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怡和与邬书林

 谁能相信一个年过花甲的老妇人，为出版一本书，一本很平常的书，会得到今天中国作者最高的待遇：禁书。

我这不是在说笑。

禁书在今天的中国绝对就是同时意味着另一个出版商为之垂涎欲滴的赚大钱的“同名词”：畅销书。而且是畅销书的最大级：不仅正宗的出版社为之出的正版禁书会在一种绝版书危机感之下，触动读者的猎奇神经，使它们很快一销而空。更会引来一大帮盗版书商，在正版已成绝版的同时，大规模的，浩浩荡荡的让这本书进入盗版的行列。更奇的还在于，而今的正版禁书，因为要证明禁得正确，往往在和谐社会恩威并施的同时，不得不小气地拿起那贞妇才能有的剪刀，对因为恩德才允许其面世的绝版禁书，进行一番“必要”的剪辑和删节。于是禁书就变成了经过阉割了的，在和谐社会看来是贞洁了很多的不全版本，于是为了赚钱永远嫌眼睛的红度不够红的盗版“商”又得到了一个和谐蓝天才会掉下来的馅饼：全版禁书。而让人们哀也不是，恨也不成的现状恰恰是如此：你要看任何一位有此“大幸”的作者的禁书全版，还真的有赖于这些不应该被列为商人的“盗版商”！

我说的自然是章怡和老太太，虽然出来很久，已经对章老太太是谁，只有用陌生两字来表示自己不恭的惭愧。但是在昨天，我连这种陌生的惭愧都无从生起。因为在昨天，又有谁会因为一本书名唤作《伶人往事》的书而愤怒地想着：我一定要看到这本本来是稀疏平常的书！又有谁会去把关心这本书跟关心中国联系在一起呢？但是一切就是这样发生了。由此，这位章老太太就成了闻人。

章怡和绝对不是一个希望叱咤风云的人物，即使她父亲是章伯钧。她自认自己是远离政治的小家碧玉似的书斋女子：“我一生的兴趣和一点点小聪明，都在艺术上。我敏感于人的内心情感，敏感于色彩，敏感于细节，敏感于韵律，即使在监狱里，我还是那么喜欢天空，喜欢飞鸟，喜欢薄雾……看着看着，甚至能忘了自己是囚徒。”     
但是就是这么平常的回忆带出来的平常的写作，使章怡和老太太再次无端的卷入了政治的漩涡。据她自己说，此次的禁书“使我想起《往事并不如烟》。据可靠消息，为了‘往事’，李长春先生主持了一个会议。会上，前新闻署负责人表态，说（大意）：自己这个部门只能管出版社，管不了作者。事情推到了文化部，文化部一位副部长说（大意）：章诒和已经退休，再说写书属于业余之事，不好管。既然事情是由中央统战部提出的——当时一位统战部副部长是把‘往事’定性为‘反党宣言’的，于是，李长春先生决定这烂摊子还是由统战部来收拾。最后，统战部托人找到我哥哥（时任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请他转告我这个妹妹：今后就不要再写了——这就是‘往事’的结局。”

到底为什么一部回忆性的著述就可以因为李长春为之开了会就把它定为反党宣言？又为什么因为是写了反党宣言就该从此封笔，作下“今后就不要再写了”的结论，而且是诡异的通过不管文字的统战部借章怡和的哥哥的嘴转告的，这已经无从谈起。反党宣言，在过去是何等大的罪，那是可以整出人命来的大案，现在却是经过自己的哥哥转告，这倒也显示了和谐社会整治反党宣言大案的偷偷摸摸的新气象。当然，不管怎么说，章怡和就此与李长春们结下了梁子，却是真的。

要作家封笔，就跟要歌星封嘴一样，都是和要人饥饿时不得吃饭，犯困时不得睡觉一般。章怡和做不到饥饿不吃饭，也就做不到有笔不写字，而且还是按照她自己喜欢的基调去写。于是，就有了丙戌年末的《伶人往事》，书交到了湖南文艺出版社。此时的章怡和，在她已经出了的著述中，已经有两部是禁书。书以禁而畅销，人以禁而闻名，平常得很的《伶人往事》，自然也因为禁书作者所作而得到出版社的青睐。但是，此次却是一粒烫手山芋，让湖南文艺出版社委实烫得不轻。

2007年1月11日，在全国图书定货会开幕当日，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召集了一个“通风会”。会上，副署长邬书林先生以宣读方式公布了一份“2006  出版违规书选”，被点名的书里,《伶人往事》列于三。邬先生对出版此书的湖南文艺出版社说（大意）：“这个人已经反复打过招呼，她的书不能出，……你们还真敢出……对这本书是因人废书。”接着，自然是对该社的严厉惩处。

邬书林何许人也，竟敢如此狂妄地说出此番禁书是因人废书。

退还五十余年，江苏镇江某个小村的邬家一个男儿呱呱降生，或许因为几辈都没有文人出名，或许还因为几辈就根本没有文人，反正我可以这么猜想，得子的那个年轻的父亲肯定是很希望这个小子将能作为邬家的一个文化人的，所以把他取名为邬书林。

这个邬书林的童年和少年应该说并没有赶上一个好的年头，至少从中国人都没有躲过文革的劫难这一事实，我可以这么说。那时的中国不仅禁书，几乎所有的书都被按照封资修和帝修反两条划线禁过。不仅禁，还焚过。其实每个从那个时代幸存下来的人都知道，那时的劫难又岂止禁书，焚书？邬书林当然也是这样的一个劫后幸存者。当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邬书林正在煤海煤林的煤矿挖煤。他自报的简历是从1971-1978年，在江苏焦化厂从工人干到调度。在书和人都是劫后余生的1978年，每个刚刚进入大学的人都带着恶补苦读的激情去面对于自己有同样经历的书。至少，作为在这一年进大学的我，是这样读过来的。而内心的期盼就是希望不再发生这样的读书难，不再有焚书和禁书。从煤海煤林考入南京大学的邬书林也是这样读过来的。那同样的经历是否就此让他立下要终止禁书的志向，我无从揣测。但是，禁书的劫难曾经使南京大学的学子在劫后发狂一样地到图书馆去抢位子，肯定也是这位邬书林经历过的，除非他不读书。

四年大学是邬书林人生的转折。兴许是读而优则仕，兴许还有别的说头。邬书林没有从煤林转入书林，但进了仕林。仕林宦海的历练，到了2007年，邬书林已经是中国新闻出版总署的副署长了，可以弄弄权力了。这就有了语不惊人誓不休的通风会上的因人废书的禁书训示。

三十年前，一个是可能还在被专政的资产阶级的小家碧玉，一个是满手乌黑的煤窑仔。我相信，那时，再高深的发散性思维高人也不会想到那个煤窑仔会想着将来要读书，更不会想到他会在读书之后要去禁一个叫章怡和的小家碧玉写的书。然而，造就人才的中国，就是既生瑜也生亮。同是过来人，但又是陌路人。写书的章怡和还要重复被禁书的梦魇，而禁书的就是那个曾经也受过禁书之难的邬书林，如此的风云际会，似乎仅仅发一点感慨已经很难了结心头的郁闷了。

向来，讲到中国的人权民主，都说体制有问题，体制要改革。但是体制的改革绝对不是灵魂层面的改革。希望一场改革能够得到灵魂的更新，那是文化大革命的思路。禁书的历史在中国一直延伸着，终止禁书因而也就是一段太长的历史的必须终结。如果当今的中国仍然在培养像邬书林一样的行政官员，这段禁书的历史就将不幸地可以再延伸下去。对于绝大多数的人来讲，一次禁书都不该发生，一次禁书也算太多，可是，经历过禁书之难的邬书林却在嫌禁书太少，禁书的历史太短，乃至以他的禁书新发展，提出了因人废书的新禁法（所谓的新，其实也就是温故知新的别类）。

对于这样的滥用权力的行政官员，光把他的滥用归结为体制的弊端，显然是有把拥有灵魂的丑恶的个人也当作体制的受害者的嫌疑。我倒宁愿借用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的情景来比拟。其实，风高，月黑是一个方面，杀人，放火是另一个方面。借着风而放火，趁着黑而杀人，是绝不能把这种怀着贼心干起杀人放火的勾当简单地归罪于月黑和风高的。同理，邬书林的因人废书决不是可以用体制的弊端来解释那么简单，他的从禁书中来，以禁书为归，恰如一个杀人放火的盗贼不会嫌火放得太旺，人杀得太多的，他的禁书只是利用了风高和月黑，由此也就可以让我们看到他的丑恶的灵魂。

一个拥有这样的丑恶的灵魂的小人还贵为中国新闻出版总署的高官，是为小人与体制的弊端的关系的正解。如果问我中国的民主的出路，我此时的感受就是很简单：从清理这种小人邬书林们做起；如果中国的体制要改革，也是有这样的同一个出发点；如果中国要终结毁灭人类良知的禁书的历史，还是有同样的起点。

邬书林只能是一个句号，中国禁书史的句号。

2007.2.5.

后记：这是一篇应景文章。起因是我把章怡和的声明转发到多伦多的《大中报》，希望该报能发表，以示支持。《大中报》认为章怡和的声明应该是网上到处可见的，希望我写一篇时评性的文章，我先是推诿，后来就因推诿不过，就写了这篇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