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书简(三)

 台 湾 书 简

 

一

台北的路好记。她的主要繁华街道，都是东西走向。从北到南，街名按民族、民权、民生、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这样一条条地排列下来。我们就住在仁爱路的福华酒店。据说，仁爱路以前是军政要地，道两旁都是三军重镇，或指挥机构，或军事基地。因此，是绝不允许修建高大建筑物的。现在，我可以托着一只酒杯，从十四层楼的房间里，拉开窗帘，从容细看对面景观。对面一幢黄色建筑，原是空军司令部旧址，正一付风尘倦怠的样子，蜷伏在风帘雨幕之中。而汽车和摩托车组成的巨流，在雨声中喧嚣着、自在地表现着台湾多元而忙乱的时代声音，标志着这条街道原有的矜持与威严，早已成为历史。

早餐后我们到街心林子里散步。――大片的椰子树、棕榈树林，净洁的林间小路，以及行人休憩的长椅，好美的一条街道，竟然十分肯定地舒展在这闹市主街之中！而繁忙的车辆在树林中穿行，老人小孩在林间游戏，相安无碍，各行其是。于是你有恍然置身于大自然与置身于城市的双重感受。一个带着旧式鸭舌帽的瘦高老人，听说我们来自大陆，十分兴奋，说这说那，无非是风土人情、陈年旧事、家长里短。多好听的国语，多熟悉的事物。你在香港能碰到这种老人么？于是你有置身异邦与置身祖国的又陌生而又熟悉的体验。想起刚来的那天晚上，车一开进仁爱路，这大片的树林子，引我想起的，竟然是那过去时代的台湾文学经典词组：又见棕榈、又见棕榈。……

 

二

     台湾的故宫博物院格局，怎么看也不亲切。几座宫殿式的大建筑，黄墙金顶，蓝琉璃瓦，疏疏地依山而造，仿佛是几件半新不旧的大古董，散落于老乡绅的后庭院。荒荒的，生硬了一点，几乎像陵墓。不像北京的明清故宫，那样金碧辉煌，那样璀灿夺目，那样肯定地大声表明自己的存在。

然而，故宫博物院里的历代珍品，让人说不胜说。我们正好碰见张大千和毕加索展。张大千的墨荷，这回是真的看到了原件。水墨的华滋活泼与空灵妙有，由他借着八月的荷塘，放肆到了古典的极限。八月天的后面，真的还会有八月天么？而制成一小套明信片，我怎么看也找不回看原件的感觉，只好不买。倒是几件毕加索的12公分小瓷盘，色彩鲜丽可人，约380新台币，贵了一些，我还是买了几件。

故宫博物院瓷器之精美，举世闻名。抗战时南下，国民党精心挑选运走了故宫的极品陶瓷，不然，或许已落入日本鬼子手里了。南下一路的艰难辛苦，这里专门展室有详细描述，我们已无暇细看。今天想来这样也真好，让海外的中国人，常常能亲眼目睹这些老祖宗的坛坛罐罐，知道我们都是从这同样的一碗一盏、一饮一啄之中繁衍生长而来的。藏品是分段部分展出的，我们恰逢“宣德官窑精华展”，宣德瓷器是明代陶瓷极盛时期的作品，器类之多，釉色之丰，装饰之美，堪这一代绝品。如我喜欢的色彩有霁青、祭红、葱青、翠青、影青，白色中月白比莹白活泼，又比娇黄老练。就青花而言，色泽也极为鲜艳丰润，浓淡变化妙趣天成，一个个就像明清间那些天姿国色的风尘女子，令人有此生做一回黄衫侠客足矣之想。

博物院的对面，正是钱宾四先生的外双溪素书楼。素书楼十分安静，掩映于青山丛林之中。是1968年蒋介石亲自拨地，依钱夫人胡美琦女士画图而造。宾四此时被聘为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以及阳明山上的中国文化学院历史研究所教授，在这里讲学著书，度过二十二年充实的晚年。他的一些著名作品，如《孔子传》、《朱子新学案》、《双溪独语》、《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等，都是在这里写成的。一个学者，到了七十古稀，还有如此活跃的创作生命，真是人生一大乐事。

看了素书楼，才知道宾四先生晚年作品为什么写得那样从容、自信、宽厚、温情。他讲课的那间屋子，约有三十几个平方，实际是客厅兼课堂。中间进门，客厅一边朝南，课堂一边朝北。客厅十分简静。一套沙发，一套几案。几案上有一尊朱子塑像，壁上是集朱子字“静气养神”的横幅，以及同样一付集朱子字的对联。几个字几乎代表了宾四老人全部宗教生活。客厅一种肃穆庄重的气息，既不像一般宗教徒的香火缭绕，也不像一般教授学者的平庸世俗和文人的名士浮华，走进这里，就会有对于中国古代所谓师道尊严的油然起敬。余英时先生说在先生身上自然而然有一种经人文教养浸润而来的“道尊”，在这里可以体会一二。“课堂”只有两幅长联和一套大八仙桌椅。我想中国的八仙圆桌真是十分有意味的东西，代表一种亲切、随意的生活样式。它消解了等级的区分，融化了日常的隔阂，多元而又有凝聚。看这大圆桌椅之间的顾盼有情，一团和气，简直就是一家老少欢聚一桌，共话家常，哪里有布道的架子。凝神观想之际，依稀还有宾四师弟们讲学谈心的场面气氛。而这“课堂”与那“客厅”，既各具意味，实又分而不隔。充足的阳光经“客厅”而直达“课堂”，犹如宗教神圣性的源头活水浸润着世俗人生的花木葱笼。古人说富润身、德润屋，这里确实十分生动体现出中国传统中人文“师道”的真实意义。

1990年，素书楼被民进党市议员陈水扁等人抨击为“非法建筑”，宾四老人不得已迁居市内杭州南路寓所。原因我想大概是素书楼的存在为国民党得分，可见政争的残酷往往殃及文化的无辜。民进党人肯定对中国文化没有感情。他们岂止是逼走宾四，他们多半巴不得从岛上逼走全部中华民族意识，只留下一个狭隘的台湾情结。所幸现在的政府尚晓大义，此地已颁定为钱穆纪念馆。馆中解说员十分负责热情，一听她说话就知道她是“懂”钱穆的。我只是随便问问有没有什么纪念品，她就送我们宾四手书杜甫《北征》诗、王阳明《山中示诸生》诗各一幅，以及宾四致严耕望书复印件一份。我拿回来细读，致严耕望书的撰写是1972年，同年宾四先生校订《国史大纲》，可见书中极推崇司马温公《通鉴》：“不仅有关史事，其间甚深意蕴”，“东莱古史，一见便是史，温公《通鉴》，史中兼融文哲。”――未尝不是他自己对于《国史大纲》的自信。

钱宾四先生在这封书信中还说，古人治学，本无文史哲之分。主张从年谱诗文集入手，再进入史识义理之学。这与陈寅恪先生晚年详考明清诗文，注重时、地、人三要素，进而论人品气节、士风人心、时代关键，有可以会通之意。钱论史有蕴蓄，与陈论史可“前知”、述往思来、以及诗传史义、史蕴诗心等，各有心得。中国的老师宿儒，于中国文史之学特质，晚来都有甚深悟入。现在的诗学太空灵，史学太僵硬，都是文字障、学科障。哪里有素书楼纳海风、采山气的境界气象！

 

三

南港是离台北二十分钟车程的一个小镇。穿过繁忙的街道，就看到中央研究院那褐色建筑群的身姿，矗立在细雨迷朦之中。

中研院绝不是一个适宜参观的地方。史语所和近代史所非常丰富的材料，以及良好的研究条件，吸引学者们都想有多有一些时间，看一些材料，想一些问题。于是我们半天的参观，最多只能成为洛水岸边的惊鸿一瞥。

在胡适纪念馆中，我留心看了他夹纸条最多的一些书，有《权载之文集》、《宋学士文集》、《攻媿集》等。签条疏疏斜斜，如有所思、有所待，而主人仙逝已远。近年来胡适的研究越来越成为现代思想史学术史的重点中心，因为不断有新材料出来吸引学人。我在香港还买了《论学谈诗二十年》（胡适与杨联陞通信集）。甚精美可读。相比之下，陈寅恪的新材料就太少了。尚不知他的《寒柳堂记梦稿》和佚诗何时找全？想到此，于是史语所的那批档案藏有陈寅恪许多未刊书信，就非常吸引我。王凡森研究员已经陆续整理问世，我已读到其中一些。他这次送我的一套陈寅恪往来书信，有的是我未尝见到的。我如获宝，拿回来细读一过，略记数端如下：

一、可补蒋天枢先生《编年事辑》之阙。蒋《辑》由材料所限，略于日常生活。如1929年，只有清华园为王国维建碑一件大事。现从信札得知，本年七月，陈寅恪与赵万里去故宫，被警卫大声呵斥，寅恪还被扯断所佩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的徽章，被斥为“假冒”。为此，陈寅恪以第三人称口气，向史语所写了一封信，信写得冷静，详细，列人证、物证，只讲事实，不说空理。最后一句话是：“今出此意外，拟请所中向故宫博物院提出一办法。”――可见出陈寅恪的修养。这事件，既意外，又富于象征意义，在陈的一生，恐怕也是一个不祥之兆。

二、陈寅恪律己甚严。如第三十通，致傅斯年信，请求辞去史语所第一组主任薪水。“因史语所既正式南迁，怕无以北平侨人遥领主任之理，此点关系全部纲纪精神，否则，弟亦不拘拘于此也。”话说得如此重，对比上述信，可谓对己严，对人宽。由此可得一启发：陈寅恪在《挽辞》中表彰王国维，也用了“纲纪”一语，也是对自己的要求，而不是统治者对百姓的要求。（陈的“纲纪精神”，无非是孔子的“正名”，君像君的样子，臣像臣的样子，父、子、夫、妇，都各尽自己的本份（既是权利，也是责任，比权责分开来说好）。深谙语言哲学分析的维特根斯坦有名言曰：最好的事物即A即是A。譬如：“这是一个教师。”就是对于某老师的最高评语。陈寅恪大意类乎此）。

        陈寅恪在同一封信中，为了不赴四川参加中研院会议而取得傅斯年原谅，还向他透露了一件个人私事：“别有一点，则弟存于胸中尚未告人者，即前年弟发见（现）清华理工学院之教员，全年无请假一点钟者，而文法学院则大不然。彼时弟即觉此虽小事，无怪乎学生及社会对于文法学印像（象）之劣，故弟去学年全年未请假一点钟，今年至今亦尚未请一点钟假。其实多上一点钟与少上一点钟毫无关系，不过为当时心中默自誓约，非有特别缘故必不请假，故学有带病而上课之时也。”在这里，陈寅恪不是以他的学问精湛让我们佩服，而是以他做人的认真不苟，不愧为中国第一流知识人。他晚年说：“默念平生，未尝侮食自矜……。”这封私人信函可以作一脚注。

三、可见陈寅恪率直的臧否。陈寅恪天性内向，作文含蓄深沉。然而私人间的通信往来，则较易于直陈意见，不必掩包修自己的好恶。李璜曾说他“酒酣耳热，顿露激昂，我亲见之，不似象牙塔中人。”这一批未刊书信中，虽谈得多，很少有像密友那样推心置腹，但涉及人事，褒贬不假借。如关于陈寅恪为清华国学院招生出考题，当时大概是引起了一些非议，傅斯年给他写了一封信，陈寅恪回函，有些火气，如云：“今日之议论我者，皆痴人说梦，不学无术之徒，未尝梦见世界上有藏缅系比较文法学，及欧系文法不能适用于中国语言者，……”“明年清华若仍由弟出试题，则不但仍出对子，且只出对子一种，盖即以对子作国文文法测验也。”他十分肯定地说：“若马眉叔之谬种尚在中国文法界有势力，正须摧陷廓清，代以藏缅比较之学。”他简直与《马氏文通》所代表的党派你死我活，不共戴天。这正是公开发表的论文上所去掉的锋芒。

        书札中有一封胡适致陈寅恪书，前半部分，是陈寅恪寄示两篇文章的读后感，胡适特为赞赏的一篇，是《大乘义章书后》，寅恪此文主张用一种自具的哲学眼光来整理思想遗产，如王弼之注《易》。无怪乎胡适以为“精当之至”。因为他也是这样去整理国故的。信的末节，胡适建议寅恪采用标点符号，“可省读者精力不少，又可免读者误会误解之危险。此非我的偏见，实治学经济之一法，甚望  采纳。”这是1929年新旧文化一次小小的交锋记录。我所见到的寅恪手写本，是1941年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已加上了全付新式标点，不知陈寅恪从何时开始采纳胡适的？

 

 

 

四

昨天中研院结束，时已薄暮，雨又未停，王先生执意要去看胡适墓。胡适墓在中研院边上的一个小山坡上，有“智德兼胜”一块横碑。我从山上拾级而下，与黄克武谈到台湾的自由是不是太多了的问题，黄不作声。我猜他想：你说的是哪一路“自由”？

那天乐炳南来酒店看我，他是徐复观的老学生，虽然一直在办英文补习学校，却十分关心文化思想问题。他说台湾的社会问题十分严重，恶性事件时时发生（他来的当天就有三起抢信用社案子报道），而法律十分宽松，抓进去的人没多久就放出来，法官量刑，警员办案，都不敢往严处下手。说到教育，教育的方向、意义，早已失落。虽然整个社会看起来教育普及了，读大学容易了，但是年青一代已完全没有理想，，没有人文意识，甚至得一个好工作也不是上大学的目的。因为台湾社会经济繁荣，富裕化程度高，生活往享乐化方向发展。如农家子弟，由于政府将土地私有化，农民可以用土地做很多事情，所以他们倒过来比城市白领层有钱，农家子弟上大学的目的是为了去国外，去国外的目的是“游学”而已，不会好好念书。他还说大陆千万不要学台湾，教育的目的绝不仅是能读大学。自由放任的结果就必然会是这样。新儒家老一辈苦心经营，完全不能落地开花结果，希望还在大陆云云。

我说大陆和台湾有相当不同的问题，很难简单下断语。台湾社会的民主化进程和政治改革值得大陆借鉴，但是台湾的放任主义实不可取，现在回头看，台湾文化人和知识分子应负一定的责任。自由、多元，都是美好的价值，但是思想与社会的关系是，往往一个纯正的理念和健全的思想，如果没有经过真正的消化，扩及社会就会变成一些盲目的情绪的的口号，思想变形与走样确是常态。所以人文知识分子自由表达自己多元的声音，以及沉潜研究深入的学理，非常重要。其实大陆的教育也甚可忧虑。市声化和功近利正渐渐扩大地盘，人心也越来越浮躁。因而海峡两岸的问题又确有共同之处。

近几天看了台湾的直选（电视转播和政见发布厅以及街头宣传），有两点简单的想法。一是选举中体现出来的某些政治人物的文化素质、人格取向，确实让我难以接受。语言暴力的泛滥，政客手段的恶劣，金权政治的优势，令人不得不想政治原来是这样肮脏的事情。王元先生叫我去看莎士比亚的《科理奥·兰那斯》，他说其中展示了民主的另一面，有现代意义。我总觉得政治人物的合法性不仅是权力的归属问题，而且也是社会的文化取向问题。儒家政治思想在这里还是有用处的。

第二，另一方面我又深深体会到台湾社会民众对政治的热忱参与、关心，确是真正公民意识的本然。《联合报》基金会的文秘与驾驶员谈到选举，都能侃侃陈辞，各具理念。且语气间充满社会参与感、群体认同感，犹如说自己家里的事。我的朋友林安梧先生，我问他投谁的票，他严肃地说：“我一直在考虑之中。”他多么珍惜手中的一票。我们中许多人的政治权利意识尚未醒转。又有不少台湾人都提到各种事实：每临近选期，竞选人总是允诺社会百姓做各种事情，如修路、老人福利、社会保障等等，而且大都可以做到。总之，选举能使百姓得到真正实惠。所以林安梧说近十年台湾的总趋势是社会带着政府往前跑，而不政府引着社会向前走。这话我想有道理的。我又联想到我们学校的食堂，如果能真正投标竞争开业，一定可口，价格一定合理，这不是一个理论，而是简单的生活中的事实。

 

五

现在让我来比较一下大陆、香港和台湾的书店吧。

前年在香港，受聘于商务的邵敬敏教授有一天通知我，说我在那里出版的一本小书竟有八千馀元的版税（后来没有那么多），我开心极了：又可以好好过足逛书店的瘾了。我所谓“过瘾”，指的是连逛带买。若是只逛不买，难受！比如1994年我在香港，每天都去逛书店，往往在每天都成为最后一个被请走的顾客，那种拿起放下，欲罢不能，“执手相看”的摩挲不忍，是对我辈的惩罚，决不是滋味。逛书店过的感觉，应是回到家里之后，那样一种“今宵剩把银    照，犹恐相逢是梦中”的回味，连自己都觉得痴痴醉醉。

香港的书店显得枝叶凋零，底气不足了。“天地”似乎越来越小家气，显得俗。市民式的花俏亮丽背后，是文化意味的淡乎寡味。在一大架子书上，只淘得一本学术新书，失望可想。“三联”原先珠光宝气，但有了北京的韬奋三联，香港的显得人老珠典。知道了“风入松”、“国灵风”的新鲜俊气，再看铜锣湾的商务、中环的“现代”、湾仔的“天地”，就觉得他们一付风尘倦客臃肿拖沓的样子了。

因而香港的书店就是小的好。如半山电梯帝的“洪业”，旺角的榆林、田园等，一是气氛亲切，二是可以诗人还价，三是可以请店员进里面找书。胡兰成的《今生今世》和《山河岁月》，就是请田园的老店员，为我在库房的角落里找到的。上海和北京新书城，如集市赶集、超市购物，绝无从容赏玩心情，而香港的小书店，如苏州的园林，精致恬静，心情舒展而温馨。

台北诚品书店早已如雷灌耳，可是我到第三天才抽身一逛。所以尽管福华酒店离诚品中心店―――敦化南路店才一站路，我也是几乎一路小跑。自然不会空手而归。昌彼得的《增订蟫庵群书题跋》，是失之香港，而得之台北。张亨的《思文之际文集》，是林毓生教授大力推荐的。张健的《清诗话研究》虽是专业用书，但更重要的是它的装帧品相太诱人了！看那一条红色，用得多精彩！……

书非书，买书成了享受和拥有一种感觉，这正是诚品独具的魅力。咖啡色的装饰主调，咖啡色的长宽条原木地板，高敞的天花板上，流淌而下如月色如梦境的音乐，主人有意营造的是古典而浪漫的诗意。买完书，还会有种赠券如折扣、咖啡优惠、座谈会小柬、小书签、主题书展门票，以及书目介绍等小花样，制作皆十分精美，温情地联系着你的心，让你成为他们中的一份子。我还喜欢诚品的新书、学术书货源充足，尤其是各种新杂志都齐备待选。唯一遗憾的是旧书几乎是一本也没有。当然，旧书是珍品。在一个现代化的繁华大都市，旧书如少年时代的故人昵友，世事茫茫，到何处去重觅昔日旧梦？

六

    安博士的小丰田在紧贴着峭壁的苏花公路上奔驶。“安博士”是APS花莲分公司，英文Door To Door Air Port Shuttle 的缩略语中译。台湾的有些中译让人叫绝。我们是今天早晨从台北中正机场动身，两个小时后到达这里的。来接我们的导游兼驾驶员张正武是个三十多岁的小伙子。刚才在太鲁阁风景点停留的时间稍多，按计划，他要在天黑之前赶到目的地――天祥度假酒店（Tupido，原为泰雅族塔比多部落所在）。

一路上的风景壮美之极。脚下万丈深谷中，一条被称为“立雾溪”的河流一直伴随着我们。深深窄窄的溪流壮观地切开坚硬的大理石岩层，从台岛中部的大山开始顽强地切起，从原始森林的洪荒远古，锲而不舍地奔往大海。自然，溪水也成就了太鲁阁崇山峻岭的奇伟。溪水切得越深，峭壁断崖就越发高峭险峻，再加上大概是千万年来海洋板块碰撞，台岛地壳不断隆起上升，形成眼前深邃幽静的峡谷和极天鸟道的峰峦。水是阴柔的力量，山是阳刚的力量，山与水却各自以自己的方式成全对方，大自然的秘奥，真是不可思议。中国的古书中说：“嵩高维岳，峻极于天。”又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强者莫之能胜。”太鲁阁岩石的千重纹理，诉说那亿万斯年大地成形的道家哲学与儒家义理。

我这个来自大山的游客，不仅被眼前大峡谷的魅力震住，也被眼前这气势磅礴的公路所震住了。苏花公路与立雾溪流，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造化与人力，在这里简直成为极美的交响诗。车窗外开始下雨，空气中有一点紧张。我闭上眼睛。在我的想像中，公路与峡江，成为一对白光闪闪的玉剑。同样的开山斩石，同样的穿洞过桥，又同样执拗地向着苍茫暮色中无边神秘的远方伸展。犹如古代的一干将、一莫邪，默契地飞舞游走于大山之间。在这样的风景中行车，刺激、痛快，颇有读金庸小说之时，一种乾坤挪移之妙、荡气回肠之感。

花莲之旅，令人欲仙欲死的宝岛！

    第二天返回的路上，张正武指给我们看一路上的碑亭纪念物，那是纪念那些为修建公路献身的工人干部们。我们看了其中一处，有钱穆撰写的碑文。张正武说，苏花公路花了近四年的时间，是台湾人流血流汗换来的路。蒋经国先生当年感叹苏花公路之艰难，不亚于当年大禹治水，于是为旁边一座山岭命名为大禹岭。以大山为材料、以意志为形式，以血汗为灵魂，――这不正是一部远比罗丹、莫尔更为现代、更为伟大、更为激动人心的雕塑作品么？

一次桥边小憩，张正武遥指公路对面的远处山峰，一条若隐若现的白线延伸于高高的峭壁上。“那是泰雅族（高山族）的古道。”张正武说。“那上面也能走人？！”我不禁脱口而出。原来，没有公路的时候，泰雅族人在高高的山壁间拥有一条长长的隐秘的猎道。山与山之间的联系，族人的迁徙、御敌、生活，都靠这一古道。在日治时期，由于这道路的存在，日本人也奈何不了原住民。一条古道即是一部人类学意义的泰雅族生活史。现在已经开辟成为探险旅游项目，张正武说他带人上去过，最险处才有一肩来宽。我遥看那已经隐没于荒石蔓草中的古道痕迹，对原住民生命力深深的敬意在心中油然而生。而公路上看古道，一隐一显，一古代一现代，恰恰构成一个有意味的结构：象征历史文化最有韧性的生命意志的传承,表达现代生活对古代精神的呼应与遥契。而古代的鸟道猎路在上，现代的公路居中，与自洪荒即有的河道在下，恰也构成一个天――人――地的结构，一个藏玄机、苞宇宙，一个永恒的古典美学结构。

张正武是军人的后代。他爷爷是兴义军中的一个团长。他对国民党颇有感情，提起台独势力，一付深恶痛绝的口气。我问他知道不知道俞大维，他兴奋地说：“他是高级将领中最有本事，最有魅力的一个人！”接着打开话匣，滔滔不绝，竟像是一部活的国民党党史、军史！途中有一回道窄缓行错车，对面来车急进，当两个驾驶窗面对面时，张正武足足用眼睛盯住对方数分钟之久，然后爆发一声巨吼，对面的司机一声不吭，如不是这样，后果不堪设想。

    太鲁阁国家公园的年轻女管理员，是余秋雨迷。给我们热切谈论《文化苦旅》、《山居笔记》，我觉得十分惊喜。在美丽的太鲁阁大幅青山绿水间，有空谷足音之感。可惜这时一行人匆匆而来，打断了说话。领头的一人是公园的首长，名片一递，原来他是为竞选市议员来拉票。握手、微笑，作风精干。他对王先生说：“我已经在报上见过你们的消息了。”

 

七．

王先生和林毓生教授作报告的那天，可容纳数百人的亚太饭店艺文中心座无虚席。报告会是《联合报》系文化基金会所主办的《跨世纪文化省思与展望系列论坛》的第五次。他们的做法是一个月前在报上刊登广告，然后出售入场券。中间休息还准备了咖啡和点心。这样纯粹学术思想的活动，能吸引这么多人参加，可见台湾社会思想文化的活跃需求。参加者除了大学师生外，听提问，看衣着，恐怕还有将近一半数量的社会各行业知识分子，其中还有白发皤然的老者。报告后提问十分踊跃。从所提问题来看，他们最关心的问题并非大陆，仍是台湾。他们的潜在语境是对台独的忧虑。如有人大声问道：鲁迅“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是否对国族有欠厚道？！”有人谈到鲁迅是西化，所以国共都可以，阿Q把中国人说得不像样。台湾开放，鲁迅作品进来，恰恰吻合了台湾越来越脱离中国文化的过程。有人讲鲁迅是留日的，对日本文化有感情，等等。他们表面上谈学术问题，其实透露的是台湾人对李登辉不放心。以及希望有文化上的强人，有真正打造两岸人民的文化认同和真正的国族身份感。

台湾与日本的因缘甚深。日本人统治了五十年，台湾人的现代意识、社会构架、职业取向（如医生多），都跟日本文化的影响不可分。从我的直观感受看，大学教育的模式、电视节目的语言、趣味、形式，饮食的种类、做工、好尚，以及生活书籍、街景格局、店面装璜……，都有日本文化很深的印迹。福华的服务生，尽是日本式的礼貌和表情。花莲的天祥度假酒店，从建筑风格到室内挂件、浴室木桶木凳，全是一派日式风情。台湾的“中国研究”也渐缩小地盘，让出空间给本土文化的研究。然而毕竟有汉字，有国语，有中研院和故宫博物院，有白先勇的《台北人》、余秋雨的《文化苦旅》，有王元化、林毓生的文化反思与思想关怀，以及有这么多来听讲座的知识人，他们那么热切地谈论着康有为、梁启超、熊十力、梁漱溟、胡适以及鲁迅……。

原载<文汇读书周报>1998年月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