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发”“后发”语境之外的创新忧势

后发展状态下究竟优势还是劣势的争执，杨晓凯去世后似乎有些过去时态的样子。关于发展，前不久比较受关注的是“李约瑟难题”，也就是为什么在清初之后的“盛事辉煌”而日渐西下。“后发劣势”语系中，杨晓凯指证，后发国家往往以追赶的姿态，简约掉社会整体性健康，做就累年后尾大不掉的畸形窘境；林义夫坚持的是，后发国家可以清楚借鉴先发国家的经验与教训，社会发展能少走弯路。在两种相对的观点中，我的看法倾向杨晓凯，毕竟诸如苏俄和中国这些“后发国家”，捷径地走过了人类历史最大的弯路。

杨林的争执，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两条路线之外，我以为，应当还有更复杂的干系。毕竟，这个讨论中“先发”是一个追认，也就是有了既定方向的潜设，而“后发”则似乎在同方向上追赶。总起来讲，也就是发展是有方向的。我以为，只有这个共同前提，才能觉察出不同思维才会如此分岔，这当然是共同语境的问题。没有这个共同语境，两人之间应当没有什么可争论的/。由此，我觉得，如果发展是有方向的，那么回过头来看，是不是全等于“历史是有方向的”呢？这是一个直线的两个方向的延伸。

当然，如果仔细琢磨，关于先发可能的“弯路”或者后发可能的“经验”，都有不确定的内含，比如局部的或者偶时的颠簸与拐弯等等。但终归说来，大方向还是“既定”的。这样的归纳比较符合阶级社会阶段论，原始走向未来，从蛮蒙走向文明。这里，有可能以时间这一维轴线悄悄替代掉了空间的维线，而作为人类社会来讲，我还悄悄以为，应当是多维，甚至超维德。人类社会的终极目标是哪里？或者说，作为阶段性里程碑，我们今天是否是一百年或者更以前的前人们的想象与追求？

于是，“先发”或者“后发”的优势，都是基于既定认知的讨论，也就是似乎有了方向赶制后的推测。问题是，作为“先发者”是否有如此这般“方向感”呢？如果没有，是否可以理解“先发者”本身就是有知和无知的摸索？也可以讲，“先发”往往可能没有方向上目的性？而“后发”的目标恰恰就是“先发”的背影？甚至透过这个背影，直线地瞭望模糊的遥远景象？理解中非常可能以为，能比较快速的趋近，就是“后发”优势，如果“创新”这个最新氛围，也可否继续这样理解呢？

我想起来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的日本，当时芯片技术已经非常领先了。比如电视机芯片、音响芯片等等这些专能芯片，几乎全被日本企业占据。如果不考虑当年中国正在大规模引进电视机制造设备而武装起来那一代国企，好像此外只有欧洲还有寥若晨星的比如“汤姆森”这样的电视机厂商了。于是，如同我们今天的奥运精神，也就是“举国体制”地，日本企业全力向高清晰电视和高复杂度的模拟芯片技术进军，而且还取得了令世人震惊的成绩。但不幸的是，在日本企业超过“先发”国家之际，芯片技术向数字化转弯了。

大致来说，日本当时近十年的强力投资基本上都打了水漂。迄今为止，在数字化信息技术方面，日本除了照相机的CCD比较算得一枝独放外，近乎没有什么地盘可值得自己继续骄傲和放纵，而且产业上，高端产品濒于挣扎，中低端产品不要说全面失守，因为根本未曾能盘踞稍大点的制高点。若以嵌入式硬件和软件看，如今韩国的势力都比传统的日本公司来得派头。当然，比如液晶技术和发光二极管技术，日本还是不错的。但这是日本企业的初衷么？显然不是。

在创新的理念下，日本企业被赋予过太多的历史和社会甚至国家责任。激发急起直追的热情同时，创新还承载着宗教般的情结寄托，尤其看到这样的追赶的确正在接近甚至超过“先发”，对既定目标的固执认知的情愫，忘记了，没有可追逐可比较的具体目标时，发展是思维惯性导航的，而一定是市场的共识，风险的蝴蝶其实早已在青萍之末摇动翅膀。以经济道理判断，总量越大，其边际效应就会递减，而风险则会递增，这也应当适用于“创新”这样的企业或社会活动。

真正具有全局效应的“创新”，其实往往处于“意外”，发自我们常态思维之外。后发的老农没有能创新地当个皇上，关于创新的想象，就是哪一天他创新地当了皇上，一定用金扁担跳水。小QQ同志画圈，一定是精雕细琢地用喷沫的大毛笔来画出自己内方之外圆，谁要是送给他一套函数，他都要跟谁急。如果这个“发”是发财的那个发，“先发优势”可能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而“后发优势”呢？非常可能是满口金牙的暴发户。这话，听起来挺背气，可何尝不是老祖宗的古训呢，也算是继承传统的一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