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低一个难度，怎么写信封

我觉得wind的考题太难，难到连博士都没有办法得到相同的答案。这又是一个“我称他皇上”的命题，也就又开始《事关刘文典》这样的麻烦了。我问了一声邵建，邵建至今没有搭理我，可童志刚呢，写了一个比我写的还长的文字和我依依不舍。看着期末都已经结束了，这考题还是争论不休，大概这个春节是难过了。一着急，我就又跳了出来，给大家点刺激。

其实这个问题非今日之始，很早就折腾过。我记忆的年份大约是1978年左右。那时候人性温情再次暖和社会的心情，疾风暴雨和庄严肃穆的日子渐行渐远地模糊去了，可被拆散的家庭，成员们还天南地北地远离着，尤其是那些小学尚未毕业就上山下乡的知青们，急切地和家里联络，希望能早日找到一些门道回家，信函也就日益频繁起来。

知青们自造的快乐无限，比如把房东大娘在信里写作“老大狼”，把北方的躺板不叫热炕叫做“热坑”。叙述冬天伐木的辛苦尤为传神，非要说自己抡起爷子咔咔两下就把大树给办了。这样的故事成为那个时代的佳话，连我今天还能感觉有轻度的后遗症。我的家庭气氛比较认真，所以，给父母写信的态度也很庄重。信封习惯用立式的，伪劣的字体写得可以夸张。写下父亲或母亲的名字后，沉着地一笔綴下“同志”二字。

第一次给家里写信的时候，自己其实也是犹豫了四下，不好落笔。毕竟是给父母写信，突然改口称“同志”，自己都觉得心情过于豪迈。可是那个时代还有什么称谓可以候补呢？“大人”？不行，那是老语，“四旧”得很。用“爸爸”或“妈妈”？这岂不泄露给别人自己的家庭关系呢？不后缀吧，总觉得来得更孟浪，连自己都吃不消地觉得秃。于是想，反正天高皇帝远，练练胆也不至于立即会壮烈。有一就有二，慢慢这就成了惯例。上大学的时候，第一次离家的同学看到我这样写信封，诧异得张大嘴。这倒愈发激励了自己已经成人的感觉，也算是一种兴奋。

当时代温柔起来的时候，人情人性也就暖洋洋地萌动了。于是信封上的称谓就呈现枝繁叶茂的多姿多彩。比如“大人”、“先生”等等，可更还有“父亲”、“父亲大人”以及“姐姐”、“哥哥”什么的，甚至扩散到了“老姨”、“舅舅”的级别上。终于有人称不住气了，我记得好像是《人民日报》上发了一篇文章，郑重地指出事态的混乱。报纸说，信封上写的这些字不是给收信人看的，而是给邮递员和邮局看的。给张三的信，对于邮递员来讲，不是“张三爸爸”，而是张三这个人，也就是这个人，没有其他的称谓价值。

那张报纸还挺逗的，说有些人竟然连名字都不写，书上收信人地址后，干脆就写了一句“爸爸 收”，好像是非得让邮递员在楼下“爹的信，爹的信”似地大喊大叫。读这个文字，让我开怀不已，所以印象深刻。而以前呢，我也从来没有琢磨过信封是给谁看的这个问题。我在家信信封上写“同志”，虽然看起来好似先见之明，其实也是无知觉的惯性。去想，那个时代不是“同志”的早已难得些什么信了，满大街、满天下地怎不都是“同志”呢。

说过来，现在信件已经很电子化了，用不着邮递员去看信封什么的，鼠标轻轻一点，连猫都拦不住地跑得满世界。所以，称呼啥也就无所谓了。可中国人的习性有惯力，似乎还是有人毕恭毕敬或诚恐诚惶地缀上套关系的称谓。若给需要红光满面神采奕奕的人写信，小孩子没准还要追上个“爷爷”什么。如果给安南写信，一定会说，我看到爷爷累得头发都白了，瞧这天下大事忙把爷爷忙得那么辛苦，让爷爷的脸色黑得那么浓重等等。当然啦，这不再是信封而是信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