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兰克林家族的两个办报人

作者：戴维·塔尔博特David Talbot

原载www.Salon.com，转载《交流》2005秋季号

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开创了美国的新闻自由，然而是他钟爱的外孙本杰明·富兰克林·贝奇Benjamin Franklin Bache的奋斗和献身才给了它生命。这两位卓越的早期美国人的故事提出了当今依然中肯的问题：如何保持有活力的新闻自由？媒体的导向应该是不偏不倚的还是有党派倾向的？如果新闻工作者认为总统班子威胁着国家的价值观和辐祉时，他们应该积极地冒险对抗它吗？虽然富兰克林和他的外孙都是狂热的民主主义者和对精英治理的批评者，他们对这些问题的不同答案都予以接受。今天的美国媒体在搞清这些问题时，也同样有分歧的看法。

本·富兰克林23岁时，于1729年在费城Philadelphia开始发行的《宾夕法尼亚公报》Pennsylvania Gazette，在很多方面当属首家现代美国报纸。它将新闻、舆论和道听途说、性建议和耸人听闻的犯罪报道结合在一起。富兰克林——一个不能忍受清教徒式的情感压抑的思想启蒙运动者——醉心于发行一张不仅能反映他的进步政治观点、还有他那世俗的、有时是近乎淫秽意识的大众性报纸。

但作为一个报纸发行人，富兰克林绝不是一个征战者。早期的美国报纸经济基础脆弱，依赖的是少量的读者和势单力薄的商界。当时的发行人叫做“排版工”，因为他们大多数将编辑责任和操作手摇印刷机的令人筋疲力尽、肮脏和实在是令人厌恶——经常要用手拧干浸泡在尿液里的给活字上墨的羊皮球——的工作合并在一起，得罪不起太多的读者和刊登广告者。因此，相信稳妥商业实践的富兰克林依靠他的狡黠的才智并躲在虚构的署名后面阐述他的主张。

用富兰克林的话来说，他依然经常“受到不同人士不友善的批评和谴责，因为他刊登了他们说不该见报的内容”。1731年5月27日，为了回应批评者，这位年轻的报人发表了著名的社论《为排版工辩白》。对此沃尔特·艾沙克逊Walter Isaacson在他所著的出色的富兰克林传记中写道：“这篇社论始终是对新闻自由最好和最有力的捍卫。”

富兰克林在他笔触冷峻和尖刻的文章中为之叫好的新闻界不是个狂热的派性新闻界，而是一个向各种对立观点敞开大门的新闻界，它们的观点可能反映、也可能没有反映发行人的观点。富兰克林指出：出版是一种行业，就像制鞋业或木工行业，但做的不是靴子或板凳，而是印刷“大众的意见”，它们“几乎和人的面孔一样各不相同”；再者，“如果所有的印刷者都得等到他们确定不会冒犯任何人时再决定印什么的话，那就没什么东西可印了”。

富兰克林以他典型的幽默方式，用一个骑驴的人和他儿子去市场的寓言来说明他的观点。这个人骑着驴，他的儿子不得不走路，因此遭到了一个过路人的批评，那人要他和儿子一起骑驴；结果另一个过路人又指责他使那可怜的牲口负担过重，他只好立即下驴；可是下一个过路人又尖锐的骂他儿子是个“不知好歹的、无赖的小混蛋”，竟让他的“上了岁数的老爸在路上蹒跚而行”；当儿子下驴和父亲一起走路时，却又被另一过路人讥讽为“一对无知的笨蛋”，有驴不骑非要走路。父亲终于不堪忍受，对儿子说：“到下一座桥上把驴扔到河里，它就再也不会给我们惹麻烦了。”

可是富兰克林发誓：他绝不会从桥上扔掉他的“驴”，“我将继续经营我的报纸，我不会烧掉我的印刷机和熔化我的铅字”。

富兰克林写道：印刷工的责任不是避免争论，而是确保争论双方在他的出版物中都能落脚。如艾沙克逊所言“概括了启蒙运动关于言论自由的立场”和“如今用框架挂在新闻室墙上”的富兰克林的那句名言：“印刷工被灌输的信念是：当人们意见分歧时，双方都应有被公众聆听的同等机会；而当真理和谬误公平竞争时，前者总能胜任后者。”

富兰克林还在不那么高尚的层面上，也以仍然被各地小报发行人采用的论点，为印制一些黄色内容辩护：不要怪我们，怪读者吧！是是他们所要的。“如果印刷工有时印制不值一读的恶意的或愚蠢的内容，可能并不因为他们自己赞成，而是因为人们受的教育谬误有毒以至好的东西得不到鼓励。”富兰克林讥讽地说道：“如果对无聊的读物和大卫的诗篇的一个出色版本加以选择的话，哪个从书架上飞下来是没什么可吃惊的。”

在日后一期的《公报》上，富兰克林为闲言碎语的题材提出了更具有挑衅性的辩解：它打击有钱有势的人的嚣张气焰。富兰克林写道：“它常常是防止有权势、精明、居心叵测的人变得过分得势的手段。当有着100只眼睛和1000个舌头细察一切的指摘很快发现、并同样迅速地把他们每一条最小的罪行或他们性格中最微小的缺陷向四面八方加以扩散。这就折断了他们野心的翅膀。”

正如艾沙克逊所说，事实上尽管富兰克林“在《公报》上玩笑似的为闲言碎语辩解”，但实际上他并没有陷得太深，而是被“他性格中较为认真的另一半所制约——他总是决心不说任何人的坏话”。这位注定要成为受人尊敬的开国元勋并非不屑于刊登有刺激性的故事，其中包括载有《为排版工辩白》那一期后一周发表的故事：一个男人发现他的老婆跟一个名叫“石匠”Stonecutter的男人上床后，持刀冲向他的竞争者，引出了富兰克林在报道中使用的有关阉割的逗乐的双关语。

作为一名精明的商人和人民大众的一员，富兰克林知道发行一张成功报纸的诀窍，即提供给读者一份有吸引力的高低层次兼有的混合读物。这是当今革新发行的人们基本上忘之脑后的的窍门。他们在古怪的信念下劳神费力地工作：认为灌输干巴巴的愤慨言论和道德说教就能拢住读者。

1748年，富兰克林42岁（正是他寿命的中点）时从艰苦的印刷业退休而献身于政治、科学和外交。他能挂起印刷工的围裙，与其说是他的报纸的成功，还不如说是他那本特许发行的鼓励人们自助修身的《穷汉理查年鉴》Poor Richard`s Almanack带来的丰厚的盈利，它每年卖出了在当时是惊人的一万册。

富兰克林将办报的癖好传给了钟爱的外孙本尼·贝奇。而本尼最终丢弃了他外祖父有关回避派性的忠告，创办了独立后美国最有影响、也是最有争议的出版物——《曙光报》Auro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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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本杰明·富兰克林·贝奇的生命短促，但却有电影似的传奇。1776年他7岁时，随同他那著名的外祖父历史性的出使法国（在这次使命中富兰克林将争取法国对于北美独立的支持，以拯救革命，以后又和英国协商了和平条约）。他在返回费城自己家以前在法国待了9年。他在上层人士子女就读的法国和瑞士学校受教育，并在哲学家伏尔泰去世前不久接受他的祝福。伏尔泰将满布皱纹的手放在男孩头上，用英语说“上帝与自由”。后来富兰克林将贝奇委托给法国著名的印刷名匠弗朗索瓦·迪多，学习浇铸活字的技艺。

1790年，享年84岁病逝在费城家中的富兰克林临终前把贝奇叫到床前，握住他的手，将自己的印刷设备遗赠给他21岁的外孙。

作为美国纪念碑式人物宠爱的继承人，本尼·贝奇受到费城上层社会的欢迎，被认为是最宜做乘龙快婿的青年。他这样一位显要的绅士受到有地位的朋友们的鼓励，用他祖父的印刷机来从事受人尊敬的书籍出版行业。

但是，贝奇的血液里流着报纸的油墨，就在富兰克林去世后不久，贝奇就推出了一份费城报纸。抱着商业赢利的期望，他起初将报纸定名为《大众广告报》General Advertiser，4年后改名为《曙光大众广告报》Aurora General Advertiser，最后当他的商业成功梦想被更具有神圣意义的抱负取代时，就干脆称它为《曙光报》。

“开始时，贝奇还忠实地遵循他外祖父在《为印刷工辩护》中奠定的政策，在创刊的那一期中承诺他的报纸将是中立公正的”，历史学家杰弗里·L·帕斯利Jeffrey L.Pasley在他的《印刷工的专制》The Tyanny of Printers一书（该书非常吸引人，丰富详尽地记述了新闻自由是如何从早期美国兴起的编辑印刷工和占统治地位的联邦主义精英之间的尖锐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这样写道。但是，为时不久，贝奇厌倦了这种特意不冒犯人的新闻报道风格，并被乔治·华盛顿总统的君主主义倾向所震惊——他率领他的报纸投入了与联邦主义势力的斗争之中。

正如帕斯利所写：“贝奇的党派倾向是代价昂贵、需要大勇气的信念……这位年轻的编辑对全面投入正在冒头的党派争斗是有严重保留的。过一种与政治无关或保守的费城贵族那样的隐蔽生活会轻松得多，但是贝奇希望顶住这种诱惑。他写道‘当（政治）要明确划分时，我希望我站在它正确的一面’。”

由于他自己无可挑剔的革命传统，贝奇对国家第一任总统毫不畏惧，将其视为一个军事骗子和想当国王的人，1797年华盛顿任职期满时，贝奇在《曙光报》上登载了大量猛烈抨击国家元首的报道，在其任职的最后一天，号召为结束“政治的极不公正”和“合法的腐败”而举国“欢庆”。

这种对美国领导人越来越多的鄙视——在华盛顿的继任者约翰·亚当斯执政期间有增无减——贝奇在费城的有地位的老朋友们觉得太过分了，他们激烈攻击他，在上层社会圈里冷落他和他的夫人，并抵制《曙光报》。由于登广告者的离弃，贝奇的损失与日俱增，在他担任发行人的8年里，《曙光报》亏了近2万美圆。但是贝奇和他的夫人即出版合伙人——圣克罗伊St.Croix的一名蔗糖种植园主的女儿玛格丽特Margaret——却锲而不舍，将他们名们望族的朋友换成了用帕斯利的话说是“熟练的印刷工、报纸撰稿人和街头及小酒店活动分子的社会下层”，并把他们的家和市场街Marker Street上同一幢楼里的报纸办公室变成了激进共和主义的总部。

亚当斯当选后，联邦党人对贝奇的仇恨发展为[迫害。1797年春，他在费城码头区参观一艘船时遭到一名年轻联邦党人的袭击而受重伤。亚当斯政府却将伤害贝奇的凶手派往法国出任外交官作为奖励。第二年，贝奇在外时，一伙醉醺醺的联邦党人包围了他的家并恫吓他的妻子和孩子，后被邻居赶走，这些袭击使这位发行人琢磨是否“也许要是我被人宰了，的确会使一些人心满意足”。

贝奇的敌人可能并不真想杀他，但要他坐牢是肯定的。第二年国会中的联邦党人推出了臭名昭著的《煽动罪法》Sedition Act并使之通过。托马斯·杰斐逊评论说，这是一个直接针对他的共和主义同盟者本杰明·富兰克林·贝奇的法案。1798年6月26日，一名联邦执法官逮捕了贝奇，并指控他犯有“诽谤总统和行政当局”罪。在缴纳难以承受的4000美圆保释金的艰难情况下，贝奇被迫向朋友们求助，《曙光报》和他的家人挣扎在毁灭的边缘上。

贝奇饱受经济和法律困难外，又增添了侮辱：他遭受了一名为威廉·科贝特William Cobbert的反共和主义画家连珠炮般的个人诽谤攻击。科贝特在他取名得当的报纸《豪猪公报》Porcupinee`s Gazette上使贝奇毒箭穿身，说他是一个“臭名昭著的拿法国人钱”的出版人，是“妓女养的印刷工的儿子”，对他严加处分就像对“土耳其人、犹太人、雅各宾分子或一条狗”那样。并且还要求取缔《曙光报》。

贝奇的生命处于最低谷——甚至他的父母也因他的新闻转战而与他断绝关系——他转向热爱自由的美国人，敦促他们以订阅《曙光报》来拯救它。他们真的这样做了。因《煽动罪法》而忧心忡忡的数以百计的新读者订阅了该报（以相当高的一年8美圆的报费）。如帕斯利所写，贝奇更惊奇的发现许多赖帐的订阅户——这在早期报业是个普遍现象——突然将欠费缴清，少数订户居然还预付了下一年的报费。四面楚歌的贝奇被这种喷涌而来的支持几乎感动得落泪。他感激的写道“国内自由的敌人的恶言中伤没有使本编辑失去大多数同胞对他的好感”。贝奇发誓说他不会辜负他的支持者，他将继续战斗，不会被那些“让权力的强光照射的头昏眼花的小人的恶意中伤”所吓倒。

1798年9月7日星期五，就在写了上述这段话后没几天，贝奇病倒了，成了肆虐费城的黄热病的受害者。贝奇夫妇先前的上流社会的朋友们纷纷逃往乡下，但是这位报人和他的妻子已经无力负担这种避难的需要了。帕斯利写道，“无论如何，这位编辑决心监守岗位”。第三天，贝奇病故，年仅29岁。

《曙光报》没有随它的创办人消失。悲痛的玛格丽特·贝奇发誓要继续办下去。在新编辑威廉·杜安William Duane的帮助下，她如愿以偿。贝奇临终前指定狂热的美籍爱尔兰人杜安为继承人。后来杜安娶了玛格丽特为妻。他使《曙光报》更上了一层楼，达到全国知名的新水平。并利用它的势力帮助创建了民主党。1800年，杰斐逊将其竞选总统获胜归功于《曙光报》以及和有同样指导思想的其他报纸，称赞它们点燃起一场“公众思想上的革命，阻止了我们的政府走向君主制的快速步伐”。

本·富兰克林很可能不会希望他那么钟爱的外孙经历如此动荡的生活。富兰克林自己一生以幽默和谋略在政治风暴中航行，他从不将他的财富下注在新闻征战上。富兰克林擅长精心制造高度依赖消遣性素材、而不只是深思熟虑的政治和道德思想的混合性的报刊内容，还善于经营像《穷汉理查年鉴》那样赢利性副产品业务。但是时代变了，有时怀有公益思想的新闻工作者处于更为动荡的环境中，就如本杰明·贝奇那样。由于在革命中产生的新的统治精英们准备将自己安置在美国君主政体之中时，他决定不能再听从他外祖父保持不偏不倚的忠告。

或许在这方面，他还是走上了他外祖父的道路。正如艾沙克逊指出的那样，因为富兰克林是开国元勋中最民主的，甚至比杰斐逊更主张平等。父亲是一个肥皂和蜡烛制作者，当印刷学徒起家的富兰克林，真正相信普通百姓的权利和美德。正是这些普通的男女、这些热爱自由的人们在本尼和玛格丽特夫妇被赶出费城的贵族圈子时，和他们交朋友。也是他们——这些相信用美国人的鲜血赢得的言论自由的宪法原则神圣不可侵犯的人们——在贝奇和他的报纸最艰难的时刻团结在他的周围，并使《曙光报》继续光芒照人。

“国会不得制定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的法律”：这些是与过去勇敢决裂的人们写在羊皮纸上挑战的词语。这些只是言词而已，直到本杰明·富兰克林·贝奇那样勇敢的新闻工作者在政治搏斗中将它们铸成了闪亮、不折的金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