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袁世凯与孙中山

人物是错综的。拥戴孙中山为“大总统”并不是全国民众的投票选择，也不是议会投票的抉择。所以前面需要冠上“临时”，即“临时大总统”是也。比较后来的“总统”之称，“大总统”不是一个正词，可见当时对国家政治和体制的认知有多么仓促。所以，即使抱负多么宏伟，也依然是想象。正因为如此，才有了后来宋教仁的政治设计。要知道，对宋教仁的理念，孙中山不大以为然。在国民党内，宋教仁走孤，是袁世凯指使的暗杀，才将他塑造成为千古英雄。

满清朝廷逊位，改建民国，且不说这样改制是中国历史中是代价最小的，放到全世界，实话讲，成本也不算高昂。武汉三镇范围内的国家暴力和反抗，能唤动各省独立，没有最高权力中人的暧昧，仅就“同盟会”还不足以促成揭竿而起的势态。无论袁世凯是耍弄诡计或者设置阴谋，就是他，也只能是他，靠着权术而不是武力实现了这个历史性的转变。以代价和成本来论，对于国人只有好处而近乎没有坏处。就这而言，论功劳，孙中山显然没有袁世凯来得醒目，也没有袁世凯来得实质。

政治之争，即使放到现在判断，所谓“解散议会”（武立杨指证），也是解决民主政治的一个手段。这样的事例比比皆是，所以，仅就“解散议会”形式而言，老袁的手段符合现代政治的法理。老袁要办理一个“听话的”议会，这也不为过。直至八十年后，叶利钦解散俄罗斯的议会，比老袁下手还要狠，这也是可以立说。总统解散议会，或者议会解散内阁，在或者议会弹劾总统，这些都是共和政治的常用手段，相互制约且相互利用。那个时代的亚洲，议会政治失灵是有先例的，否则就没由日本走入军国化的余地。

说起来，按照亚洲模板，政治上倾向“君主立宪”政治制度的还是大有人在的。至少日本提供了这样一个真实案例，可模仿也可再造。最后没有选择“君主立宪”，其实和日本浪人渗入同盟会相当有关。出自对日本议会政治的失望，这些浪人对中国革命投入了更大的热情，相当程度上将中国的变革当作未来日本发展的试验田，这也是日本精英们为什么如此投入中国革命的原因。毫无疑问，这些日本顾问都是“寡头政治”的崇拜者和设计者，日后他们在日本政治走向上的作用可以证明这个说法。

即使议会的民主政治，政体也大可玩味。比如美国的“议会制”、法国的“总统制”和英联邦国家那样的“总理制”等等，也就是分权制衡的结构如何。后来的段祺瑞不想当总统，就逼着黎元洪大总统就范，也是民主政治的一个玩法，可就是不得后人认可。政治设计，也就是制度设计，是当时困惑的当务之急。但任何一个人都不想把镣铐锁在自己的腕子上，桌面之下，大家也就当然玩些狠的。袁世凯有野心，但它毕竟还知道祸国殃民是不成的。如果他老人家“济南战役”、“南京战役”地打到“广州战役”，历史未必会怎么样。

八十年后，国家的政体建设依旧不得廓清。如“联邦制”还是“邦联制”，政治在中央还是在地方，这些都还难以探讨。中央集权制度下，地方行政首长不可能投票选出，而只能由中央政治来解决。当年袁世凯面对的呢？显然，他对省级行政长官的权力远不如今天来得大，来得实质，否则各省又何能号称“独立”？专制的总统，本质就是皇上，“帝制”不仅是个人私欲的美梦，也一劳永逸解决了地方行政长官是中央任命还是地方民选的纷争。只要地方政治在地方，就和中央集权的政体相冲突，掌权的省长就有可能和中央政府对着干。

袁世凯不大可能如武立杨猜测的那么“这样低贱的心智”，难道他还看不懂段祺瑞么？孙中山和陈炯明之间的关系也不算不深，翻脸起来真枪实弹，缺少袁世凯对段祺瑞的忍让。这如今说起来，似乎也是一种襟怀吧。革命者之间的残酷历来比反动派来得血腥，这也有案可例。陶成章和陈其美之间的怨恨肇起于陶与孙之间的久结的冲突，竟然搞到要暗杀，而且还真地暗杀于病榻，孙中山的责任无逃。正是孙中山不再相信议会政治，其实他也没有相信过议会政治，国民党枪杆子里面才出了政权，回到紫禁城的历史大门就这样打开了。

老袁拿着武器，孙中山是拿起武器。历史证明，以暴易暴的反抗，其结果还是暴力专制。蒋介石的独裁并非蒋介石自己想成功就可以的，他也遭遇到党内反对派的阻挠和限制。但构成国民党内左右派的共同基础不是“民国”，依然还是“党国”。这也是孙中山拜苏联为师的思想原动力，对自己有关于列宁一样的期待。“想象力”是一个根本问题，那个时代，那个时代的想象力不可能对国家政治有透彻的理解，也没有透彻的真正实力。在“让大位”（武立杨语）的话语中，比起孙中山来，当时的袁世凯并不是一个“坏”的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