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军事制度（5）“兵礼”与军法

 五、“兵礼”与军法

    1、“兵礼”的崩溃

    据儒家的归纳总结，西周时期的“五礼”中就有“兵礼”。兵礼既包括交战的规则，也包括了军队中的各类礼仪和纪律。

公元前638年，宋国纠集了卫国、许国、滕国一起进攻郑国。宋国是商朝灭亡后的商族人国家，西周之初受到周族诸侯国家的严密监视。春秋时期宋国开始摆脱被周族诸侯国家监视地位，而宋国的国君宋襄公更进一步，想步第一个称霸诸侯的齐国国君齐桓公的后尘，来当中原诸侯各国的霸主。当时郑国已沦为楚国的附庸国，因此宋襄公打算通过这次征讨来树立他在各诸侯国的称霸地位。宋国的司马子鱼劝说他：“上天在很久以前就抛弃了我们商族，您想要振兴宋国，恐怕是违背天意的。”宋襄公不听。楚国为解救郑国，直接出兵进攻宋国。宋襄公亲自率领宋军在泓水（今河南柘城西北）迎击楚军。宋军先排列好了阵势，而楚军还在渡河，司马子鱼建议乘着敌军在渡河的机会发起冲锋，宋襄公不同意。楚军上了岸，正在排列阵势的时候，司马子鱼又建议赶紧冲锋，宋襄公又断然拒绝。等到楚军排好阵势后，宋襄公才下令冲锋，可是由于宋军实力弱于楚军，结果打了个大败仗，宋襄公自己大腿受了伤，卫队也全部被消灭。

宋襄公带着残兵败将回到国内，宋国人都一致谴责他。宋襄公为自己辩护说：“君子打仗时对于已经负伤的对手就不再伤害，不捉已经有白发的俘虏。古代军队作战时从不乘人之危发起进攻。我们商族是亡国的后代，不能向尚未排列阵形的敌人发起冲锋。”司马子鱼说：“您不懂打仗。敌人比我们强大，队形混乱不成阵势，这是上天给我们的好机会，乘机冲锋，有什么不可以的？即使是这样还难说一定获胜。而且对方都是我们的死敌，就是老头，抓到就是俘虏，哪里还要管他有没有白头发？我们训练军队就是为了杀敌，为什么不可以多次杀伤敌人？如果不想重复伤害，那就不如别去伤害；要愛护敌人的老年人，还不如索性就不打仗。”宋襄公由于泓水战役中的负伤，在第二年死去。

宋襄公因为这次战役的指挥而遭到后世的一致嘲笑，记载这个故事的《左传》一书显然就是站在他的对立面——司马子鱼的立场上的，而后来毛泽东在他的军事名著《论持久战》中更是将宋襄公的举动称之为“蠢猪式的仁义道德”。

从历史的角度看，宋襄公很可能是在遵循西周时期诸侯贵族之间的交战规则，只不过到了春秋时期这种规则已经过时，不再被人们遵守，而宋襄公企图以严格遵守交战规则来表示自己是“周礼”的真正捍卫者，进而为自己中原称霸找到理由，结果是落得个受人耻笑的下场。

从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记述以及议论中，可以发现在西周以及春秋早期，确实存在一些基本的交战规则。比如儒家的《礼记·月令》一书认为在春天不可发动战争，只有到了立秋这一天，国王带大臣到西郊“迎秋”后，可以开始发动战争。《春秋公羊传》称西周的“兵礼”是“不斩祀，不杀厉，不获二毛”，不破坏别国的祭祀设施，不俘虏有白发的人；“不加丧、不因凶”，对于正在为国君服丧、以及有灾荒的国家不得发动战争。宋襄公所说的双方应都排列阵势后再进行交锋，不要对伤员再加伤害，这也应该是西周“兵礼”的内容。兵家著作《司马法》也说西周作战要“成列而鼓”，“逐奔不过百步，纵绥不过三舍”（战场追击不要超过100步，战役追击不要超过3天的行军）。

春秋晚期到战国时期，这些交战规则已被抛弃。人们已经认为“战阵之间，不厌诈伪”，《孙子兵法》“兵不厌诈”、“勿击堂堂之阵”、“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等等的理论已被人们普遍接受。

 

2、“两国交兵，不斩来使”

在后世流传下来的交战规则主要只有“两国交兵，不斩来使”。

春秋时期诸侯派出的外交使节是不可侵犯的。公元前596年楚国派出申屈出使齐国，楚庄王特意嘱咐不要从宋国经过。宋国执政华元听说了，觉得这是对宋国的莫大侮辱，就设伏击杀死楚国使者。楚庄王为此“投袂而起”，出动大军包围宋国国都整整9个月。宋国派出使者到晋国告急，晋国上一年刚被楚军打败，不敢冒与楚国全面冲突的危险，只是派解扬为使者劝宋国坚守，不要投降。解扬经过郑国，被郑国抓起来交给楚国。楚庄王亲自接见解扬，企图买通他，要他向宋军喊话，说晋军不再提供救援，断绝宋军的希望，解扬不同意。经楚庄王几次威逼利诱，解扬才答应下来。可是当解扬来到了望城中的楼车上，就大声疾呼，说晋国援军不日就到，请宋国无论如何要坚持下去。楚庄王大怒，解扬说：“我答应你的条件只是为了实现使命，现在使命实现了，请立刻处死我。”楚庄王无话可说，反而释放他回晋国。长期围困而无战果，楚庄王打算退兵，可申屈的父亲拦在车前，说：“我儿子不惜生命以完成国王的使命，难道国王要食言了吗？”楚庄王无言以对。申屈父亲建议在宋国建造住房、耕种土地，表示要长期占领宋国，宋国就会表示屈服。宋国见楚军不肯撤退，就派华元为使者来谈判。华元半夜里潜入楚军大营，劫持了楚军统帅子反，说：“我的国君要我为使者来谈判，现在城内确实已是‘易子而食，析骸以爨’，但是如果订立城下之盟则情愿举国牺牲。贵军退到三十里外，我国唯命是听。”子反就在睡床上保证做到。第二天报告了楚庄王，楚军真的退30里外，和宋国停战，双方保证不再互相欺瞒，华元作为这项和约的人质到楚国居住。

后世将这一交战规则称之为“两国交兵，不斩来使”。历史上最著名的战时两国使节以礼相见的故事是“彭城相会”。450年南朝刘宋与北魏发生战争，刘宋发起北伐，先胜后败，战略据点彭城被包围。江夏王刘义恭率领军队死守彭城（今徐州），北魏太武帝想一举打过长江，派出李孝伯为使节进彭城劝降。刘义恭派了张畅为代表与李孝伯谈判。两人都是当时的“名士”，互相代表各自的君主赠送礼品，尽管处在极其残酷的战争环境，但他们在谈判中却仍然是文质彬彬、礼貌周全。这次谈判本身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结果，可双方的礼节及言辞，一直被后世誉为战场佳话。

 

3、京观与“坑”

公元前597年楚军在邲（今河南武陟东南）战胜晋军，这是一个空前的大胜仗，大臣潘党建议将晋军阵亡者的尸体堆筑为“京观”，说：“我听说打败敌军后．要留下纪念物给子孙，使他们不忘武功。”而楚庄王却说：“武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要‘止戈’，力求不再使用兵器。国家用武是为了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做到了这7件才可以使子孙不要忘记武功。现在我使两国子弟暴尸野外，是残暴；出动军队威吓诸侯，未能戢兵；暴而不戢，也不能保大；晋国仍然存在，也不算有功；这场战争违背民众意愿，不能说安民；自己无德还和诸侯征战，何以和众；让别国混乱以为自己的荣耀，也不丰财。7项武德我一项都没有，怎么能够让子孙纪念？而且古代圣王是讨伐不敬者，将罪大恶极者筑为京观，是用这种最重的惩罚来警告坏蛋。这场战役中的阵亡者都是为了自己的国君尽忠，怎么能够将他们筑为京观？”下令将晋军阵亡者妥善埋葬。

从以上这段《左传》的记载来看，当时习惯都将战败一方阵亡者筑为京观，战胜的一方将战败一方阵亡者的尸体堆积在大路两侧，覆土夯实，形成一个个大金字塔形的土堆，用以夸耀武功。楚庄王另行解释了筑京观的意义，而《左传》的作者显然是赞同楚庄王的说法，因此有意略去春秋时期所有有关京观的记载，并以楚庄王的这段话来批判将普通阵亡者尸体修筑京观的行为。

司马迁写《史记》也继承这一传统，认为战争中的阵亡者都是各为其主，并没有罪过，不应该被修筑为京观。秦军在长平大战中战胜赵军，秦军统帅白起无法处理多达数十万的战俘，索性将战俘全部屠杀，并将赵军士兵尸体堆积为京观。司马迁特意用“阬”来表示这件事，“阬”字的原义是高大的门楼，而“观”与“阙”相通，也有门楼的意思。而“阬”与“坑”又可借用，也往往写作“坑”。在《史记》中这样的记载很多，比如秦始皇在秦军攻下他少年时曾居住过的邯郸后，就下令将曾经欺侮过他的人全部“坑杀”，又“坑”460多个对他有怨言的儒生。而项羽也曾“坑杀”襄城守军，“坑杀”新安的20多万秦军战俘。

后世的史籍一直都保留这个传统，比如《汉书》记载王莽篡汉时将反对他的刘信、翟义、赵明、霍鸿等人及其亲属全部“坑杀”，但该书所载的王莽关于诛杀这些人的诏书中，明明白白地写着是要将这些人的尸体堆土，筑为“方六丈，高六尺”的京观，上面再树6尺高的旗杆，写上“反虏逆贼鲸鲵”。可见“坑”或京观、武军实际是一回事，都是指将尸体堆积封土，只是史学家认为是合乎楚庄王所言的惩治罪大恶极者标准的、或者至少是将阵亡的敌军尸体堆积封土的就称为“京观”；而认为根本是滥杀无辜、或者是屠杀战俘后将尸体堆积封土的就称之为“坑”。

见于史籍的这种“京观”记载很多。比如418年夏国进攻关中地区，将东晋军队阵亡士兵的首级堆积为京观，号“骷髅台”。隋炀帝征高丽失败，高丽国将隋军阵亡者尸体筑为京观，631年唐太宗派遣使者到高丽交涉，拆毁京观，收拾隋军骸骨，祭而葬之。784年军阀李希烈叛军进攻蕲春，被李皋打败，“斩首万级，封尸为京观”。936年辽国帮助军阀石敬塘消灭后晋政权，将后晋皇室成员以及晋军将士尸体都埋在汾河岸边，“以为京观”。986年辽军在莫州打败宋军，将宋军尸体筑京观。1410年明朝大将张辅进攻安南，击败安南军队，杀死2000多名战俘“筑京观”。

    有关“坑”的记载就更是史不绝书，几乎每个朝代都有。比如《后汉书·袁绍传》记载200年曹操与袁绍军在官渡决战，曹操险胜，将一支被迫投降的袁军部队“尽坑之”。而《三国志·魏本纪》就不提这事。《晋书·载记》所记载的十六国大乱时期，有关“坑”的记载不胜枚举，如310年石勒攻晋冠军将军梁巨于武德，“坑降卒万余”。317年前赵刘聪镇压平阳贵族，“坑士众万五千余人，平阳街巷为之空”。320年石虎击败前赵刘曜，“坑士卒一万六千”。321年石勒“坑”晋军曹嶷部的降卒3万人。349年石虎死后，几个儿子争夺帝位，小儿子石冲战败，“坑其士卒三万余人”。还有大量将战败方战俘“尽坑之”的记载。这些“坑”并非活埋，该书记载401年后秦等长期围攻后凉吕隆占据的姑臧城（今甘肃武威），城内缺粮，但吕隆不准百姓出城，将企图逃出城的百姓“尽坑之，于是积尸盈于衢路”。可见该书的“坑”记载实际就是将受害者尸体堆积封土的“京观”。唐太宗征高丽时，“收靺鞨三千三百，尽坑之”。

 

    4、“殉阵”与“衅鼓”

    祭祀神灵、祈求神灵保佑战胜，是古代军队最重要的礼仪。这种庄重的礼仪同时也是用来坚定将士的必胜信念。

儒家经典称西周时凡出动军队都要举行大规模的祭祀仪式，屠宰牛羊献祭祖先、社稷（土地与谷物神）。全体出征将士列队，屠宰后的牛羊还要在队列左右转一圈，号为“殉阵”，并宣布“不用命者斩之”。统帅亲自将牲血淋在军器上，号为“衅”，象征性的将作战使用的旗号、战鼓、金铎、兵器等淋上一点牲血。奇怪的是淋过牲血的战车却要放回库中保存。祭祀结束后的牛羊煮熟了，即“胙肉”，分给将士们享用。

从《左传》的记载来看，春秋时期仍然保留这样的传统。而且可以知道当时往往是将敌军的俘虏当场杀了作为祭祀品，并将其鲜血淋在战鼓上，号为“衅鼓”。比如公元前627年崤山战役中秦军全军覆没，孟明视等3个将军被俘，后来晋国因国君夫人的请求释放了这3个将军，但又反悔，派兵追击未及。孟明视在船上高喊：“承蒙晋君恩惠，不以我们衅鼓，让我们回国接受本国死刑。如果万一不死的话，3年后再来拜访。”

公元前537年，吴国与楚国发生战争，吴王派了自己的弟弟蹶由去犒军，半路上被楚军俘虏。楚王要将蹶由“衅鼓”，还调侃地派人问他：“你来的时候是不是卜到了个吉卦？”蹶由回答说：“我是得了吉卦。我国国君得知大王可能要攻打我国，问卦说：‘要派人去犒军，并侦查情况可以早做准备。’结果得了吉兆。现在大王要拿我衅鼓，我国就知道要提防了，这不是大吉吗？”楚王听了不是滋味，就没有杀蹶由。

    汉代每年立秋在祭祀上天的仪式“郊礼”结束后，皇帝坐红鬃白马拉的车，在东门外的大路上亲自射杀一只麋鹿，谒者用车将麋鹿送到太庙祭祀。皇帝以束帛赐武官，武官主持大规模会操，练习“孙吴兵法六十四阵”，皇帝率百官到场观看。当委派大将出征时，由符节郎代表皇帝向大将授予“节”、“钺”。西晋改为皇帝亲自到场，由尚书授予大将节、钺。出征时仍然要举行上述的出征礼。

这些礼仪长期沿袭。北朝略有修改，北齐在出征礼上增加了祭祀的神灵，包括了后土、神州、岳镇、海渎、源川之类的行军将要经过的方位和山川神。并且专门举行单独的祭祀军旗的礼仪，要卜得吉日，以太牢（全牛、羊、猪）祭祀军旗。到了战场后要举行祭祀当地土地神的礼仪，准备黑色的牲，排列队伍，在辰位上设置祭坛，堆起柴堆，宰牲献祭，乐队奏《大护》曲。礼毕，撤牲后将柴堆点燃。战前一日，举行祈祷祖先、土地仪式。如果得胜，就以太牢祭祀报答，胙肉赏用命战士。并在社坛处死不用命者。

北齐的礼仪后来被唐宋等朝代沿袭。军队的前导大旗被称为“牙旗”，师出必祭，祭祀的礼仪也被定名为“祃”（ma），有专门的“祃仪”。军营驻扎地必须建立祭坛，绕以青绳，张有幕帐，置军牙及军旗的牌位。祭祀要用全套祭品，牲用太牢。如果没有牛可以羊猪代。统帅以全副军服献祭，将校陪位。宰牲的血仍然要“衅鼓”。

明朝专门在京师以及各地卫所建立“旗纛庙”，进行日常祭祀。每年仲秋，皇帝祭祀山川之日，同时去祭京师的“旗纛庙”。祭祀的神也扩大到“旗头大将”、“六纛大将”、“五方旗神”、“主宰战船正神”、“金鼓角铳砲之神”、“弓弩飞枪飞石之神”、“阵前阵后神祇五昌等众”，共7位神祉，祭以太牢。各地卫所在公署后立庙，以指挥使为主祭官。出征前仍然举行祃仪。明朝还恢复了遣将礼，皇帝服武弁服，御奉天殿，大将军入就丹墀，四拜，由西陛入殿，再拜跪。承制官宣制，以节、钺授大将军。大将军出至午门外勒所部将士，建旗帜，鸣金鼓，正行列，擎节钺。奏乐前导，百官以次送出。

   

    5、“介者不拜”

    中国古代主要的礼节是跪拜礼。直到唐代，中国人还是习惯“席地而坐”，古人的“坐”，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的跪，两膝着地，然后将臀部坐于后脚跟之上，脚掌向后向外。当要表示尊敬时，就伸直上半身，也就是所谓“引身而起”。进一步的尊敬的礼节就是上半身向前倾斜、两手伏地，这就是“拜”。正式场合的“正拜”有稽首、顿首、空首。稽首是拜者屈膝跪地，左手按右手，支撑在地上，然后将头叩首到地，稽留一会，手在膝前，头在手后。这是最重的礼节，一般用于臣子拜见君王或是子孙祭祀先祖的礼仪。顿首和稽首的基本动作相同，只是拜时叩头动作较为迅速，额头触地即起。一般用于下对上的敬礼。空首的基本动作是双膝着地，两手在胸前拱合，俯头到手，头与心平而不到地，又叫“拜手”。这种礼节以后成为习惯，即使在宋以后人们已广泛使用椅子、凳子“垂足坐”，仍然保留了跪拜礼。古代在同辈者、地位相同的人之间可以行拱手礼。注视对方、将双手在胸前合拢，一般称“作揖”，同时发“诺”声的为“唱诺”。西周及春秋时贵族出行驾车，见地位比自己高的人要让道下车，而对方应将手放在车前横木上，称为“式”。

根据儒家经典里的记载，西周时在军营里不行这些普通的礼。比如凡已披挂甲胄的将士不行跪拜礼，对于地位比自己高的人也仅行拱手礼而已，号为“介者不拜”；而受致敬者也仅需作揖还礼。兵车出行，即使有人向驾车者致敬，也无须行“式”还礼，号为“兵车不式”。军营中授受有锋刃的武器时要以木柄一头来递交。出军营的时候，武器的锋刃要向前，而进入军营时锋刃要向后。

到了汉代以后这些军营礼节仍然存在。比如著名的汉文帝“细柳劳军”故事中，周亚夫就以“甲胄之士”为理由不行跪拜礼。不过没有披甲的将士仍然要行跪拜礼。

以后的军营相见礼结合了跪拜礼和作揖，比如戚继光规定军营中下级将士参见主将都必须“两跪一揖”，非直接下属参见则“一跪两揖”。道路遇见直接上级必须下马让道，行拱手礼路迎。如果是非直接上级军官，仍要下马让道立正候过。把总参见千总“两揖一跪”，以下各级均如此。上级下达军令下级必须跪接。并宣称“军中立草为标”，必须向上级行礼。这些军礼后来被清朝沿袭。

 

    5、“富贵之门，必出于兵”

    激励士兵冒生命危险参加战斗的因素，主要有实际利益（提升社会等级、获得物质利益等）以及精神刺激（得到社会的高度评价、荣誉感）等。法家著作《商君书》将此发挥得淋漓尽致。它鼓吹“壹教”，要求国家将所有的利益授予与舆论评价都集中到战争上：“富贵之门，必出于兵”；“死者不悔，生者务劝”；起居、饮食等日常生活的歌谣都要和战争有关；实现“民闻战而相贺”，甚至要做到“民之见战也，如饿狼之见肉”。

    将这一政策发挥到极致的是秦国的商鞅变法。这次变法把秦国的20等爵位改造为彻底的军功爵位制，无论什么身份的人，只要有战功，在战场上斩得一个对方甲士的首级，就可以提升一级爵位。而国家规定的社会地位以及经济利益全都按照爵位来授予。爵位由低到高分为20等：与过去“士”相当的爵位分为4等，分别为“公士”、“上造”、“簪袅（zan niao）”、“不更”；与过去“大夫”相当的爵位分为5等，分别是“大夫”、“官大夫”、“公大夫”、“公乘”、“五大夫”；与过去“卿”相当的爵位分为9等，分别是“左庶长”、“右庶长”、“左更”、“中更”、“右更”、“少上造”、“大上造”（或称“大良造”）、“驷车庶长”、“大庶长”；与过去诸侯相当的爵位分为2等，分别是“关内侯”、“彻侯”。每晋升一级爵位，就由国家赐予耕地100亩、宅地9亩，并由国家分配给1名“庶子”，平时为主人耕种土地，战时随主人出征提供勤务。五大夫以上可以获得一定数量的“税邑”（划定某些地方人户上缴的赋税归其享用），彻侯和关内侯还可以得到封地，获得封地的赋税收入（但一般不得直接在封地进行统治）。每一爵位都可以享受相应的社会特权，平时生活的衣、食、住、行，生、婚、丧、祭等各方面享用标准都按照爵位严格划分。有爵位者在犯罪的情况下，往往可以用“贬爵”来代替刑罚。而爵位也可以用来为自己的亲属免除官府奴隶的身份，用一级爵位可以赎取一个沦为奴隶的亲属的自由。

    秦国的《军爵律》对于战功的计算与赏赐做了详尽的规定。比如规定士兵在战场上斩得敌军普通士兵的首级，就可以免除全家的徭役和赋税。100人以下的作战编制单位如果能够斩敌33个首级，就计为“满功”，带队军官可以晋爵一级。大兵团在攻城战役中斩首8000级以上、在野战中斩首2000级以上，也计为“满功”，各级军官都晋爵一级，其中战功卓著者可以晋爵三级。

    从战国后期秦军几乎所向无敌的情况来看，这套激励机制还是相当有效。到了秦末战争期间，各方基本都采用这套制度。刘邦的汉军在战争期间大量授予军功爵位，但是这些有爵位者的社会评价和实际待遇已大大打了折扣，以至于刘邦在战争结束后特意要发布文告，要求各地政府尊重有爵位的退伍官兵。而他的儿子汉文帝刘恒接受文臣贾谊建议，允许百姓出粮买爵位来增加政府收入。后来的很多皇帝更进一步，经常为了某项政治目的而宣布“赐天下民爵一级”，甚至赐民爵二级、三级，于是爵位与军功不再有必然联系。

 

7、“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

秦汉以后不再有类似的普遍性的爵位制度。汉武帝为了推进对匈奴的战争，另行设计一套17级“武功爵”，名义上是奖赏作战勇敢的将士，但实际上却和原来的爵位一样可以卖钱。现在只知道从低到高有“造士”、“闲舆士”、“良士”、“元戎士”、“官首”、“秉铎”、“千夫”、“乐卿”、“执戎”、“左庶长”、“军卫”等等名目。

秦汉以后由于社会所看重的是职官，于是北朝的北周设置“勋官”制度，对于有战功的将士赏给一个名义上的官位。这一制度被隋唐五代以及两宋沿袭，北周有“上开府仪同三司”、“开府仪同三司”、“上仪同三司”、“仪同三司”等11级。隋文帝改为“上柱国”、“柱国”、“上大将军”、“大将军”、“上开府仪同三司”、“开府仪同三司”，“上仪同三司”、“仪同三司”，“大都督”、“帅都督”、“都督”11级，官阶等级从正二品至七品，得勋者不可直接正式担任官职，但可以享受相应的官职的特权（比实际官员略减几等）。不过名称与实际官职相同的很多，容易混淆。唐朝确立上柱国、柱国、上大将军（后改上护军）、大将军（护军）、上轻车都尉、轻车都尉、上骑都尉、骑都尉、骁骑尉、飞骑尉、云骑尉、武骑尉，12等，正二品至从七品。这被五代以及宋朝沿袭，不过几乎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元朝入主中原也有同样制度，勋官10阶：上柱国、柱国、上护军、护军、上轻车都尉、轻车都尉、上骑都尉、骑都尉、骁骑尉、飞骑尉，正一品至从五品。明朝恢复唐宋制度，名称略有不同，仍为12级：左柱国、右柱国、柱国、上护军、护军、上轻车都尉、轻车都尉、上骑都尉、骑都尉、骁骑尉、飞骑尉、云骑尉、武骑尉，正一品至从六品。

以勋官作为奖赏军功的手段到了以后很少有激励效果，因为勋官并没有什么实际待遇。每当战情吃紧，朝廷往往不得不直接给有战功者封官。唐朝安史之乱爆发后，勋官之外还滥发职事官的“告身”，吏部、兵部特设91名“写急书告身官”，日夜不停地书写“告身”，每年发出去的告身有10万件，即使这样也没有能够有效地提高官军士气。南宋初期，朝廷也只能给将士滥发官照作为奖赏，发出去的官照成千上万。以至于当时军队中有的队号为“武功队”，全队士兵至少都是“武功郎”（正七品武官）、“武功大夫”（从七品武官）的级别。

清朝入关，不再有勋官制度，改为直接奖赏“功牌”，和今天的奖状相似，仍然仿照官阶，从五品以下各分等级。有了几品的功牌，平时就可以摆几品官的谱，坐8人抬的官轿，出行时可以按照品级鸣锣开道，只是都必须自费，国家只给一张纸允许你摆谱而已。还有一个奖赏的办法就是直接授给官职，比如“军前效力补总兵”。每一次战役后，领军将领都可以“保举”部下为官。起先的比例是不得超过全体将士的5%，后来逐步提高，到太平天国战争时，有的时候会达到15%，甚至30%。曾国藩曾企图将湘军的保举比例限定在14%以下，但是往往被突破。而实际上朝廷没有这么多的武官官缺（职位），得到官职的人要自费到兵部报到候补实际官缺，当战争规模很大、赏赐的军功官职会成千上万，候补官要等很久很久也难以补上缺，最后连回家路费也没有。比如清末湘、淮军将士在镇压太平天国战争中得到各类武官官衔的有十几万，而朝廷武官官缺编制却是固定的13000个左右，很多退伍的将士既没有上京参加铨选的旅费，又没有文化，明知道自己不可能补上实缺，只好拿了“官照”贱卖换钱。

靠提高社会等级身份的犒赏军功的办法效力有限，还需要其他的激励手段。《木兰辞》中说花木兰屡立战功，“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12转的勋官既然意思不大，就主要靠百千强（强即“镪”，铜钱）的赏赐。看来北朝时期已开始向将士发放现金来奖励战功。

后来将这办法大加发挥的是实行雇佣兵制的宋朝。宋朝有专门的法律《赏格》，明码标价。禁军将士：第一等，绢10匹、钱10贯；第二等，绢7匹、钱8贯；第三等，绢5匹、钱5贯；第四等，绢3匹、钱3贯；第五等，绢1匹、钱3贯。蕃兵、义勇、弓手：第一等，绢10匹；第二等，绢8匹；第三等，钱10贯；第四等，钱5贯；第五等，钱3贯。一般战场斩敌一首级，为第四等，以上依次类推。高级军官（副指挥使以上）受轻伤，赏5匹绢；重伤，赏7匹绢。基层军官（副都头以上）重伤5匹、轻伤3匹。“长行”士兵重伤3匹，轻伤2匹。

    宋朝明码标价的办法在以后各朝代也都流行。比如清朝的绿营兵也将战功分为三等，一等赏银5两，二等赏银3两，三等赏银1两。特等的战功按照具体情况给赏，比如攻城时最先登上城头、冲进城内的，赏银250两；野战时首先冲破敌阵的，赏银50两；夺得敌方船只一艘的，赏银100两；如此等等。阵亡的普通士兵，步兵50两，马兵70两，杂丁20两；军官阵亡的，从提督的800两递减至把总的100两。作战受伤的赏银从50两到30两不等。以后的湘、淮军都按照这一制度略加修改形成一套奖赏军功的赏格。

 

    8、“军法从事”

    据《史记》记载，春秋末年的时候，吴国国王阖庐看了孙武所著的13篇兵书后非常欣赏，邀请孙武来吴国。但是孙武到了吴国他又不太相信，要孙武当场训练王宫中的180名美女作为试验。孙武把这些宫女分为两队，任命两个吴王的宠姬为队长，于是发给武器，进行队列操练。他说明了纪律后，设立斧钺，“三令五申”后擂鼓指挥，可是那些宫女却哈哈大笑。孙武说：“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再次三令五申后，重新擂鼓发令，宫女们依旧嘻嘻哈哈。孙武说：“现在纪律已经说明了，仍然不服从命令，是吏士之罪。”将两个队长抓起来准备处刑。吴王在高台上见了，赶紧派使者来传令，说：“寡人已经知道将军能用兵了。寡人没有这两位美姬食不甘味，请停止处刑。”孙武却说：“我既然已经受命为将军，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仍然将这两个队长斩首示众。又选了两个宫女当队长，重新发令。这次宫女们都乖乖地执行命令，队形严整。于是孙武要使者去报告吴王，“现在这支部队已训练成功，大王就是命令她们去赴汤蹈火也会执行。”

    这个故事很能说明中国古代军法的特点。维持战场纪律是靠大量使用死刑来实现的，所以在俗谚中“军法从事”一般就是指要砍头为代价的事。春秋战国时期军法资料最为详尽的是兵家著作《尉缭子》。该书公开宣传使用重刑来维持战场以及军队纪律，甚至说：“善之用兵者，能杀士卒之半；其次杀其什三，其下杀其十一。能杀其半者，威加海内；杀其什三者，力加诸侯；杀其十一者，令行士卒。”也就是说至少要能够杀掉士兵10%的，才能使军队纪律严明，令行禁止。《孙子兵法》虽然没有正面接触到军法问题，但也强调“兵置于死地而后生”，表现对于士兵生命的冷酷态度。另一部《孙膑兵法》也有一篇叫《杀士》，其内容虽已亡佚，不过其标题与《尉缭子》说法相近。

    除了广泛使用死刑外，当时军法其他的处罚方法还有鞭打和“贯耳”（用箭矢穿刺违纪者的耳朵）。另外当时的军队已经广泛实行连坐法。如湖北云梦出土的秦国的《军爵律》规定，伍中有1个士兵逃亡的，其余4人都要受罚两年的劳役（如有战功斩敌1首可以免罪）。这种连坐法使全体士兵出于自身安全考虑而互相监视，被认为是维持军纪的有效手段，被当时各国军队普遍实行的。

    后世的军法大多是这般严酷。现存比较完整的早期军法原文是保留在《通典》等书中的曹魏《军中令》几条条文。基本与《尉缭子》所说的相近，比如也规定阵中喧哗者、不听旗鼓号令者都处斩。“伍中有不进者，伍长杀之；伍长不进，什长杀之；什长不进，都伯杀之。督战部曲将拔刃在后，察违令不进者斩之。”唐朝法典《唐律疏议》算是古代最为宽简的法典，但是其中有关军事的《擅兴律》仍然保留相当多的死刑。出征军人稽留3日以上就是斩罪；未能固守城池的主将，斩；作战时未派出斥候导致失败的，也是斩；临阵先退、抛弃武器、任意杀死投降者，都是斩罪；出征逃亡15日以上就是绞罪，如果是已上前线又逃亡的，就是斩罪。《武经总要》所载72条北宋军法大多是战场纪律，也保持着春秋战国以来的一贯风格。比如临战未等命令就冲入敌阵的要斩，在射程以外就发射弓弩的要斩，而在命令射击时多射或少射、抛弃箭矢的也要斩，箭矢已上弦还回头张望的也要斩。在扎营后不从正门回营的，就要处斩。部队如果在战场上丧失了本队的旗帜、鼓号的，全部处斩（而古代罗马军队在相同情况下，实行所谓“什一法”，士兵报数后，逢十抽一处斩首，撤消该部队番号，剩余士兵分散编入其他部队，这已被认为是最严酷的军法）。

    明朝以训练精兵出名的戚继光，在其所著的军事著作里并不一味主张重刑。他认为军队中要“严赏罚”，不过对于士兵平时一般过错，他都要求初犯、再犯予以警告，三犯之徒才予以严惩。责打军棍以5下为度，视情节增减。主要贯彻责打的严肃性，必定要召集全队，说明理由，重重责打，而不必过多责打。另外他主张“详责成”，所有的违犯军法军令的行为都要连坐军官。管5人的，属下1人有犯就要连坐；管20人以上的，属下2人有犯就要连坐；管60人以上的，属下6人有犯就要连坐；管百人以上，10人有犯必要连坐；管300人以上的，20人有犯，必定连坐；至管1万人的，属下500人有犯，就要连坐。每一单位的士兵都要连保，如有逃兵，一队中“一半送监”，其余一半进行缉拿，都要革去“月粮”。1年未抓获的，全队发往边防巡哨3年。本伍的士兵捆打后仍然服役，但在抓获逃兵以前只能拿一半兵饷。对于士兵酗酒斗殴、破坏百姓田地庐舍，“贯耳游营”；奸淫妇女、偷盗财物的，就要“军法示众”。同队有士兵揭发的，全体不必连坐，如果无人揭发，就要全队连坐。这些都是他带兵训练时拟定的制度，后来大多被清末的湘、淮军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