八旗中又抽出部分常备军兵力，结为若干个“营”，如亲军营、骁骑营、前锋营、护军营、圆明园护军营、步军营、火器营、健锐营等，作为皇宫以及京城的警卫。

6、“不教胡马度阴山”（北方边防军）

    历代中原皇朝面临的主要边防问题一般是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冲突，北方是主要的战略方向，主力战略集群是沿北方边界展开的野战军。但是由于北方边境基本是农业与牧业的变换界线，大量部署就会遇到重大的后勤供给问题，成为沉重的财政负担。还有一个问题是当北方边防军职业化后往往有兵变的危险。

汉武帝统治时期动员并部署了大量的骑兵，在边境以野战军展开机动作战。经过十几年大规模战争，击败匈奴主力，打通河西走廊，将边防线推进到祁连山、阴山以北，并开始在这一线修建长城及烽燧据点。但是在边防线上长期维持如此规模的机动野战军是汉朝难以承受的财政负担，不久就只留下边郡驻守军。几年后匈奴卷土重来，攻掠设立不久的五原郡（今内蒙包头附近），杀死太守。说明边郡驻守军仍不足以抵挡匈奴。以后汉朝每隔5、6年就征调野战军出塞，前往漠北扫荡一次。终于对匈奴形成了持久的压力，导致匈奴多次发生分裂。一批批匈奴贵族带领部落投降汉朝。公元前53年呼韩邪单于内附，要求沿汉朝边塞居住，为汉朝守边。公元前33年呼韩邪单于建议由内附的匈奴部落代为防守边防线。汉朝讨论时大多数朝臣都同意，只有侯应认为要“安不忘危”。在巨大的财政支持下，边境维持了几十年和平局面。

以后各个朝代没有、或者不愿意投入这样大的财政力量，一般都采取收编内附的游牧族部落为职业边防军的办法。比如北魏本身虽然就是从游牧部落发展而来，但经过孝文帝改革，已经是以中原统治为主，在北方边境设置军府或军镇，实行军管统治，镇将“上马管军、下马管民”，是武将兼文官。沃野（今内蒙五原北）、怀朔（今内蒙固阳北）、抚冥（今内蒙四王子旗东南）、武川（今内蒙武川西）、柔玄（今内蒙兴和北）、怀荒（今河北张北北）6个军镇，号为“六镇”，沿阴山南麓大致形成一条东西向平直的防御线，作为防御正北面柔然部落侵扰的边防军区。“六镇”军人原来都是鲜卑部族兵，地位很高，但随着鲜卑族的两极分化，军官成为贵族，而士兵地位下降。镇兵还有大量很多各族战俘以及罪犯，都被划为“营户”，世袭为兵，处于贱民地位。这种地位的反差成为叛乱的导火索，523年镇兵在将领带领下发动兵变，经十几年混战，北魏王朝名存实亡。

这样的现象在历史上屡屡重现。后来的唐朝建立起空前强大的帝国，初年在北方设置5个“都护府”，统管军区内军民事务。都护府的军队大多征发当地各民族组编而成，仅在大规模战争情况下才由朝廷派兵。以后又改为在北方设置8个节度使，允许节度使就地征募组军。职业将领率领职业士兵，仅北方边防军就已超过了40万人，实力大于朝廷中央军集群。导致后来“安史之乱”的发生。

北宋统治者吸取这些教训，改由中央派遣禁军轮流到边防镇守，武将不得掌握全局。由于丧失燕山山脉屏障，北方边界无险可守，只能以野战军机动防御，但这样的体制下，军队部署和调遣难以实现机动灵活，在面对辽、西夏的骑兵机动部队时，处处被动，处处挨打。而且部署禁军的巨大费用也拖垮了朝廷的财政。

明朝建国后长期与蒙古各部落处在战争状态，明成祖经过5次劳而无功的“御驾亲征”漠北后，改变边防战略，在北方边防沿线陆续修建“边墙”（习称明长城）。并在边墙一带陆续设置军镇，号为“九边”，即辽东、宣府、大同、延绥（榆林）、宁夏、甘肃、蓟州7个军镇，再加上靠近边境的太原与固原卫也称之为镇。全部撤至长城以内，成为守卫长城的驻防军。长城外的防御依靠内附的蒙古部落。比如原来的大宁卫就移交给蒙古族的兀良哈部落，号为朵颜、福馀、泰宁三卫。九边军镇各设置总兵，重要战略方向在几个总兵上设总制、总督。到后来制度废弛，军纪涣散，战斗力极差。尽管明代修建的砖石长城是历代最牢固的，部署的边防军也达到了数十万人，并且还装备了当时最先进的火器，但是这条边防线却是历史上最不堪一击的。蒙古部落及后来的满清都曾多次穿越这条防线，直逼北京城下，形成历代罕见的“边患”长期困扰局面。

7、点线结合（地方警戒军）

    中国历代疆域广阔，每个朝代都难以在全国各地设防。历代为警戒各地，总是沿着主要的交通线，以及一些重要的地点部署军队，点、线结合，来控制全局。历代王朝在建立统治之初总是力图缩减地方军队，防止尾大不掉情况发生；可是到了朝代中期以后，社会矛盾趋于激烈，各地镇压力量不足，朝廷又会被迫允许各地自行组建军队维持治安；结果是地方军队逐渐强大，成为野心家改朝换代的工具。这种现象在各代重复发生。

    秦汉时期在各郡设郡尉、在各县设县尉，主管军队的动员、训练。各郡县都保留有相当的军队数额，防备反叛动乱。另一任务是充当现代警察的职务，在本地巡逻，维持治安。因此可以说地方军是野战军的后备力量，又是地方警察。后世采取这种制度主要有唐代，各地府兵的折冲府具有地方警戒和野战后备军的性质。

    东汉初期裁撤了郡县的地方军编制，改在一些重要地点部署中央派出的野战军，数量不一，按照部署地点称之为“某某营”，如为镇压“南蛮”，在象林（今越南顺化）设“象林营”；为防备西羌部族，在西北各郡部署了上千个军事据点“坞”。到东汉末年，各地战乱频发，朝廷无兵可派，结果被迫允许原来的监察区“州”的长官“刺史”有权组建地方军队。在黄巾大起义爆发后，各州刺史割据一方，拥兵自重，导致全面混战。

    部署职业地方军的办法后来被宋王朝大规模推行。宋太祖定策，将各地健壮有力的士兵全部集中到中央，编成“禁军”；而将淘汰下来的疲顽之徒组编为镇守各地的“厢军”，由此将中央军与地方军完全分开。厢军只是地方治安军，一般不用以作战，分散部署在各州县。厢军的编制和禁军一样以营（指挥）为单位，营以上设有军的编制，但实际上受本州政府直接指挥。实际上厢军还广泛用于各类官府的劳役，比如筑城、运输、挖河、垦荒等等。厢军的士兵不仅来自于因身体等条件被淘汰下来的被招募的士兵，而且更主要的来源是被判处徒、流刑罚的罪犯。各州都设“牢城指挥”的厢军编制，一般员额为几百人，罪犯士兵白天劳役，晚上收监。另外在各地交通要道还设置巡检司，征发百姓担任“弓手”，负担巡逻盘查，维持治安。

    宋代虽然“积贫积弱”、“冗官冗兵”，但是确实没有发生象东汉以及唐代末年那样的军阀割据局面。因此这套将中央军、野战军和地方军完全分开的制度被认为有效，而被后世统治者继承。明初在内地基本的部署是沿长江、运河、沿海、沅水一线展开，在各交通要道、战略要地设置卫所。明末发生空前规模的农民大起义，而且起义军往往采取流动作战方式，奔袭没有朝廷正规驻军的地方，当尾追不舍的明朝廷野战军被逐渐拖垮后再进行会战，打败官军。

入主中原的清朝统治者认真吸取了这个教训，再次将军队明确区分为中央军、机动野战军，以及地方军两大类。赋予中央军、机动野战军任务的当然是清朝统治者嫡系的八旗军队，以集中部署为原则，主要沿原明长城、黄河、长江、运河、东南沿海这5条路线，集中部署在各重点城市。而对于面上的控制依靠为数众多、但分散驻守的绿营兵。全国绿营兵的总兵力长期维持在60万人左右，全部分散驻守在各个州县，平均每一两个州县就有1个营的绿营驻军，营以下又分汛防守，通常全营分散到十多个塘汛，只能起到对付治安案件的警察作用，遇到大规模的骚乱，就要报请上级，调动集中掌握在总兵、提督的“协”，或本省巡抚，总督处的“标”那几个营。协、标也只有两三个营的兵力，和驻防八旗相比，也形成不了太大的威胁。但是这一战略构想在清初不久就显示出其脆弱性，八旗兵战斗力随着进城享乐而迅速降低，根本就实现不了预想的机动野战军作用，最后只能依靠从各地抽调绿营兵来临时组编野战军。这样就不可避免的带来反应时间太慢、临时组编的军队战斗力不强，尤其是被抽调的地方军队实力薄弱、容易成为内地起义军下一轮作战目标的致命弱点。在清初应付边境问题时，这一弱点还不至于导致全面的失败，但到清中期镇压白莲教起义时，这一弱点已是暴露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