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感于“经济史”的几个问题

并非单纯于“经济史”，整个中国历史学从叙述开始发迹，在考证中增长。这里当然没有计算意识形态的历史学那段过程，现在几乎没有什么学人再持续在那样的研究了。马克思的独到之处就是用阶级斗争来解释历史，而且试图解释全人类的历史。对于我们，这个学说不能贯穿中国的历史，当然也就无暇来打通中国的经济史了。其实，人类历史中有几个重大经济事件都发生在中国的历史中，比如李斯的经济一体化，还比如王安石和张居正的“改革”，虽然大有人研究了为什么“改革”，可毕竟很少有人能从经济机制上将中国经济史整合在一个底层逻辑上演绎，就像诺斯那样。

中国历史中，经济现象饶有趣味。如唐朝、宋朝（尤其是南宋），恐怕是最不励精图治的时代了，可这两个朝代里，社会经济最富庶，商业贸易也最发达。还有元代，那么多的文人墨客游离在体制之外，写剧本的写剧本、编唱篇的编唱篇。倘若没有异常广泛的社会娱乐消费需求，像马致远那么多的浪迹才子何能在历史上出类拔萃地光彩呢。显然，那个时代有庞大的闲暇阶级，经济学的另外意思就是社会生产效率比较高，能滋润一些社会闲杂脱离体力劳作，并不受体制豢养地悠哉逸哉，享受市民之乐。

按学科分类来讲，社会学科中，经济学最富有韵味。就是经济，也只有经济，才从人们潜意识的本能中促发社会繁荣和进步。人们无意识地运用着降低交易成本的功能，使得社会能加速度地获得长期发展，一步步地加速，直至今天更快地加速着。但对于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来讲，这个本能的，或者潜意识的机制为什么未能像西方社会那样运动起来呢？土地制度，中国的固然和西方不同，说中国的土地制度制约了经济发展，问题是，从长期历史过程来看，难道西方的封建制度就没有抑制社会发展么？那么，什么和为什么叫做“中世纪”呢？

“重农抑商”是如今学者最爱用的理由来解释经济历史，但，如果不将这个说法视作对现象的简单解释，更恰当的理解不过还是意识形态。商业，毋庸置疑地会给权力者，无论是皇权还是官宦体制，带来好处，包括税收和贿赂。即使在西方，权力者也是渐渐从商人那里尝到了商业的甜头。可为什么在中国却显得食之无味呢？其实，唐、宋、元时代，远程贸易已经相当发达，就是没有能持续地走新一个天地出来。当然，科举制度对社会资源有强大的吸附力，商业贸易领域里会出现智慧匮乏。可问题时，宋朝本身就是科举制度的加固者，可他自己的海外贸易不是也依然很有活力么？

土地制度固然极度板结了中国经济，将人身和经济资源平面地种植在土地墒情中。中国没有严格有序的领地制度，也就恒等于中国没有“封建社会”。考证证明，在土地总量中，所谓“地主阶级”微不足道，自耕农是中国土地经济最主要的成分，也就是所谓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问题可以理解为小农经济模式严重抑制了规模经济的发展，低度的生产和生活需求抑制商业发展。我以为，这个问题反过来会更有价值，那就是，为什么商业力量没有能够摧毁小农经济模式呢？而在西方，不恰恰正是商业经济有力地击败了领主式的农业经济模式的么？

读过一些经济史的文章，考证的或分析的，读了黄仁宇的文著后，才让我多有一点豁然。倒不是那本暴得大名的《万历十五年》，而是《明代漕运》另我顿悟。如果朝廷都依旧使用实物税收来摆平财政，土地的租金和物品交换中，实物的，也就是易货贸易会占据重大比例。现代意义上，商业是呈现“业化”的物品交易格局，已经超出了原有的自然交易，也就是易货贸易的方式。显然，明王朝征收如此数量的谷物，其关注的是物品的分配，而不是全社会的商业供需。在这里，并非政治制度，而是经济制度起着很大的作用，而且是副作用，纵然粮食可以视作“货币”，可这样的货币供应却由老天爷控制发行总量。

谷物货币，也是1949年前后新政府发行的货币，动机是以食物自身比照的不贬值来对抗纸货币贬值对生命口粮的影响。纸货币受控后，谷物货币制度也就废止了。可见，明王朝的谷物货币并非图谋“重农”，虽然效果的确会“抑商”。而且由于粮产的丰歉不测，会更强有力地格杀商业和其他增值产业。且从黄仁宇这本书的理由来推断，由大运河构成的谷物货币流通必须被皇家权力垄断控制，当然也就绝对地堵塞了民间社会的商品流通，至少相当程度上如此，尤其对丝织、茶叶、瓷器、食盐、木材这些当时的主要大宗物品而言。

总之，我以为这是一个值得多加探讨的问题。就本文而言，我坚持相信，经济史研究就是要从经济学术上开发这混沌的历史，而不是用政治的、阶级的、意识形态的或者别的什么道理来讲述或贯彻经济史。在承认没有单音素决定历史演进条件下，经济史依然还是社会经济状态的演变与过程的研究，从而才能更清晰地看到社会经济的历史真相和存在机制。如果要用政治经济的视角观察，大可以成为“政治经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