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叫“真理”的不是玩意的玩意

“真理”，我愈发觉得，和文化传统有关其实再一想又无关的玩意。之所以称之为“玩意”，就是这“玩艺”根本不是个玩意。“理”，在传统中不是当今白话所言的“道理”，本来的意思是统辖和诠释，也就是“理学”，传统文人矢志不渝的体系，用来解释一切、判断一切和把握一切的那个绝对。“真”，不是传统，中国传统文化并不看重这个“真”，看重的是关于认知的态度，关于是否敬畏“道统”。“真”，作为思想理念，仔细想还是属于西方的，是“逻各斯”的出发点和归宿，是证实和可证实的思维条件。

“True”是关于事实的，外在于意志，而“Truth”则是关于精神的，反映外在事实的认知。由此构成物质和精神之间的对应关系。这样表述，我觉得符合这两个词的本意，可“真理”就没有这种意思。另一个例子是“理解”，拆字逻辑下，应当是用“理”来解释，而今天呢，和“明白“是同一个意思，只是由思维庄重了一些深度。如此这样，“真理”大致可以说成是“真正的道理”。于是，没小心地又勾搭出来了个“道”。显然，如果“真理”是全人类的，就不应当与“道”有关。“道”，毕竟仅仅是让西方犯傻的玩意。

“真、善、美”是西方文艺复兴开始的人文追求，中国人追求的是人格与天道的亲和。两种文化的价值准则根本不同。可就是不知道是谁，将这两种完全不同价值准则的物件嫁接起来，于是就有了“真理”，还很汉化地长出“真正的道理”这个不伦不类的不是玩意的玩意，比如“放之四海而皆准”这样的比喻。西方语境里，“Truth”表述的都是用证实来层层推进辨析，东方语境下呢，则是条理的归纳与升华。方法不同，方向也不同，所以“Truth”和“真理”应当不是一回事情，可我们被必须地认为是同一个事情。

上个世纪初年开始之后，中国大致就进入了一个寻找和定制“真理”的时代。其实，本来的文化和政治思想就是接近或者占有“真理”的，只是那个时代叫做“天道”或者“天理”罢了，本身具有绝对真实且外在于个体思维的绝对正确。换成另一种表述，所谓“真理”就是能用来改造社会现实，并将其纳入必然规律运行的思维，当然也体现为价值归附和价值体现。从找到一个“主义”或学说，到“普遍真理”与“具体实践”相结合，直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无非是关于“绝对”或者“相对”的“理”真假与否。

其实，即使在其他文化环境下，“Truth”也持有可疑的转换，比如“真知”就是一例，这个涉及宗教感情，不多说为宜。而另外的说法呢，譬如李慎之先生用“救亡”和“启蒙”对中国前一个百年的追究，我以为，两者之间在“真理”这个层面是相通的，甚至可以说是共有的。前者表现为寻找“真理”，后者非常涉嫌代表“真理”。没有这样的共同感觉，不可能“一声炮响”就积极地穿上了另一个“主义”。一个学说，或者一个思想，就能够拯救一个社会乃至全人类，其根结就在于信奉有一个可以放之于四海的“真理”。

“Truth”如何被翻译地后缀上一个“理”字呢？或者说为什么没有翻译成“真识”呢？万般归一哲学思维下，文化传统兴许就是一双固执的脚，穿上什么鞋子，走的还是自己的路。语言格式的道理在于思维方式，并用来表述和交流思维。确切来讲，语言内在逻辑本身就是思维逻辑，这决定了传统语言体系根本不可能表述和透彻理解外在文化和外在思维模式。与宗教权力对抗而产生的“Truth”和与“天下”理念所归纳的道统，其思维资源不同，思维价值不同，当然思维的结果也无法相同。

先贤们致力将西方的知识转入的时候，其理解必然也只能出自传统，而且必须为传统思维格式所容纳和整合。西学，即使看起来今天的理解比祖先门来得更真切，我们依旧不愿意关注其并不担负解释一切和解决一切的特征。不能说西方中从来没有这样的打算，也不能说西方从来没有这样神圣的人物。但出自怀疑一切的本能，为全人类递交一份“全面解决方案”，的确没有市场了。而我们呢，且不说鄙夷他们雕虫般的低能或者无能，那“兼济天下”的价值视野，没有点周易的神算，又如何能摆弄乾坤？

上个世纪前，“西学为体”这个命题破碎后，忧国忧民之士开始了寻找“真理”的惨痛过程。一百年后的今天，我们忽然发觉西方根本没有那个被我们称之为“真理”的东西。恰恰那些被圭臬为“真理”的东西，不是东西地带给我们无尽的灾难。聚光的眼神忽地蓦然回首，原来那“真理”就在灯火阑珊的背影处。因为只有老祖宗才曾经能解释过一切，也掌握过一切，也就是“真理”。比如“天人合一”，比如平天下地“为万世开太平”。于是，神色凝重地挽起长袖，开始“为往圣继绝学”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