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黄的新衣

——一种思维模式的判断

开始想到这的时候，话语的模特，想用的是喜儿。想下去几步就觉得涉色，会让另外人等猜疑。还是老黄比较得当，即使赤裸裸了，也还能指影地说，人家很大卫，每个人都能觉得自己是一个思考者。本来么，学着那拉的背景，很多人都可以追着说“喜儿走出以后怎么样”？换成“老黄走出以后怎么样”，估计没有人对这个鳏夫有更体心的关怀。为什么？就是这个老汉这般折磨，历史的、故事的、戏剧的和精神的，依然没有人想到这个老汉还有双脚，而不仅仅是戳上印泥颜色的那只食指。

虽然住在的村子叫杨各庄，可是人等百姓不独一宗。不是“杨大春”，也不是“杨世仁”。如果老杨家是本土望族，白劳先生终还有族长什么的可以去投诉。有人会说，作品不可能反映全貌，优秀的作品也不过是时代的缩影。可能就是这样，用一个裁减的故事，来映射一段复杂的历史和环境，然后大家开始争论这是不是真的。刚才我还想到，大邑的“收租院”是伪造的，刘文采的“水牢”是被乌有乡的才子们虚出来的。可是还就是有人咄咄质问，如果水牢是真的，刘文采把穷人关在里面就是恶毒已极！！

关于杨白劳，也关于白毛女，一切都是编造出来的故事情节，为的是感情情结，也就是伪造的事实和虚假的人物。真实的只有故事逻辑，是编造者的思维逻辑和作品的脉络逻辑。最无聊的证词是，一滴水可以反射太阳，可大家明眼看到话语人搅动的是一锅粥。《白毛女》这部高调的阶级文学作品中，杨白劳必须得死。杨白劳不死，这部作品就没有任何感情价值，故事逻辑和故事结构就会重大解体。在这个意义上，杨白劳的死和当时的社会现实无关，也和故事原型无关。以杨白劳举例，实际上是被作者操纵了智商。

卖豆腐的杨白劳，比耕种多一些手艺。不仅如此，卖豆腐而不是帮别人卖豆腐，说的是杨白劳还有一套生产工具，虽然可能很作坊，但毕竟很配套。武大买炊饼还有美丽的嫂夫人帮些忙，哪怕不多。杨白劳主持卖豆腐，雇用的事理是短不了的。躲债期间还卖豆腐，说明杨白劳在城镇里还有一套商务，对于黄世仁来讲，是一笔隐匿的财产。这个脉络逻辑下，杨白劳涉及逃债的欺诈，而且也根本不可能绝望致死。比照黄世仁，杨白劳更有丰富的经商经验，哪怕作坊式的小本经营，也是产供销的一体化。

可能杨白劳拼命赚钱来还账，但作者无疑忘记了留在家里的喜儿不做白劳的帮手，娇生惯养地无所事事。既然已经负债，喜儿还要耍碧玉模样地搞小资，缺少革命的本能，也有期待老黄家劫舍的涉嫌。如果杨白劳真地在躲债的时候才打理自己的小作坊，平常的时候一定盘出去搞租赁去了。所有这些都是故事中的逻辑所在，在确立阶级觉醒的套路上，这些破绽褴褛不堪。只要按照生活和社会现实摆布开来，比衣服还要大的窟窿，究竟算是什么呢？比照一下，杨白劳的生活水准，如果不算盘金莲的陪嫁，当不下于武大家。

《白毛女》就是一部政治剧，用杨白劳或者黄世仁，再或者喜儿、大春来指证社会现实，是该剧的主旨，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化的本体。给这些剧情以郑重，就是亵渎历史，羞辱我们自己的智商。红世仁们就是以这样的理由推翻乃至镇压了黄世仁，当家做主地专政了现实社会和民众心灵。而日后的事实呢，只能证明红世仁比黄世仁更歹毒，更邪恶，更疯狂。人民公社时代，我下乡的那个村子，一年的劳作后，依然还有百分之二十的村户倒欠生产队的债务，不能分红，也没钱没粮过年。他们最大的幸福就是没有像白劳那样躲债，因为没有路条——劳务介绍信。

《白毛女》就是一个诠释政治意图的意识形态，艺术化地粗糙了人们的思维。背景分析下的杨白劳不可能喝卤水，如同真实的刘文采没有水牢一样。在政治制作下，刘文采有了《收租院》，也就有了“水牢”，也就有了白骨累累的罪恶，也就有了冷月英的悲惨和顽强。杨白劳简陋地穿上了一件新衣，闪烁人类最真切的同情、良知和感慨。其实，卑微人物的命运永远是动员革命的理由和思维主题，只要把想象的旋钮调整到最绝望、最愤怒就可以了。政治照相术，聚焦心灵最脆弱一点的时候，真实的思维就一塌糊涂地模糊了。

假定真实的案例比“杨白劳”相同悲惨，那么真实故事的《杨三姐告状》的价值是什么？为什么还要编造给刘文采一套水牢？还要安排一个冷月英？倘若难得从真实中萃取，《白毛女》的作品意图又追求的是什么呢？争论也罢、感情也罢、良知也罢，全可以道貌地在虚拟人物、虚拟事件和虚拟背景上岸然一套正气。其实，调侃也罢、狐疑也罢，甚至颠倒，根结不在于一个故事的真伪，而是在于真伪包装下的意识形态，在于艺术为政治服务，在于文本背后真实的历史过程，以及被操纵和利用的思维和其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