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曹锦清

坦诚说，我没有读过曹教授那本《黄河边上的中国》，原因是不想读。为什么？因为中国农村问题远比黄河边上来得更普遍，而且，农民问题并非仅仅是中国问题，依旧是也曾经是世界各国的问题。那些国民经济还是以农村经济为主，国民收入中农业收入还是高比重的国家，不用想象，就可以知道农民状态如何，比如用赤贫的、绝望的、悲惨的这样痛心的形容词来倾诉。所以，我曾经写过一个帖子：《中国农村，千万不要调查了》，说的是：既然已经是全人类的常识了，还有必要调查来搞清么？

已经有很多人提出，“三农问题”的根本就是城市，我也这样说过。好的，今天，我看到曹锦清教授也这样说了，今后还有更多的人会这样说。如果将来全社会都接受了这个认识，会过头来看，那么，今天所执意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就又是一场极其荒谬的运动。看着林毅夫、温铁军之流门意识形态鼓吹，看着他们蔑视全人类经验所得的傲慢，看着他们道德化臃肿的身躯，看着他们唾沫横飞的颂谏，我知道，愚昧是多么顽强，顽强又是多么奸诈，而奸诈又是多么道貌，于是道貌又可以多么岸然。

曹锦清还告诉我们什么？那就是走入珠三角地区打工的青年农民子弟比别的地方收入更高。这和一段时间里“血汗工厂”的喧嚣大相径庭，扇了道德呼吁家们响亮的耳光子。面对依旧还有那么多的农民需要进入城市、转入工商服务业，现在“为世界打工”的规模远不能满足从业需求，而且更麻烦的是，如此规模已经令世界各国惴惴不安。确切讲，只有当今百分之八十的农业人口转入到非农产业里面去，关于中国为谁打工的疑虑才能最终破解。这个意思可以理解为工业化过程，也可以理解作城市化进程。

曹锦清没有清晰告诉的是，非农产业的收入已经占据农村总收入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在他举例2000多元的农村人均收入情形下，每一个转移出来的农村人口就担负了另一个上在农村的人均收入。这样的收入和农业政策无关，也和农村建设无关，却和城市，尤其是大都市息息相关。曹锦清计算错误的问题是，农村青年在城市消费的确折减了带回家乡的收入，但同时又减少了农村家庭一个人口的生活消耗。而减少的消耗，却有效地提高了农业人均收入的经济效应，提高了农业产业的商品化比重。

曹锦清对经济的理解还不足。比如，免除农业税，经济上的效应是引发农资价格和降低粮食市场价格。且不说粮食消费刚性，仅就税价总量判断，也不足逾越消费刚性区间。包括农业补贴在内，所有的被以为的“好处”，都会在市场机制中稀释在经济总过程。最明显和最有效的受惠还是城里人，那里的粮食价格会逐步下降，个人收入的货币价格得到相对提高，然后悄悄产生工业和房地产业为特征的轻微通货膨胀。总的说来，是刺激城市用品的需求提高，而不是农产品，尤其是粮食产品的需求。

需要透析的道理会有更多。比如尽快消除城乡两制的樊篱，在比如解除对私人资本的门槛限制，在在比如摒弃对产业的道德约束，降低交易费用等等等等。让农民子弟们更容易找到工作，让他们的家庭能低成本地在城市安家，让他们的孩子能得到良好的义务教育。等等这些，都意味着提高城市的就业机会，增加城市的就业岗位，同时激发城市的经济发展，农业转移人口过程得到加速。对中国当下的现状和未来面对的难题而言，这样的举止远比今天鼓噪的任何“创新”都要“创新”，都要有更重要和久远的意义。

希望曹锦清先生能彻底解脱惯性思维。在就是劳动者创造自己养活自己和养老自己的总判断下，每一个转移到城市劳动的人，他所创造的财富同样也能养活自己。更重要的是，这些转入城市的劳动者，已经基本丧失农业劳动经验和知识，也基本丧失了农业劳动的意愿。还用所谓土地作这些劳动者的“福利”，貌似慈祥着智慧的笑容，其实还是拿农民不当公民看，不当城里人看，就是在坚持人格两制的歧视。这些年轻的农民子弟童少年期并没有消费城市资源情形下，城市难道还不能为消耗他们的青壮劳动而抵偿其养老么？

 这就是我阅读对曹锦清先生采访《中国农民最严重问题是什么》的读后感。我的答复是，中国农民最严重的问题是中国城市问题，只要中国城市不开放，或者说，只要中国经济不开放，中国的农民问题就无解，无论是“最严重问题”或是“最轻飘问题”。中国农民问题，从一开始，压根就没有领会全人类的正解，玩命搞自己的鬼名堂。包括劳什子的什么“土地革命战争”等等，也包括内战和抗战，还包括什么“土改”和合作化。七八十年几乎没有打理正事，所以愈发积累尾大不掉的事态。可至今就真正体会到全人类知识性层面的智慧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