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五四”与陈思和商榷

用“‘五四’文学”为题，陈思和作《在先锋性与大众化之间》的论述。或许，陈先生仅想涉及“文学”或者“文学思想”这样层面，从“文化运动”总态中剥离出来考察。文学属于文化，但文化决然不止于文学。如果仅仅以文学来考，“五四”之前的言情小说和谴责小说，其白话和社会批判的状态也已经很不错了，艺术深度甚至比“五四”之后的小说不差。要说有差别，比照那句著名的话“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利用文学来革命，的确是“五四文学”的一大创造。

《新青年》并非是文学期刊，而是兼有文学的杂志，更锐利的色彩在于其关于“时政”，恰恰文学是弱项，至少开始时就是如此，而小说更是如此。“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严格来讲，并非指向小说一类的文学，而是文章，更侧目于社会文字交流层面的文章。此前此后，都没有人认为“白话”就是“口语”，反而恰恰是“新文化运动”之中，很多大小文人努力用口语化的文字著文，甚至写诗。我这个意思是说，真实情形倒不是陈思和先生所言，反而“口语”作文反倒是新文化运动中的一个探索。

 无论如何，“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语言改造运动。经由日本而来的现代术语，依旧用“文言”包容，这至今都没办法想象，这是其一；其二，不从学校教育中缩减文言训练，没有办法能在启蒙年龄内有效完成更多基础教育任务。从这个意义上看，“白话文”并非是文学改造任务，而是社会和社会智识结构的改造手段。随着标点符号的引进与借用，终于，在“白话文”条件下，汉语才有了语法和现代语法逻辑。此前，“文言”体系下，没有共识的语法，当然也就没有了语法逻辑。

相比“口语”，“白话”就是糅合进了语法逻辑，并按照逻辑搭建语言表述结构。这早已经在诸如《红楼梦》中已经略见端倪，主谓宾定状补的位置基本明了，虽然出现讲究的语法是很以后的事情。但“白话”的写法流于市井小说，从未得登上大雅，比如政论文章，也比如诗等。选择“白话文”做新文化的突破口，本身瞄准的是社会改造，建立全新的意识形态基础。“白话文学”应运而生，全在于文学人自觉有“用文学改造社会”，或者“利用小说革命”的精神冲动。

绍兴教书时候的鲁迅，写过文言小说。但没有人用它来例证他的“革命文学”的思维存在，或者萌动。鲁迅暴名在《狂人日记》，其价值在中国文学史上非凡，但还是要怀疑他模仿了夏目漱石的《我是猫》，而且日本时候的鲁迅的确是夏目的崇拜者。《阿Q 正传》，立意在“国民性”批判上，更清楚属于“利用小说改造社会”一类的文学作品，和从俄国传来的文学思潮有关，反而与西方的文学精神毫无关系。而对“国民性”批判精神，却来自日本，是明治维新运动的主旨，也是鲁迅在日本亲眼所见之所得。

说过来，将“新文化”和“五四”混在一起，本身就是错误。这是两个政治方向完全不同的事物，也是两个不同的过程与形态，但意识形态上却非要把两者拧在一起。以鲁迅为代表，之后走入“革命文学”，且不说陈思和例举《保卫延安》来视作“历史文学”代表，其前的《子夜》、《暴风骤雨》，和其后的《上海早晨》、《青春之歌》、《红旗谱》等，何尝又不是如此？而《烈火金刚》这类作品，不过工笔与传奇细节，宏大叙事的泼墨底气不足，才流于市井传奇的喜闻乐见，也就是拍案惊奇的章回遗迹。

就“新文化”而言，我以为是成功的。当今白话语言体系中扩展或包容如此丰富的思维逻辑和庞杂的术词术语，难道不是倡导者们当年所思所想么？而其副产的“革命文学”，也就是“利用文学来革命”，或者改造社会乃至改造“国民性”什么的，不仅孕育了后来历史的巨大灾难，也是政治化文学人自身罹难的必然。因为，的确，在大陆的视角内，这是“新文化运动”以后的文学主流，无论桅杆上挂着的是鲁迅还是姚雪垠，或者别的谁谁谁什么的。在这语义下，所谓《保卫延安》，不过是用文学编造历史。

苏俄文学对“新文化运动”后期和其后的文学影响巨大。与苏俄作家的区别在于，前者没有参与革命的心理和能力，至少相当部分如此；而后者呢？不仅积极参与革命，还急迫地领导革命。体会一下胡风的“时间开始了”，难道不觉得马雅可夫斯基的《苏联护照》中革命文学的气质么？这样地和苏俄“革命文学”相仿佛，命运难道一定和“新文化运动”息息相关么？当然，有革命对文学的胁迫，难道没有文学对革命的鼓动甚至参与么？“五四”加上“新文化”，绝对不是披错狼皮的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