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军事制度(4)指挥与调遣

1、朝堂“庙算”

       中国古代国家高度重视军事问题，形成了历代复杂的军事指挥与调遣制度。其主要的原则大概有这样一些：将战略决策权和军事指挥权分离，将军队平时的组织训练权与战时指挥权分离，将军队的人事权与军队的指挥权分离，将战区的指挥权与作战部队的指挥权分离。

       大约从商朝开始，战争的策划都习惯在国王祭祀祖先的祖庙大殿中进行，称之为“庙算”。《孙子兵法》说：“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而况于无算乎！”也就是说在进行战争前先要在祖庙进行战争的推演，推演的结果是获胜的，实际获胜的可能性大，相反推演结果是失败的，实际获胜的可能性就小。

庙算后征发、组编、调动军队的权力也是属于国王的。大约从春秋末期开始，就出现了国王发兵专用的“虎符”。这是一种铸成卧虎形状青铜器具，可以分为左、右两片，左面的一片在任命军队指挥官时当场拆开交付执掌，右面一片保存在国王的宫中。当要发兵时，国王就派出使者执虎符的右片到军营传达命令，指挥官必须严格核对虎符确实为原件无误，然后执行调动出征命令。

这个办法一直沿用到后代，唐朝为了避祖先李虎之名，将虎符改为“鱼符”，改为以左半片留在朝廷，右半片交各地府兵指挥官执掌。不过到了唐末已明确停止使用鱼符征调府兵。著名的南宋高宗以12道“金牌”强迫命令岳飞回师的故事，实际上“金牌”本身并不是调兵信物，只是要求日行500里传递速度文件的标志。少数民族皇朝如辽朝沿用鱼符制度，金朝则有鹿符（中央调兵令牌）、虎符（地方军区调兵令牌）。元朝虽然有铜虎符，号为“虎头牌”，但主要已成为军官的地位的象征，并非令牌。明清军事调动主要依靠书面文件，以印信文件为主，虽然有“信牌”，但只是传递公文、表示官方身份的标志，并不是调兵令牌。

    春秋时期，国君一般都亲自率军出征作战，以后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国君亲自出战的情况到了战国时期就很少见，一般都是委派将军到前线指挥，并授予将军实现庙算所决定的战略目标的全部临战指挥权，仅在和、战等重大问题上才需要向国君请示。据《六韬》一书的说法，当时任命将军的仪式非常隆重，君王要在太庙亲自向将军授予代表国王权威的斧钺，并要说将军持斧钺自天到地都可制裁之类的套语，而将军要向君王表示“军不可从中御”。《孙子兵法》将此归结为将军出征后“君命有所不受”。

    随着后世太多的将军发动军事政变篡夺政权，制度上不再允许“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朝堂不仅要庙算，还需要进一步遥控指挥。朝廷里开始出现皇帝周围的一些亲信组成的实施这种遥控指挥的小班子。如西汉末期“大将军府”，东汉时“尚书台”，唐末到元朝的“枢密院”等等。

    明成祖对一些文臣加上某某殿阁大学士头衔，让他们在皇宫内替皇帝阅读文件，草拟“圣旨”。因在宫殿“大内”办公，组成的工作班子就简称内阁。凡军国大事都要替皇帝处理，军事决策、调兵权力实际上也由内阁掌控，在草拟指令后经皇帝批准下达兵部。从大学士名称来说自然应该是由文官担任的职务，明朝从没有一个武官入阁。文官实际上往往不懂军事，对于遥远的作战地区情况也很少有切身的体会，所以为皇帝草拟、一般总是被皇帝批准的军事指令大多是外行意见。

    清朝入关以前以及入关后初期，王大臣议政会议讨论决定重大军政措施。雍正帝统治时设置军机房，指定一些受到信任的大臣到房，为他起草对当时正在进行中的西北方面战事下达的指令。以后常设，名称也改为办理军机处。这个军机处从此成为清朝的军事决策机构。

和宋、明等朝代发生的情况相仿，清中叶确立起来的这套军事统御体系的效率也是极其低下的。全国军队都要等待朝廷命令才可以调动，指挥官也要等待朝廷命令才可以动身，将领的战场指挥权也受到朝廷的掣肘，作战计划、作战经过都必须随时报告。往往前线已经打了败仗而作战计划还刚刚被皇帝批准。这种情况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因为清朝所面对的军事敌手相对弱小、军事威胁相对统治中心距离较远，而还没有对其军事作战能力发生致命的损害，但当利用海洋迅速调动兵力的英国侵略者打上门来时，这套体制就完全不能应付。而到席卷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农民大起义爆发后，更是难以再维持下去。

 

2、两套监军体制

皇帝要遥控出征的军队，就需要在军队里有自己的耳目，这就是历代的监军制度。监军有文臣，也有太监。

    秦国向各郡都派出“监御史”，这或许是从监察战区的监军职务发展过来的。后来西汉武帝开始委派“监军御史”，到各战区监察指挥官，但并没有授予御史太大的职权。比如汉武帝时有个叫胡建的，在北军中担任“军正丞”（负责军法的军官），他家境贫困，没有车马，经常和士兵一起步行，和士兵关系很好。北军有个监军御史，是个贪官，将北军的军营营墙开了门洞作市场，从军营外运了百货进来高价卖给士兵。胡建并没有权力去审判监军御史，他就和亲近的士兵约好，在某天校阅军队时，他招集这些士兵登上指挥台，将监军御史当场抓起来砍头。北军的各位尉官都不知所措，胡建却不慌不忙取出早准备好给皇帝的上书，其中说：“臣闻军法：立武以威众，诛恶以禁邪。而监御史公然打破军营做买卖，败坏军营勇猛气氛，尤其失理不公。如果按照普通法律来审判，御史是没有死罪。但是按照军法：‘壁垒已定，穿窬不由路，是谓奸人，奸人者杀。’因此我自己做主，将御史处斩，冒死报告。”汉武帝反而觉得胡建敢做敢为，下命令说胡建按军法从事做得对。

    以后各代都有派遣文臣监军的制度。但更出名的是太监监军。这种体制开始于唐朝。唐玄宗依靠宦官帮助发动政变才得以为皇帝，上台后开始任命宦官为将军。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后，派遣宦官边令诚为监军，监督封常清、高仙芝率领的平叛军队。当这支军队打了败仗后，边令诚报告说两个将军无故弃守，唐玄宗立即派人将他们处死。从此太监监军成为惯例。宦官既无军事常识，又因为身处深宫，对于社会缺乏正常的判断能力，只会给皇帝打小报告。更有很多腐败弄权，搅乱军政。如高適上书说：在哥舒翰军队为监军的太监李大宜，“与将士约为香火，使倡妇弹箜篌琵琶以相娱乐，樗蒱（xu pu，赌博）饮酒，不恤军务”；而南阳军队有3个持节都督，好几个监军“更相用事”，这样下去，“战而能必胜哉？”758年由9个节度使率领的唐朝官军集结于邺城，围攻安庆绪叛军，唐肃宗居然不任命总指挥，却是派了亲信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使”，作为总监军。结果60万大军被6万多叛军击溃。

    后世太监监军造成严重后果的当属明朝。明永乐朝以后，开始委派太监监军。太监监军和文臣监军并列，可以直接向皇帝打小报告。文臣监军不能监察自己的朝臣上级，而太监监军正可以监视这些朝臣。不过当时大臣上谏指责说：“今九边镇守、监枪诸内臣，恃势专恣，侵克百端。有警则拥精卒自卫，克敌则纵部下攘功。”直到末代皇帝崇祯，仍然重用太监，各支军队都派太监监军，在边镇的称为“监视”。1635年因朝臣的激烈反对，说这批监军“多侵克军资，临敌辄拥精兵先遁”，撤回全部监军，只留下崇祯帝最相信的太监、号为“知兵”的高起潜监辽东各军。第二年就全部恢复太监监军，还特命高起潜为“总监”。直至明朝灭亡。

 

3、以文驭武

公元48年，湖南一带的少数民族起兵反抗汉朝统治，汉将刘尚兵败战死，当时伏波将军马援已经62岁了，仍然向东汉光武帝请战，说自己还能披甲上马。光武帝亲自看他上马后，才同意他带4万多援军出征。并委派已在前线的朝廷官员“谒者”（官称）宋均为监军。第二年这支大军到达前线，在初战获胜后就陷入游击战的泥潭，不断遭遇袭击，但却找不到敌军主力。暑热季节来临后，传染病在军营中爆发，马援自己也病死在军营中。光武帝很着急，又派了虎贲中郎将梁松赶到前线责问马援，接管指挥权。梁松和马援关系一直不好，到了前线就诬告马援，光武帝一怒之下，就剥夺了马援的“新息侯”爵位。可是梁松自己也没有打赢这一仗的能力，士兵已病死了一多半，而敌军仍然没有投降。宋均见可能要全军覆没，就和诸将商议是不是和对方停战和谈？将军们都不敢发表意见。宋均说：“夫忠臣出境，有可以安国家，专之可也。”于是毅然伪造诏书，派人去和对方谈判，保证不再追究造反罪责。当地少数民族除去了几个好战分子后，纷纷解甲归田。宋均率领军队回朝，还没进洛阳就先自劾“矫制”罪。光武帝却下令嘉奖，派人迎接，赐给金帛，要他先回家探亲，再上朝议事。

这一事件开创了文臣监军具有战略决定权的先例。以后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如果朝廷官员是以“持节”或“假节”为监军的，就是战区的最高统帅，具有实际指挥权；如果仅仅是监军头衔，则只有监督权和指挥否决权，在未接到明确指令前不得接管指挥权；而监军御史只有报告权，没有干预指挥权力。如255年魏国大臣文钦、毋丘俭起兵讨伐司马师，司马师以王基为“行监军，假节，统许昌军”，实际就是统帅。

263年曹魏分两路进攻蜀汉，而以卫瓘为监军。钟会一路由汉中进攻剑阁，邓艾一路经阴平小路奇袭成都平原，监军卫瓘并没有协调指挥权。以后邓艾奇袭成功，蜀汉朝廷投降，而钟会诬告邓艾要谋反，执掌曹魏政权的司马昭即命令卫瓘逮捕邓艾。卫瓘到达军营出示司马昭的亲笔命令，邓艾的部下都放下武器，邓艾被关入囚车。以后钟会自己和姜维连手打算起兵，被乱兵杀死。邓艾的部下又追上囚车，迎接邓艾回成都。监军卫瓘怕再起兵变，接管指挥权，派遣将军田续等在路上截击，将邓艾杀死。

即使没有这样的特别变故，监军对于军事指挥仍具有否决权。如582年隋文帝派出大军进攻南陈，以长孙览为东南道行军元帅，统8个总管出寿阳，水陆俱进，一直打到长江边上，南陈惊恐万分。正好这时陈宣帝死了，长孙览打算乘机过江灭陈，但监军高颎以“礼不伐丧”为理由加以阻止，仍然维持原来只示威、不作战的战略计划，退兵而还。

制度化的文臣领军出现在北宋。朝廷尽量避免某一方面的大兵团有长期的统帅，而是采用临时委派朝臣号为“率（帅）臣”来统领。这种率臣的名目有“都监”、“监押”、“安抚使”、“经略使”、“都部署”、“总管”、“都钤辖”等等，统军的多少、时间的长短、本身的品级等等全无定制。如北宋初年名将曹彬，在后周世宗时以贵戚身份为“河中都监”，当时才20多岁，以后逐步升迁成为名将。宋初还是文武兼用，越到后来越是倾向于“以文驭武”，用文臣来担任率臣。文臣一般是以安抚经略使、都部署名义指挥某一战略方向的军队，并且兼任战区所在州的行政长官，掌军政全权。比如西夏起兵反对宋皇朝，宋朝廷先后在陕西设立4路安抚使：韩琦“管勾秦凤路部署事”兼知秦州，范仲淹“管勾环庆路部署事”兼知庆州，王沿“管勾泾原路部署事”兼知渭州，庞籍“管勾鄜延路部署事”兼知延州。4人互不统辖，又都是文人带兵，造成与西夏的战事打成绵延几十年的持久战、消耗战。南宋正式将安抚使明确为“路”的军政长官，号为“帅”，在一个路内的战区及军队，由安抚使指挥。在包括几个路的大战区则设置“制置使”，都统制受其指挥。

宋朝“以文驭武”的政策在明中期后又全面恢复，跨省的军区、战区的总指挥由朝廷临时委派的文臣，以“总督”、“总理”、“总制”某地军务的名义担任；另设“巡抚”某省兼“提督”某地军务名义的朝官来指挥省以下的军事活动。明中期以后陆续设了15个总督和总理，29个巡抚，辖区遍及全国。清朝在大规模战争停止后，也全面采用明中期后的制度，明确总督为跨两三省的大军区总指挥，指挥区内的绿营兵，但仍然挂都察院右都御史（从一品）的官衔；巡抚为各省的绿营兵总指挥，挂兵部右侍郎（正二品）的官衔。总督和巡抚各自都有直接指挥的绿营兵部队（督标与抚标），和绿营兵的武将提督、总兵、副将所属的各镇、各协绿营兵部队互为牵制。总督、巡抚理论上也是临时职务，并没有正式的衙门，也没有设置衙门的预算。其属下配备的从属官员只有副官性质的文、武巡捕，总督、巡抚要自行组织起军事指挥部性质的“幕府”，聘请编外人员帮助处理军政事务。

 

4、“兵无常将、将无常兵”

    中国古代军队在调动时很少是成建制调动的，几乎总是要打散军队原来的编制，另行整编为战斗部队。这样一来，平时带兵的军官和战时指挥官往往是两个序列的，这就是所谓的“兵无常将，将无常兵”。这实在算得上是中国一个特有的军事传统。《孙子兵法》中人们最经常提到的名句就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可是这一传统政策却和这句名句相反，往往使得将领被迫在并不熟悉自己所指挥部队的士气、训练程度的情况下将士兵投入战斗，所以要做到常胜实在是太难了。

    这种情况在战国秦汉时代有着兵役制度上的原因。当时的国家还难以供养大规模的常备军，也不可能按某地平时兵农合一的士伍编制全部征发作战，否则就会影响农业生产。所以只能将农民士兵抽调部分，另行编组成作战部队。原来平时编制下的地方军官也不能全部都上前线，还是要有军官留下负责未服现役士兵的管理和地方治安。在现役士兵集结地区，需要有其他军官来带领、指挥新编成的部队，并将之带到前线，投入战斗。战争结束后，集结的现役士兵大多退役回家，战时指挥官也要回朝交出符印。

东汉开始建立小规模的常备军队，长期服役的士兵对于领兵军官逐渐形成依附关系，东汉末年地方军阀强行掳掠人口为士兵，军队开始以将领名字命名，成为私家军队。“部曲”一词从原来的军队战时编制逐渐演变为一种没有独立身份的社会阶层。这种情况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一再重复，称之为“骄兵捍将”，被认为是造成长久战乱的主要因素。因此到了北周隋唐时期实行府兵制，强调的是士兵与领兵军官分离，士兵轮流服役，平时地方管理兵役的军府并不负责战时指挥，而在战区或军区的指挥官面对的是轮番而来的、服役期仅为几个月的士兵，难以形成人身依附关系。真正做到了“兵无常将，将无常兵”。

    然而任何事物都有好坏两个方面。府兵制防止了军阀势力形成，但是造成军队成员不稳定，在一般情况下还可以应付，到了长时间的、大规模的战争时期，这套制度就难以保证军队有足够的战斗力。于是唐朝的边防军率先开始职业化，由将领自行招募士兵，特别招募少数民族士兵。比如安禄山、史思明等都是加入唐朝边防军后逐步升迁为将领的，当看清唐朝中央军队已失去威慑力后，这两个野心家就发动了叛乱。

    北宋在军阀混战中脱颖而出，自然注意到防止将兵形成连带关系的危险。其制度处处设计预防将兵之间出现连带关系。招募（当时称“招刺”）士兵的军官不是管理士兵的军官，平时管理士兵的军官也不训练士兵，训练士兵的是专门的“禁军教头”。《水浒传》里王进、林冲都是禁军教头，这并不是一个官称，其地位比禁军士兵并高不到哪里去。禁军轮流调动到外地镇守以及出战，以营基本编制调动，由“指挥”带队。不过整个战斗部队的编制是临时编制的，指挥官也由朝廷临时指派。总的原则是“兵无常将，将无常兵”。

可是北宋中期已暴露出这种制度造成禁军战斗力下降的问题，到了北宋末年金兵入侵，各地自行组编军队，稍加训练便投入战斗，以后这些军队先后转战来到南方地区，仍然由组建的将领指挥。并往往以将领的名字称呼，比如岳飞的“岳家军”。这对于南宋皇朝来说实在是太危险了。当与金朝的和议一成功，立即用加官进爵办法逐步架空这些将帅，重新贯彻“兵无常将，将无常兵”的政策。

    明朝建立后，历史再一次开始循环。卫所制的军队编制和唐朝的府兵制有几分相象，每个卫所总要留下种田的兵，能够调动出征的士兵只占一小部分，由朝廷临时委派的指挥官指挥。于是唐、宋的情况再次出现，当在实战中军队战斗力日益下降时，明朝廷又被迫允许将领们组建并自行训练战斗部队。最著名的就是戚继光组建，后来以他姓氏命名的“戚家军”。明末农民大起义爆发后，明朝军队都以此为榜样，朝廷也难以严密控制，以至于很多军队都具有私人军队的性质，士兵只知道招募他们的将军，不知道有朝廷。福王在南京成立第一个南明政权后，高杰、黄得功、左良玉、刘泽清等将领各拥重兵，并没有象南宋初年三大将那样以效忠朝廷为要务，反而为了争夺地盘摩擦不休，其中的左良玉甚至以“清君侧”为名大举进攻南京，直接导致福王政权的覆灭。

    满清对于汉族人组成的绿营兵采取了历史上最为彻底的“兵无常将，将无常兵”。绿营兵平时驻扎的塘、汛极其分散，当征调绿营出征时，要由朝廷军机处发出调令，从各个标、协、汛抽调士兵，征调兵员数额都精确到个位数，零星凑齐到指定地点集中，由朝廷临时指派的指挥官接替指挥，带队前往战区集结，接受战地总指挥官的指挥。这是虽然不可避免地带来战斗力不强的弱点，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清朝并没有遭遇到劲敌。但到了18世纪末发生湖广地区的白莲教起义，已暴露出绿营兵战斗力严重不足的问题，最后是依靠各地组织“团练”（民兵性质的地方武装）才得以将农民起义镇压下去。

戚继光总结明朝军队的教训，认为“兵无常将，将无常兵”是最大的弊病，因此他在《练兵实纪》等著作中强调必须要由领兵将领来亲自主持招募各级军官、各级军官亲自招募并编练士兵，才能实现“万人一心”，才能使军队具有强大的战斗力。这对于亲身体会到历史上最严格的“兵无常将，将无常兵”弊病的晚清朝廷中一些有头脑的人来说，实在是莫大的启示。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绿营兵连战连败，地方团练更是一触即溃。当1852年曾国藩被清朝廷任命为团练大臣时，他立即建议“以练兵为要务”，成立按照“戚家军”方法的新军队，使这支军队“诸将一心，万众一气”，才可以对抗并进而消灭太平军。他迅速在湖南组编起“戚家军”模式的“勇营”，后来就叫“湘勇”、“湘军”。这支军队组织方面的特点是“营官由统领挑选，哨弁由营官挑选，什长由哨弁挑选，勇丁由什长挑选”，实现“将兵一体”。以后淮军也按照这一体制编练，终于得以帮助清皇朝渡过统治危机。但是历史再次重演，湘军、淮军的优点也就是它的缺点，和历史上每个朝代末年情况相仿，这种军队逐渐成为将领、而不是朝廷的工具。并且成为近代中国军阀的滥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