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书简(二)

  台 湾 书 简( 二 )

有一次在上海图书馆，张隆溪教授作报告，提到西方人将中国学问社会科学化，往往弄出偏差。我提问：那末，如何看待本世纪一场规模最大的将中国学问社会科学化的运动，即傅斯年所代表的“史语所”学术革命？不是已经深刻改变了中国传统学术的面貌么？

在台湾，最明显的感受，就是史语所学术主流的强大。它以中研院这一最高学术机构的优势地位，向东西方汉学界的权威学者封赠院士，以广结同道；而台湾最高学府台大的文史考古三系的教授的大半席位，长期以来由史语所研究员兼职分享。由此构成阵容强大、地盘坚实、东西通气，而又居高临下的学术共同体。且不说研究经费的源源不断和研究条件的优裕。凡不属于这一学术共同体的存在，人们凭学校、兼职、以及作品中的思维方法、学术气味，一看便知。因而已形成台湾学术世界泾渭分明的等级格局（当然，近年来中研院一直在筹备成立“文哲所”，已吸纳唐、牟、徐的学生辈人物入所作正式研究员，然而，“文哲”与“史语”的关系依然是边缘与中心的关系）。

要理解下一个世纪中国学术史的走势和前景，以及所遭遇的问题和困境，就要理解它在现代的根源性。因此，我以为“史语所”这一大潮流在现代中国的发生形成，及其学术性格，确实值得学术史深入考察探究。比如：傅斯年的现代学术观与十九世纪德国史学，傅斯年与顾颉刚、与胡适、与陈寅恪的异同关系，陈（寅恪）王（国维）之学与胡、傅之学的关系，史语所和钱穆的关系，史语所人员的来源以及近年来的变化情况，新工具的使用、新材料的兴趣与新知识人形象、新人生观之关系，以及史语所学术根本理念在台湾社会生存的合法性问题等，都是我这次临时想到的一些很初步的子课题。

我到台湾之前，曾抱有一天真的看法，认为台湾社会由于没有经过五四和文革，自然上下皆重中国文化，学界以中国文化研究为重中之重。然而到这里与一些学术文化思想界人士交谈，才发现不尽如此，至少近十年来情况已经发生变化。他们都不无忧虑地谈到，纯粹的中国研究在台湾很难获得资助经费，而文化思想中大众普遍关心的问题也绝非中国文化问题。思想人士更留心于台湾社会发展中问题或更带普遍性的全球化问题。于是我带着这样的新印象去了解史语所这一研究中国文化公认的重镇，就发现他们也在变，而这种变化基本上与台湾社会无关而与史语所自身的性格逻辑有关。

去年是史语所创立七十周年。除了隆重的庆祝之外，有两种出版品有较重要学术意义。一是长达七十万言，分上下两册装的《新学术之路》，汇集了八十六篇回忆或述评文章，总结史语所七十年的发展历程。一是一份名为《古今论衡》的新刊物，发表他们关于“新学术之路”的最近思考。

比如，张光直教授反思他六十年代的代表作《中国古代考古》。这本书后来不断再版，在东亚、欧洲的北美流传甚广，并作为很多大学和研究所的教科书。他说这本书之所以被他“狠狠地改了两次”，是因为“材料都是在一种眼光下收集的，本质上是民族主义的。”本来，大陆八十以来的考古，也渐渐走出中原中心区的框框，这是新出土材料不断涌现的学术客观结果。张光直则进一层反思观念问题的症结：“我这核心区的偏见是那里来的？我不得不把矛头指向中国传统的历史学。”“中国在世界是有最完备的历史，可全是它自己的历史。二十四史从头到尾没有离开中国这个舞台，中国人独美其身的哲学，即‘个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也可以运用在中国史学上面。中国自司马迁以来，出了不少有名的史学家，但都是中国史学家，中国古今学者中，几位对中国以外的历史或世界一般历史做过重要贡献呢？”因此，张光直已经将他所领导的台湾主流考古力量，“送一部份到菲律宾、婆罗洲，中南半岛和华南去。”他的学术新变，与大陆近年的考古学趋向，颇为一致。却更行更远，走向东亚南亚，有抱负做那超越司马迁的世界史学家。

杜正胜教授的文章谈到傅斯年早年为史语所撰写的《工作旨趣》，几乎可以说是“新学术宣言”。如云“学问断不以国别成逻辑的分别”，傅斯年心中的史语所不限于研究中国的历史语言而已，而是借中国的材料，进入世界社会科学的学术殿堂。这一旨趣使傅斯年与胡适之的整理国故大异其趣。胡适为首的北大派，只是取消经学做主人的地位，提升子史脱离丫头的角色而已。他说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这仍然是乾嘉的学术气味。与傅斯年相比，他显得老旧了。按照傅斯年的方法，“势必至于弄到不国了，不故了，或者不国不故了”（《工作旨趣》）。他反对国故、国学或中国学等概念，因为在他看来，“这层并不是名词的争执，实是精神的差异的表显”（《工作旨趣》）。杜正胜说：他要把中国的材料变成普世（universal）的学问，因为凡得上学问的就应该是普世的。这是傅斯年和胡适的区别，也是《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和《国学季刊》的区别。

这样看来，史语所的早年学术性格中，就已含有“非国史化”的趋向。陈寅恪后来与史语所其实是貌合神离。余英时论“陈学三变”，甚有见解。所谓“吾侪所学关天意，并世相知妒道真”、“田巴鲁叟两无成，要待诸君洗斯耻”，陈寅恪仍是要做司马迁司马光式的史学人物，而不屑于以西方汉学话语中所谓“殊族之文、域外之史”与外人争个胜负。陈的境界自然高出傅的“旨趣”许多。是的，中国文化研究，台湾有他们的传统和问题意识，而大陆则有自己的传统的问题意识。然而，由于现代学术日渐成为一种纯粹科学化的生活方式，由此产生的“新知识人”的存在感受日渐淡薄，所以要由中国学术转化出真正有思想关怀和文化感受的知识人，真有些勉乎其难。时代要求的知识人或许由此之外产生。可是，要他们感之深而论之切，他们对于国史的感情又由何而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