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书简(一)

台湾书简（一）

                                        胡晓明

南港是离台北二十分钟车程的一个小镇。穿过繁忙的街道，就看到中央研究院那褐色建筑群的身姿，矗立在细雨迷朦之中。

中研院绝不是一个适宜参观的地方。史语所和近代史所非常丰富的材料，以及良好的研究条件，吸引学者们都想多有一些时间，看一些材料，想一些问题。于是我们半天的参观，最多只能成为洛水岸边的惊鸿一瞥。

在胡适纪念馆中，我留心看了他夹纸条最多的一些书，有《权载之文集》、《宋学士文集》、《攻女鬼集》等。签条疏疏斜斜，如有所思、有所待，而主人仙逝已远。近年来胡适的研究越来越成为现代思想史学术史的重点中心，因为不断有新材料出来吸引学人。我在香港还买了《论学谈诗二十年》（胡适与杨联  通信集）。甚精美可读。相比之下，陈寅恪的新材料就太少了。尚不知他的《寒柳堂记梦稿》和佚诗何时找全？想到此，于是史语所的那批档案藏有陈寅恪许多未刊书信，就非常吸引我。王凡森研究员已经陆续整理问世，我已读到其中一些。他这次送我的一套陈寅恪往来书信，有的是我未尝见到的。我如获宝，拿回来细读一过，略记数端如下：

一、可补蒋天枢先生《编年事辑》之阙。蒋《辑》由材料所限，略于日常生活。如1929年，只有清华园为王国维建碑一件大事。现从信札得知，本年七月，陈寅恪与赵万里去故宫，被警卫大声呵斥，陈寅恪还被扯断所佩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的徽章，被斥为“假冒”。为此，陈寅恪以第三人称口气，向史语所写了一封信，信写得冷静，详细，列人证、物证，只讲事实，不说空理。最后一句话是：“今出此意外，拟请所中向故宫博物院提出一办法。”――可见出陈寅恪的修养。这事件，既意外，又富于象征意义，在陈的一生，恐怕也是一个不祥之兆。

二、陈寅恪律己甚严。如第三十通，致傅斯年信，请求辞去史语所第一组主任薪水。“因史语所既正式南迁，怕无以北平侨人遥领主任之理，此点关系全部纲纪精神，否则，弟亦不拘拘于此也。”话说得如此重，对比上述信，可谓对己严，对人宽。由此可得一启发：陈寅恪在《挽辞》中表彰王国维，也用了“纲纪”一语，也是对自己的要求，而不是统治者对百姓的要求。（陈的“纲纪精神”，无非是孔子的“正名”，君像君的样子，臣像臣的样子，父、子、夫、妇，都各尽自己的本份（既是权利，也是责任，比权责分开来说好）。深谙语言哲学分析的维特根斯坦有名言曰：最好的事物即A即是A。譬如：“这是一个教师。”就是对于某老师的最高评语。陈寅恪大意类乎此）。

        陈寅恪在同一封信中，为了不赴四川参加中研院会议而取得傅斯年原谅，还向他透露了一件个人私事：“别有一点，则弟存于胸中尚未告人者，即前年弟发见（现）清华理工学院之教员，全年无请假一点钟者，而文法学院则大不然。彼时弟即觉此虽小事，无怪乎学生及社会对于文法学印像（象）之劣，故弟去学年全年未请假一点钟，今年至今亦尚未请一点钟假。其实多上一点钟与少上一点钟毫无关系，不过为当时心中默自誓约，非有特别缘故必不请假，故学有带病而上课之时也。”在这里，陈寅恪不是以他的学问精湛让我们佩服，而是以他做人的认真不苟，不愧为中国第一流知识人。他晚年说：“默念平生，未尝侮食自矜……。”这封私人信函可以作一脚注。

三、可见陈寅恪率直的臧否。陈寅恪天性内向，作文含蓄深沉。然而私人间的通信往来，则较易于直陈意见，不必掩饰自己的好恶。李璜曾说他“酒酣耳热，顿露激昂，我亲见之，不似象牙塔中人。”这一批未刊书信中，虽公事谈得多，很少有像密友那样推心置腹，但涉及人事，褒贬毫不假借。如关于陈寅恪为清华国学院招生出考题，当时大概是引起了一些非议，傅斯年给他写了一封信，陈寅恪回函，有些火气，如云：“今日之议论我者，皆痴人说梦，不学无术之徒，未尝梦见世界上有藏缅系比较文法学，及欧系文法不能适用于中国语言者，……”“明年清华若仍由弟出试题，则不但仍出对子，且只出对子一种，盖即以对子作国文文法测验也。”他十分肯定地说：“若马眉叔之谬种尚在中国文法界有势力，正须摧陷廓清，代以藏缅比较之学。”他简直与《马氏文通》所代表的党派你死我活，不共戴天。这正是公开发表的论文上所去掉的锋芒。

        书札中有一封胡适致陈寅恪书，前半部分，是陈寅恪寄示两篇文章的读后感，胡适特为欣赏的一篇，是《大乘义章书后》，寅恪此文赞同用一种自具的哲学眼光来整理思想遗产，如王弼之注《易》。无怪乎胡适以为“精当之至”。因为他也是这样去整理国故的。信的末节，胡适建议寅恪采用标点符号，“可省读者精力不少，又可免读者误会误解之危险。此非我的偏见，实治学经济之一法，甚望  采纳。”这是1929年新旧文化一次小小的交锋记录。我所见到的寅恪手写本，是1941年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已加上了全付新式标点，不知陈寅恪从何时开始采纳胡适的？

199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