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计划”的时代与没有“计划”的时代

十六届五中全会公报说，今后只做“规划”，不再做“计划”了。通常理解中，规划好象来得粗阔，而计划则详尽。可事实并不尽然。规划可以抻长的，比如可以做到二十年的周期，甚至五十年。按照当今的想象力，一般也就能瞭望到三年左右，比如刚上台的总统，大致不能料想自己下届能否续任。所以，看起来，规划是一件比计划更没谱的想象，但计划会来得费心，而规划呢？会来得开心。我看来，差别大致于此。

如今，怎么说来，资源都越来越游离政府权力之外，反过来说的话，政府对社会资源的控制力越来越弱。这样情形下，倘若社会资源的走向与政府的规划相背离，究竟是政府修改自己的规划呢？还是剪裁社会资源的能动呢？确切比喻，政府打算建设的是“强国”，而社会资源谋求的是“富国”，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究竟谁服从谁？当然，可以达成“富强”二字之间的妥协，也意味着既不是“强国”，同时也不是“富国”。这未必是文字游戏。

政府的资金来自财政收入，财政收入取之于民，但未必用之于民，或者至少未必直接用之于民。事实上呢？取之于民的财政会否钳之于民呢？我看还是会的。比如，财政下建立了工商局，工商局订立了经营范围，企业必须在既定的范围内经营不得超出。如果超出了经营范围，假定卖日用百货的，昨天一努力卖了家具，今天就会受到惩戒。再假定，在甲地注册，牌子挂在同城的乙地，这就成了异地经营，这也要受到处罚。

政府财政收入已经超过国民收入的百分之二十，达到百分之二十五，估计不过就是再努力个把年的事情。比照起来，农耕时代没有太多的公共服务，税收基本用于官宦和朝廷的开支。按照过去的说法，比如三十个人头养一个官吏，今天大致等于四到五个人抬着一个公务员。只是公务员们很勤勉，把一部分甚至大部分官饷捐赠给社会，于是社会便有了官饷操办起来的公共物品，比如宏大的公共广场和灿烂的夜景灯光，或者宏伟的三峡和遨游的神n。

确切说，不再的是“五年计划”，而不是“计划”。每年的计划还是有的，只是计划的规模缩编了。但搞不明白的是，这样的计划和“财政预算”有什么关系？或者“财政预算”本身就是“计划”？事实上，即使自由经济的国家，政府也还是有自己“计划”的，外号叫作“竞选纲领”或者“施政演说”什么的。其实呢，这些玩意也未必当真，社会资源大可不费心修正这些“计划”的，只是修正一下总统或者总理的位子也就完事儿地拉倒。

国人喜欢调词的，今人说“计划不如变化”的意思，在古语中就是“朝令夕改”。周总理时代，别管怎么说，总还是自己定的计划自己执行。到了任期有限的时代，上届政府制定的计划，批发给下届政府执行，这“计划”之事早已混乱不堪了。能如此持续坚持了二十多年，没有点毅力真不好坚持。责任制的政府就在于自己拟定的计划由自己执行，一届政府要对自己的主张负责，这就是任期制的本意。否则，活到老、学费交到老，只有崇尚“盖棺定论”的心态才能办到。

“本届政府的目标：……”，或者“本届政府承诺：……”等等，说到底就是“计划”。倘若连这等“计划”都废黜，“责任政府”一定就是无责任政府了。所以说，“计划”还是有的，否则一个国家一定还在一千零一个黑夜中摸索着呢。如果一届政府不能笃定自己必然连任，“计划”也就瞄准在四年或者五年的射程；倘若能笃定呢？准星必然抬高，射程也就呼啸地直奔个十年八年的距离。

所以呢，我觉得，有“计划”时代是一个乱瞪眼时代，而今后没“计划”时代，兴许是一个干瞪眼的时代。未必是哪个比哪个更好玩儿，也未必哪个比哪个更不好玩。比如，现在还有个“财政预算”，超了就超了吧，即便听起来像“爱了就爱了吧”那样轻松的歌词。倘若说今后取消掉“财政预算”，又有什么可担心的呢？至少各部委和各地方吵吵嚷嚷地闹分配，大家也得像模像样地分苹果。没有不受约束的事情，也没有废弃规则的过程，总有权术或谗言在路口指挥信号。我以为，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