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军事制度(3)将兵与将将

三、将兵与将将

1、文武分途

中国直到春秋时期还处在部族国家阶段，各级贵族掌握政治权力。周天子的朝廷有公、卿、大夫等贵族主持朝政，各个诸侯国的国君也依靠卿、大夫等贵族执掌政务，一般并没有明确的文、武官职分类，在战时一般卿受命为“帅”或“将”（都是指挥的意思）领军出战，据《公羊传》解释，如果领兵的贵族地位高、而且军队规模大，就称之为“帅”；如果领兵贵族地位高而军队规模不大，就称之为“将”。由于上卿经常领兵，因此也尊称为“将军”。临战时将、帅会分派大夫为“尉”、“御”、“右”等战术指挥职务。

随着各国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加强，新贵族向职业官僚转化。同时由于战争日益频繁，作战的规模和地域不断扩大，作战时间不断延长，作战形式日益复杂，而士兵成分也多样化，需要有专职的军官担任指挥。原来只是临时战地指挥员的“尉”逐渐成为专职的军官，为武官的统称。

职业军官系统已经形成，但当时仍然保留以爵位表示级别的惯例，“将”主要是指战地指挥官。比如秦国名将白起，在公元前294年为“左庶长”（最低一级的“卿”），“將而击韩之新城”。获胜后爵位升至“左更”（第七级的卿）。第二年又为“将”，指挥秦军与韩﹑魏两国联军在伊阙大战，斩首24万，还俘虏了联军统帅公孙喜，攻取5座城池。于是被任命为“国尉”。下一年爵位升至“大良造”（第三级的卿），再次指挥进攻魏国，攻取大小61座城池。以后连年进攻魏、赵、楚国，迫使楚国迁都。秦国将楚国原都城郢改为南郡，封白起为列侯，号“武安君”。长平大战，白起又被秘密任命为“上将军”指挥最后决战。后来白起因与当时的丞相应侯范睢有矛盾，被免去官职与爵位，降为“士伍”（平民），最终被迫自杀。

战国末年各国逐渐直接以武官的官职来表示级别，秦国自秦庄襄王即位（公元前249年）后派出作战的指挥官，都称将军，不再用爵位表示级别。秦王请王翦出任灭楚统帅，王翦向秦王请求“美田宅园池”，说：“为大王将，有功终不得封侯，只好及時以请园池为子孙产业耳。”到了前线还5次派使者回都向秦王请求肥田美宅，做出一副只知道捞取实惠、没有野心的样子，以安秦王之心。

秦始皇征服六国，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朝代。文、武两个职业官僚系统已经完全形成。朝廷武官系统有与丞相、御史大夫并列为“三公”的太尉，有警卫宫廷门户的郎中令，有指挥宫廷卫兵的卫尉，有卫戍京城地区的中尉，有监督武官的护军都尉。有些带”尉”的官职则是文官，比如廷尉掌司法审判，主爵中尉掌爵位封赏，一直是文官官职。在出征作战时则会任命大将军、上将军、将军、裨将军等表示级别的不同名号的指挥官。地方也采用文武分别的制度，郡尉、县尉分掌地方军队的指挥并负责地方的防卫与治安。在各地交通要道还设置关卡，派出“关都尉”进行守卫警戒。

2、“将”“尉”易位

我们现在的军官体制是将军比尉官大，而古代却是尉官比将军大。自东汉开始才逐步发生将军比尉官大的转变。

汉代基本沿袭秦制，仍然以“尉”作为武官统称，而明确文武官员以其每年的俸禄数量来表示级别。太尉（以后改称大司马）作为最高武官，列“三公”，年俸号为“万石”（实际4200斛）。三公以下的“九卿”，年俸号“中二千石”（实际2160斛），武官列为九卿的有光禄勋（郎中令改称）、卫尉。执金吾（中尉改称）虽然不列为九卿，但也是“中二千石”。武帝时又设置城门、中垒、屯骑、步兵、越骑、长水、胡骑、射声、虎贲“八校尉”，级别略低，号“二千石”（实际1440斛）。地方郡尉级别相比“二千石”的郡守略低，为“比二千石”（实际1200斛）；县尉级别也低于县令（六百石），为“比六百石”（实际600斛）。

西汉时的“将军”称号仍然具有战地或某一方面军司令官的性质，还不算是武官的正式官称，因此级别并不固定。比如与匈奴作战时卫青作为全军统帅，号“大将军”；有的以战略方向为号，比如“贰师（西域有贰师城）将军”、“度辽将军”；有以所指挥部队为号的，比如“材官将军”、“楼船将军”、“骁骑将军”等等。将军作为司令官有组织指挥所的权力，可以自行组织“幕府”（因为设置在军营帐篷中而得名），任命“司马”、“长史”等参谋人员。

东汉正式明确“大将军”为朝廷最高级官员，将军也长期设置，成为一种正式官职，地位超过了原来各种“尉官”。大将军后来一般只用来封赏执掌朝政的外戚（皇后的亲属）。以下有骠骑、车骑、卫将军、伏波、抚军、中军、四征、四镇、龙骧、典军、上军、辅国等等一系列将军称号，如果加上“开府仪同三司”（开府是可以建立正式衙门机构的意思）的名号，也与三公平级。

三国两晋南北朝是将军名号最滥的时期。曹魏在大将军下设“中领军将军”来统帅中央军集群，又将护军都尉改为护军将军，来主持武官的选拔委派。以后这两种级别最高的将军也逐渐增设。其他有左、右卫将军，骁骑将军、游击将军等。实行九品官制后，凡大将军或开府将军都列一品，骠骑、车骑、领军、护军等将军为二品，左、右卫以及前、后、左、右将军为三品，校尉为四品。在将军府担任参谋工作的长史、司马、主簿、参军等武官为五、六品。基本军官则仍然是以“尉”为名，最低的塞尉为九品。到了后来将军越封越多，晋代将军仅名号就有40种，而将军名号与所承担的指挥职务完全无关，甚至习惯上前、后、左、右将军是授予文官的称号，比如东晋时王羲之就是“右军将军”。而南梁的将军名号居然多达240种，在区分品级外又分成44班。北魏有60多号将军，都是用来“褒赏勋庸”，并没有军事指挥职权。

3、官职分离

后代将军设得太滥，成为武官的统称，于是就产生官、职分离的现象。

按照“将军”原来的词义，就是带兵打仗的人，可是后来各代却都另外设立带兵打仗的职位，名称五花八门，将军往往只是一个军衔的标志。

比如三国两晋南北朝时实际担任战区或方面军指挥职务的官职改称“都督”。起先这是一个全军总指挥职务，如公元216年曹操曾命令夏侯惇以大将军身份“督二十六军”，222年曹真以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以后越设越滥，一个州、一个郡大小的军区也设都督。晋代制度：以“都督诸军”、“都督中外”为全军指挥，“监诸军”为临时指挥。除了指挥朝廷直属军队的一些将军职称外，只有加了都督衔的将军才是真正的武官。

还有的朝代以“总管”为指挥职务名称。比如北周设“行军总管”作为方面军指挥。隋唐时期朝廷府兵12个卫各设正三品的大将军。以下各卫设将军，另有参军、司阶、校尉、旅帅、队正、副队等大小军官。地方各府（隋朝称“骠骑”、“鹰扬”等府，唐朝称折冲府）设折冲都尉，副手为果毅都尉，下设别将、长史、兵曹参军、校尉、旅帅、队正等低级军官。战时以亲王担任总指挥的称“元帅”，在战区内统管文武官员的，称“总管”。边境军区设置“节度使”，因为“受命之日，赐之旌节（代表皇帝的信物）”，得以有军事指挥的专断权力。

    也有的朝代从“节度使”名字衍生出一系列的“使”来作为指挥职位的名称。比如宋朝武官的级别以“某某使”（北宋后期改为某某大夫）来表示品级，真正的最高军职为朝廷“三衙”长官，即殿前司、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的“都指挥使”，往往只挂有个四、五品的官衔。

    明朝总历史上武官名称大成，最高军事机构为中军、左军、右军、前军、后军“五军都督府”，各省的军事长官“都指挥使”为正二品，各卫（军队编制）设“指挥使”正三品，千户所的“千户”为正五品，百户所的“百户”为正六品，都远高于知县（正七品）。不过和历代一样，这套武官系列到了明中期后就运转不灵，朝廷陆续在各地设置“总兵”作为某一部队的总指挥，以下也不再按照原来的序列任命军官，而是另行委派参将、游击、守备等中级军官作为基层部队的指挥官。另行委派千总、把总之类名目的军官来组织指挥小部队。

    清朝入关后，八旗兵军官序列相当高，各旗都统为从一品，各地驻防八旗的将军也是从一品（原为正一品，乾隆时期改为从一品）。具有指挥某城八旗全权的副都统，为正二品。以下有总管（正三品）、副总管（正五品）、城守尉（正三品）、防守尉（正四品）、参领和协领（从三品）。绿营兵军官序列则沿袭明末惯例，以提督（从一品）为最高级别军官，以下为总兵（正二品），副将（正三品），以及参将（正三品）、游击（从三品）、都司（正四品）、守备（正五品）等级别军官，基层军官“千总”（从六品），“把总”（正七品），级别也很高。

4、自荐为将

    军队需要有能力的军官来担任指挥。在职业军官系统形成之初，有很多人是在学习了“兵法”，掌握有军事指挥专门技能后被国王聘用的。

比如春秋末年时，齐国人孙武研究战略战术，著书13篇（即流传至今的《孙子兵法》），广为流传。吴王阖庐读到后，赞叹不已，公元前512年将孙武请到吴国来，拜为将军，统率吴军与强大的楚国作战，连战连捷。

大约就在同一时期，齐国受到晋国和燕国的进攻，打了大败仗。齐国执政大夫晏婴向齐景公推荐了以研究军事出名的穰苴。齐景公亲自召见穰苴，听他谈论军事，大为折服，立刻聘用穰苴为将军，领军反击晋、燕联军。穰苴说自己出身卑贱，一下子担任将军（相当于上卿），位居大夫之上，人微言轻，“士卒未附，百姓不信”，请求齐景公派一个得到宠幸、有声望的大夫为监军。齐景公就派了自己宠幸的大臣庄贾为监军。穰苴先到军营门口，立起测量日影的“表”，摆好计时的滴漏，等待庄贾。不料庄贾自认为监军就是统帅，不慌不忙地接受亲友的送别，到了约定的正午时分仍然没有赶到军营。穰苴就撤去了表、放掉了滴漏的水，自己进入军营，接管指挥权，发布命令。傍晚时庄贾才赶到，穰苴说：“作为将领接受命令之日就要忘了家庭，在军队接受军纪约束就应忘记双亲，听到战鼓隆隆就应该忘记自己。现在敌军入侵，国内骚动，百姓之命都悬于君，怎么还要在乎送别！”于是按照军法将庄贾斩首示众。全军将士都为之震惊。齐景公派遣使者拿了代表国君的“节”来赦免庄贾，使者马车一直奔驰进入军营。穰苴说：“将在军，君令有所不受。”又按照军法军营中不可驾车奔驰，违者斩，只是国君使者不可杀，就杀了马车夫和两匹马来示众。第二天出发，穰苴与士兵吃同样的伙食，问寒问暖，士兵都争着参战。晋燕军队听说了不敢与齐军会战，主动撤退。齐军收复失地，胜利凯旋。齐景公拜穰苴为大司马。以后战国时齐威王将齐国历代司马的事迹编写成书，穰苴的事迹也附在其中，书名就称之为《司马穰苴兵法》。

    战国时期这种情况更为普遍，和当时说客以口舌取官、乃至任为丞相的情况相同，很多游士靠谈论兵法而出任将军统帅。最著名的莫过于孙膑、庞涓的故事。两人同学兵法，后来庞涓得以成为魏国将领，因妒忌孙膑才能，设计陷害，“以法刑断其两足而黥之”，使孙膑无法出头露面。后来孙膑逃亡到齐国，齐国大将田忌很器重孙膑，但孙膑作为刑徒已无法率军，于是坐在密闭的车辆里为田忌当军师，指导齐军接连打败庞涓指挥的魏军，最终在公元前340年，在马陵道设伏，全歼魏军，庞涓兵败自杀。另一位名将吴起也是游学出身，在鲁国求学，为能够在鲁国与齐国的战争中充当将军，不惜杀死自己妻子（齐国人）来取得信任。后来又到魏国，任命为将军，打败秦国军队。为魏国效劳后，这位名将又被楚国聘请，为楚国主持改革。秦国的几位名将如白起、尉缭、王翦等也都是以“好兵”而得为将军。

    秦末混战时期，这一风气犹存。比如陈胜、吴广起义后，有个叫周文的，“自言习兵”，曾是楚国春申君的门客，陈胜就任命他为将军，率领大军进攻咸阳。后来周文军被秦将章邯打败，周文被杀。楚怀王因为宋义谈论兵事，料事如神，就拜宋义为上将军，位置高于项羽，率军北上。结果项羽发动兵变，杀了宋义，自立为“假上将”（代理上将军），篡夺指挥权，楚怀王只好承认既成事实。韩信自学兵法，先是投奔项羽，不料项羽只是让他当个卫士，他大失所望，又去投靠刘邦。刘邦也不重视他，韩信又打算离开。只是因为萧何在和他的交谈后很欣赏他的才能，在他开小差后，赶紧追赶，在历史上留下“萧何月下追韩信”这样的佳话。萧何追回韩信后，又以自己的脑袋担保韩信，才使得刘邦回心转意，拜韩信为大将，把主力军队交给他指挥。

后世的帝王对于这样招聘“自由职业者”来担当军国重任实在是不放心，以后各个朝代就再没有将游士立即拜为大将的事例。

5、行伍出身

    战国末期的思想家韩非在他的名作《五蠹》一文中已经明确指出“猛将必发于卒伍”，可见早在战国时代，已经习惯于从士兵中提拔军官，行伍出身已经被各国军队广泛认可。以后各代军官的主要来源几乎都是行伍出身。

替汉朝打天下的很多开国功臣比如周勃、灌婴、樊哙之类，都是行伍出身。西汉初期号为“飞将军”的名将李广，就是从一名弓箭手逐步升为将军的。他的堂兄弟李蔡和他一起入伍，一起升为将军，最后还从武官转为文官，位至丞相。

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的连年混战中成名的一些名将，大多是行伍出身。比如也号为“飞将”的名将吕布，以“骁武”投军，以后以“便弓马，膂力过人”著称，最后成为割据一方的军阀。曹操手下著名的勇将典韦，投军之初，是张邈手下的旗手。当时军队的战旗号“牙门旗”，一般要几个人才能掌握挥动，而典韦用一只手就能举起，由此出名。投入曹军后，先是以作战中多能斩敌首级，计功升为“司马”（小军官）。公元194年曹操与吕布在濮阳激战，典韦自愿率领敢死队冒死突击，为曹操军队打开撤退的通道。因为这项战功，典韦被任命为都尉，指挥曹操的卫队。后来在张绣兵变中战死。蜀汉阵营的名将赵云，原来只是个骑兵，投到刘备手下时，开始只是刘备随从骑兵的队长，当阳战役中刘备军队全线崩溃，赵云胸怀刘阿斗，保护刘备的甘夫人，安全突围，才得到“牙门将军”的称号。刘备入蜀，赵云留在荆州军，后来才随诸葛亮增援入蜀，以战功升为大将。蜀汉的另一名将魏延，也是行伍出身，“以部曲随先主入蜀”，靠战功一直升为大将军。

    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名将也有不少是行伍出身。如东晋名将刘牢之，以“骁猛”应募，为小军官，作战率所部精锐为前锋，百战百胜，号为“北府兵”，在决定南北对峙局面的淝水大战中战功卓著，成为大将。北魏名将杨大眼，原来是个流浪儿。北魏孝文帝部署南征，要招募一批士兵，杨大眼前去应征，官员起先看不中，杨大眼就当场表演他的绝技：将一根3丈长的绳子绑在自己发髻上，撒开腿飞奔，那根绳子居然飞荡在后面成一直线，骑马的人也追不上他。由此立即被收录为“军主”，成为一名军官。以后屡立战功，“勇冠六军”。当时人都认为可比关羽、张飞。

隋唐之际乱世英雄起四方，而唐皇朝的一些开国功臣仍然是行伍出身的职业军官。比如最著名的勇将尉迟敬德和秦琼，都是从士兵升为大将的。尉迟敬德在隋朝末年从军，在隋朝官军镇压各地暴动民众的战争中积累战功，“以武勇称”。隋朝垮台后投入唐朝阵营，以战功成为开国大将。秦琼也是在隋朝末年从军，开始只是隋朝将领来护兒的一个亲兵，他在隋军最高也只得了个尉官。后来投入李密起义军，成为重要将领。转到唐皇朝阵营后，又为唐朝立下汗马功劳，先后作战两百多次，自称受伤流血好几斛，最终才得以成为大将。

    两宋号为名将的大多是行伍出身。北宋中期最著名将领狄青，就是行伍出身的大将。年轻时以“善骑射”应募当兵，因为脸上有青色的被刺的军号，以后被称为“狄青”。南宋初期“三大将”：韩世忠、岳飞、张俊都是行伍出身。韩世忠18岁应募投军，以能够“挽强驰射”而出名。南宋初期镇守长江下游地区，成为方面大将。岳飞，少年时能左右射。应募投军，在以后平定江淮地区的战争中立战功，得以成为方面军大将。张俊，少年时“好骑射，负才气”，在乡间为盗，16岁时投军为弓箭手。在北宋末年与西夏的战争中以战功升为将领。南宋朝廷初建，张俊就被任命为御营前军统制，地位在武将中为第一。

    明清时期行伍出身的军官仍然占了绝大多数。明初的开国功臣常遇春，少年时就混在一伙强盗里，后来转投朱元璋部下当兵。在朱元璋渡江攻取集庆（今南京）为根据地的战役中，他带头冲锋陷阵，立下大功，由此得到朱元璋赏识，不久就任命为“统军大元帅”。在建立明朝统治的混战中战功卓著，成为全军副统帅，地位仅次于朱元璋的老战友徐达。封为开平王。为满清入关当先锋的一些明朝叛将孔有德、耿仲明等，原来都是行伍出身的低级军官，因为明辽东主将毛文龙被冤杀，发动兵变，被明官军攻击后归降满清，反倒成了满清的开国功臣，后来得以封王。据张仲礼《中国绅士》一书的统计，直到19世纪末，清朝军队中仍有76%的军官是行伍出身。

6、将门虎子

    俗称“将门虎子”，这在中国古代倒也确实曾经成为一项制度，很多朝代都是明确规定军官子孙可以世袭军职。即使没有明文规定，武将的子弟往往也总是被朝廷任命为武将。

秦汉时代建立起职业官僚制度，爵位制度也同时存在，有爵位的武将，其子孙袭爵后往往就会获得武官的职位。比如西汉周勃封为绛侯，他的儿子周亚夫在袭爵后先是被任命为河内郡太守，但当匈奴入侵后，立即就拜为将军，得到文帝的欣赏，在匈奴退去后，被任命为中尉，警戒长安地区。文帝死前告诫太子，说：“如果发生危急情况，周亚夫是真可以带兵的将军。”太子即位后（汉景帝）立即任命周亚夫为车骑将军。3年后发生诸侯吴王、楚王叛乱，周亚夫被提拔为太尉，全面指挥平叛，以守待攻，只用了3个月就平定叛乱。

历史上一些名将之子习惯上也总是被任命为军官。如西汉飞将军李广有两个儿子早死，第三个儿子李敢被任命为校尉，跟随票骑将军霍去病出击匈奴左贤王，在战斗中夺得左贤王旗鼓，又斩首多，赐爵关内侯。被任命为郎中令后，因为怨恨大将军卫青害死自己的父亲，有一次打伤了卫青，卫青没有立即报复。而卫青的外甥霍去病在一次宫廷围猎时，射冷箭杀死李敢。汉武帝包庇霍去病，宣布李敢是“鹿触杀之”。李广的长子长孙就是李陵，也因“善骑射”，被汉武帝认为大有李广遗风，特命他带800名骑兵深入大漠侦查地形。后来李陵以5000步兵转战大漠，被匈奴大军围歼。唐朝开国功臣程知节的3个儿子，有两个都被授予军职，唐玄宗时的名将高仙芝，是高丽人。他父亲高舍鸡从军后，屡建战功，曾任四镇十将、诸卫将军。高仙芝“美姿容，善骑射，勇决骁果”。少年时随父亲至安西，以父亲的功劳起家就是游击将军，到20岁拜将军，与父亲同一级别。

少数民族皇朝统治时期，部族军队的军官都是世袭的。比如女真族建立的金朝，将原来女真族的游猎作战猛安、谋克固定为军职，有战功者往往也授世袭猛安、谋克。蒙古族建立的元朝也将百户、千户、万户之类的军职作为世袭职位。

在汉族皇朝中，明确规定军职世袭的只有明朝。朱元璋或许是为了与世兵制配套，规定军官都授予世职，军官死亡或年满60岁，由嫡长子承袭职位，如果自己没有儿子的，允许兄弟继承。在承袭职位前也要经过骑射测试，第一次没有及格的，只能算是代理职务，领取一半的俸禄。第二年再试，仍然没有及格的，就要充军。但是后来制度废弛，有一战事就有大批冒功被授予军职，而世袭者中顶替冒名的也不计其数，导致军官数量猛增。到明朝建国后100年左右的时候，军职增长了4倍，再到50年后的嘉靖年间，又增长好几倍。当时一次性的大检查，淘汰了几千名军官。但是不久就恢复了老样子。不过明代确实也有不少名将是世职出身的，比如以抗倭出名的名将戚继光就是世职出身，他家世职为登州卫指挥佥事，父亲死后，他承袭职位，因为才能卓著，又被提拔为代理都指挥佥事，主持山东防备倭寇的防务。后来改派挂浙江都指挥司官衔，主持台州、金华、严州防务。

    清朝入关后，吸取明朝教训，严格控制世袭军职。即使是八旗军职也只有在临阵战死的情况下才可以由其子孙承袭，如果子孙尚未成年，可以先发放一半的俸禄。而绿营兵军官战死，子孙仅得”难荫”（有一子可入国子监为监生）而已。1784年乾隆皇帝发布诏书称：“旗员及绿营人员，效命疆埸，同一抒忠死事，何忍稍存歧视。”规定以后绿营军官战死的，也一律授予子孙世职。和明朝不一样的是，清朝世职是一个作官的出身，承袭世职只是挂一个官衔，实职仍然要从基层小军官做起

7、科举出身

    隋朝开始“开科取士”，是以文取士。到了武则天当政，在长安二年（702年），首次举行“武举”考试，考试内容为各中射箭技巧，以及马术、负重等等。以后武举考试兴废不常，在新、旧《唐书》的列传中，提到武举出身的只有一个人，而这个人正是唐朝中兴名将郭子仪。郭子仪出生寒素之家，年轻时“以武举异等”，先是补左卫长史，后来逐步升迁为边防军将领。安史之乱爆发后，率军平叛，成为当时唐皇朝最得力的大将。

    宋朝建立后，进一步规范了武科举的制度，考试内容除了武艺和体力外，还要考“策”（就时政提出建议）或对兵法书籍的熟悉程度。南宋进一步改革，1135年开始由皇帝亲自“廷试”，合格的都赐予武进士，授予武官衔“保义郎”、“承节郎”等名目。但实授的职务往往并非军官。1166年武举进士也比照文科，有第一、二、三名的排名。以后又规定参加廷试的都必须由各地方长官先行选拔，作为“武举人”保送朝廷。这样以来，武科举体系与文科举体系基本相同。1177年明确武科状元之称，状元愿意从军，授予正将之职，第二、三名副将，第四、五名准备将。在当时重文抑武的风气下，很多人只是为谋一当官出身而已，考取后不愿从军。因此两宋时期由武科举出身的名将极少。较为著名一点的有北宋末年的何灌，他在武选登第后即为军官，在与辽朝边境地区任巡检，以善射闻名，号为“何巡检神箭”。后来在“靖康之变”时受命防守汴京，战死疆场。

    明朝建立后，设置武学、武科举。在京师以及卫所设置武学，训导军官子弟。凡10岁以上应承袭军职的子弟的应入学学习。教材为《武经七书》。地方青年可以通过考试获得武学学生资格，号为武生，与文科举生员（俗称秀才）相同。武科举制度与文科举相仿，武生通过乡试（省级考试）武举人，可以到京师参加会试。会试内容曾规定，“先策略，后弓马”，策不中就不可试弓马。但以后改为三场考试，第一场试“马上箭”，第二场试“步下箭”，第三场才是笔试。每3年一次会试，录取进士定额为100人。

由于明朝武科举制度比较长久，武科举出身的军官相当多。比如明中期抗倭名将之一的俞大猷，就是武科举出身。他“少好读书”，学《易》又学剑。考中秀才后因家境穷困，在父亲死后，承袭了父亲“百户”世职。不过他并不甘心，1535年考中武进士，被授予“千户”军职，守御金门。他上书对海防提出建议，却被上级训斥：“小校安得上书？”被责打一顿后罢官。1542年蒙古俺答入侵山西，诏天下举武勇士。俞大猷向巡按御史自荐，得以上京，被送到宣大总督翟鹏处，他和翟鹏论兵，翟鹏几次被他说得下不了台，于是说：“我不应当把你看作武夫。”可是仍然没有用他。好在兵部尚书毛伯温欣赏他，在他回到家乡后任命他为汀漳守备，这位命运多蹇的武进士才真正成为一名带兵军官。以后他长期在东南沿海抗击倭寇，靠战功由都指挥佥事、参将，逐步升迁为备倭都指挥、总兵官。但仍然曾多次被降级、查办，甚至被判死刑、戴罪军前效力以赎死罪。

明朝武科起先没有殿试，因此没有武状元之称。明末崇祯帝锐意求治，想要提拔武科。正好1631年武会试因为考官不公，引起武举人聚众闹事，崇祯帝派人复查，发现武举中能够挥舞百斤大刀的只有两个人，而其中居然有一个人没能中进士。崇祯帝下令将考官全都抓起来治罪，将有关的兵部22名官员贬官。另外派人重新主持考试，录取100名，仿照文科举形式，也分为三甲。崇祯帝亲自调阅前30名考卷，钦定一甲3名。头甲头名为状元是能够挥舞百斤大刀的来聘，当即授予副总兵。这个明朝第一个武状元果然也能够为皇帝尽忠，三年后就在攻打孔有德叛军盘踞的登州时，身先士卒，战死在城头。

清朝入关当年就举行武科举考试，用以笼络汉族好勇斗狠之徒。以后一直与文科举考试同期，每3年举行。凡通过基层考试即获得武生资格（俗称武秀才），可以参加武乡试，另外绿营兵丁也可以报名参加乡试。通过乡试的武举人，以及绿营的千总、把总，通晓文义的可以直接参加会试。会试及格后进入无淘汰的殿试，排出三甲名次，一甲3人，和文科举一样有状元、榜眼、探花之名。首场马射，二场步射、技勇，三场考策、论。

清朝通过这一途径成为军官的人不少。据张仲礼《中国绅士》一书的统计，18世纪末清朝军队中有将近13%的军官是武科举出身。如鸦片战争中著名的“定海三总兵”，葛云飞是1823年武进士，王锡朋是武举人出身。

和文状元很少成为宰相或著名权臣的情况相仿，武状元成为全军统帅或一代名将的情况也很少见。清代武状元中经历比较具有戏剧性的是马全。他是山西阳曲人，原来的名字是马瑔，乾隆十七年（1752年）考中一甲三名武进士（探花），以二等侍卫出为福建抚标右营游击。可这位武探花当官不久就因为和同僚争吵而被夺职，他就改名马全，寄籍在北京的大兴县。1760年再次参加武会试，居然又一次名列前茅。乾隆皇帝亲自主持殿试，见了马全很眼熟，说：“你不就是马瑔吗？”马全赶紧叩头请罪，想不到乾隆皇帝爱才，居然钦点马全为武状元，授头等侍卫。两年后乾隆皇帝下江南，命令他代理江西南昌镇总兵，负责护驾警卫。马全这次尽心尽力，很讨乾隆皇帝喜欢，南巡结束就提升他为江苏苏松镇总兵，以后提升为江南提督，成为绿营最高级军官。1773年，乾隆皇帝发动征讨金川战役，又想起马全，特意将他调来为领队大臣。想不到木果木大营遭到夜袭时，马全殿后掩护，在夜战中战死。乾隆皇帝知道很是惋惜，说：“提督马全乃国家出力有用之人，今力战死事，实堪轸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