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松江府望族与文学研究》序

   朱丽霞博士的《清代松江府望族与文学研究》，选取一地（松江）二姓（宋、王）为对象，力图在广阔的背景下，以江南积蓄深厚的家族文学为个案，为一个剧变时代提供文化面影、人物精神、文学风貌的一幅解剖图。这样的工作，扎实而深入，是清代文化、文学研究中尚属薄弱而又亟待开展的领域，其创获实多，有益史文。

    受朱博士的引发，我这里谈的，是就文史之学的交叉点，具体地说，“清初”、“江南”、“家族”这三个关键词与文学研究的因缘，还有多少新题目可做，略述一二浅见。

    首先，明清之际出产人物，而人物正是文学与史学共同的研究对象。正如朱丽霞博士书中所描述的宋氏家族，有着那样不同的文人个性。清军下江南，松江府有陈子龙、夏完淳、李待问这样的英雄，而第一个打出“大清顺民”旗帜的则是宋氏家族。曾与几社英杰朝夕唱和的宋氏兄弟宋徵璧、宋徵舆的诗词文赋中，既了无故国之思，亦不见背友之愧。宋家晚辈如宋楚鸿、宋泰渊、宋祖年、宋河宗、宋汉鹭等，也都有不同的性格。其实在明清易代之际，人物确是相当复杂多元的。数以千计的诗人，数与万计的诗篇，那是一远迈前代的作家群体，有的高蹈远游，有的抗争洒血，有的慷慨长歌，有的浅斟低唱，文人丰富多元的个性，实有待于更多更具体的研究。陈寅恪先生名著《柳如是别传》的学术典范意义，还未能真正在文史研究领域受到重视。柳传看起来是写钱、柳、陈因缘，然而其间所涉及有血有肉的人物，不下数十人之多。譬如：有于楼馆劫灰之中，“解作江南断肠句”的伤心人余怀、张岱，也有慨以当慷，白衣峨冠，抵抗至死的英雄豪士孙临、傅山、阎尔梅；有奇情壮怀、铁锁绕颈三圈、“血淋没趾，屹立如山”的大侠和尚函可，也有素称“开清第一功”，却又暗中保护了函可的大汉奸洪承畴；有写作像《长恨歌》那样兴亡苍凉之感的杜于皇，也有画西湖垂柳遭受剪伐、“好色中有大节”的陈老莲；有身在清营心在汉、抱恨而没的“贰臣”陈名夏，也有虽依附权贵、生活豪奢，然守死尽忠，大节峥峥的杨龙友；即以佳人名姝而言，闺塾师的黄皆令，侠义的王修微、马湘兰，烈女的葛嫩、李香君，以及兼美女名女神女侠女奇女为一身的柳如是。如此丰富的人物，通过他们的诗歌文学而存有生命的风姿，这是中国文学极为重要的瑰宝，眼下的工作远未致其曲折而尽其能事。

    其次，“明清易代文化意象”仍值得进一步研究。所谓“文化意象”，即后人的历史体验，后人不断投射的追忆、情感、思绪与理念，不断透过反省与忆念的经营而生发的意味。明清之际，天崩地坼，对于后人，不止是痛史、心结，不止是天地怒气与电光火石，也是历史象征与隐喻。或借他人酒杯，浇心中块垒；或长歌当哭，激发种性；或文化反思，史实深扣；或旧史新说，义理重张，头绪繁多，不一而足。从南社的柳亚子陈去病，到同光诗人的陈散原范肯堂沈乙庵，从二三十年代孟森钱穆谢国桢郭绍虞，到六七十年代钱穆陈寅恪牟宗三，一直到二十一世纪初的施琅郑成功优劣论，意象多多，各自经营，其间既有时代与思想的不同面影，又有隐隐的心曲相通。这里仅以吴宓为例，他不仅在五六十年代长期诵读顾亭林、吴梅村以及其他明遗民诗，反复在日记里记下读诗与时代相关的隐性证据，而且明确说出：“宓夙爱顾亭林与吴梅村之诗，近年益甚。盖以时势有似故感情深同耳。”（1957年8月13日，《吴宓日记续编》第三册，三联书店，2006）其中尤可注意的是他从中吸收华夷之辩和坚守中国文化本位的思想资源，如云：“翻读《后水浒传》完，凡四十回，明末清初陈忱著，盖伤明之亡，而以宋江等一百零八人之忠义与闯、献作反比，以李俊之（受宋帝册封）王暹罗正射郑成功之据台湾，其不言徽宗之昏德，亦不诋斥高宗，但归罪于奸臣之误国殃民，正同顾亭林、吴梅村等之志事与立场也。”（1961年11月25日，《续编》第五册，三联书店，2006））深入发掘此一“史文脱嬗”的抒情\叙事传统，有益于明清诗文的意义再认，也有益于重建中国文学的阐释传统。

第三，江南文化与文学的意义值得重估。这本书以及近年来的江南文学研究，都有力地表明了，江南不只是诗性的、美学的意义。我这里只想提醒大家注意一个重要的标志性数据：科举考试的数据。江南进士的数目且不说，这里只以考试“首选”（即状元、榜眼、探花、传胪、会元）的人数为据。根据商衍鎏先生的《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三联书店1958）的《清代殿试、会试历科首选省份人数统计表》，从顺治丙戌（1646）至光绪甲辰（1904）二百多年间，江苏共出产状元等184人，浙江共出产状元等137人。两省相加的人数为321人，是直隶、顺天、河南三省相加的35人的近十倍。在这个数字对比中，背后是经济、文化条件以及高素质的人口质量的对比。可以肯定地说，明清时期的江南已经取代中原，当然地成为中国的文化中心。在“中国文化中心”这一概念的意义上，可以问的问题，那是远远超过了诸如水软风轻感伤唯美这样浅碟子化的江南文化定义的。台湾的新儒家牟宗三先生曾经深刻指出过：“中国文化亡于明亡之时。”但是在短短短两百年间，原先抵抗最为激烈、遗民人数最多的江南，竟然在文化上翻身而跃为“文化中心”的地位，这不也正是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中国文化的死而复苏、重新通过和平的抵抗和文明的重建而获得真正的征服者的身份么？这哪里是杏花春雨江南这样的女性化江南所能够说明的呢？通过这样大规模的研究，至少两点是预期的：一、江南的文化深度与高度可以得到确立；像王阳明、陈子龙、张煌言、张岱、徐谓、李贽、金圣叹、黄宗羲、顾炎武、袁枚、戴震、洪升、章学诚、王国维、陈三立、沈曾植等第一流的中国文化心灵，都是简单的唯美主义文化所不能定义的。二，江南文化的多元性可以得到理解。既有暮春三月江南草长那样的感性优美的文化传统，也有考据学朴学那样理性主义的传统；既有如王阳明顾炎武等圣贤士大夫精英文化的传统，也有《梁祝》《白蛇传》那样深入人心的民间文化传统；既有非常个人、相当隐逸的追求，也有融入宇宙热情与参与造化的兴趣。我在多年前的《文化江南札记》中就提出过这个问题，我引用牟宗三的框架，提出心性理与才情气六字来把握中国文化结构，我们希望可以理解的是，江南文化其实并不是铁板一块，并非只有一种面貌、一个形象，唯其文化深厚，更显示出江南文化各种成份之间相互的张力。因而，江南文化的丰富性是一口至今也没有穷尽的深井。

第四，家族与文学创作的关系。家族文化，无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色。近年来我看到譬如胡阿祥《魏晋本土文学地理研究》、吴正岚《六朝江东士族的家学门风》、王永平《六朝江东世族之家风家学研究》、王力平《四至九世纪襄阳杜氏家族述论》、严迪昌《文化世族与吴中文苑》以及蔡静平《明清之际汾湖叶氏文学世家研究》等论著或博士论文，皆稍能扭转多年来仅偏于经济与社会史的家族文化研究取向，从学术与门风、家族信仰与文学成就，社会交往与时代文学主张与倾向等多方面探索了世家望族对于文学史的重大意义。在师友结纳、文人社群、政治集团之外，找到了文学创作另一种重要的共同体力量。揭示了传统中国除个人生命情意而外，文学生活得以延续的另一番真实环境。这是他们都高度重视陈寅恪先生关于“世家文化依赖于地域”、“其核心是优美之门风（家风）与因袭之学业（家学）”，“二者影响甚至决定着当时的政治与社会”这一思想，将社会史地域史与写作史联系考察，而取得的成果。从一个最大众的意义上说，这样的成果已经或正在改变五四新文化过于重个人而轻社会，而形成的一个偏见，即所有的家族文化都是万恶之源，都是束缚与扼杀人的性情，压抑人的个性与自由，因而都是不道德无益于社会，应是打倒之列。这样的工作当然还可以继续从量的积累做下去，一件件个案地整理挖掘，进一步发现中国家族文学悠久而广大的真相，从而重新书写既有时间延续（门风）又有空间置根（地域），时空结合的中国文学新史。但是我还是认为在中观的史识和微观的史述方面，仍有可做之事。譬如：南北比较（为什么南方文化世家特为兴盛？可联想屋顾炎武所说的“北方族性之衰”云云）、时代比较（明清世家大族与六朝隋唐相比有什么特点？一个趋于世俗化的社会，世家的新意义为何？等等）。从微观的史述来说，有待于深入到世家文化的内部去看，了解其是如何透过门风以实现经济与政治的党援、交往、标榜、以风气相激励（如“易堂九子”等），以及因此而凝聚精神核心价值，塑造家族成员人格，形成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相互缘助的良性机制，等等。对于世家的秘奥，或许我们更有待于文化的深描：想起钱宾四《八十忆双亲》里的一个场面：幼年钱穆于除夕之夜，一人独坐大门槛上，守候外出的哥哥回家吃年饭。两个弟弟依在母亲身旁，外面是香烟缭绕，爆竹喧腾，里面是无灯无火，钱穆与母亲弟弟，静静守候着哥哥回家。一种类似于宗教情怀的深情，涵泳其中的是中国文化敦友睦亲的厚意和悠久而深长的日常情味。家族文学的研究若能深入描述，细节不弃，涵泳而体悟，要在传出其中不死的灵魂，则不止中国文史之学之深意，亦有益于人心矣。

                                            二00六年六月十三日就月将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