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崇焕，忠勇的一个写法

袁崇焕驻守宁远，固若金汤的守垒战法赢得守垒胜利，然后又以宁锦作另一战例。这就是悲剧能令人痛心的依据。皇上杀忠臣，历史路上白骨累累，只有像袁崇焕和岳飞少许几人能疼痛地叫后人绝望，意思是，仅仅为忠还不足以为分量，还要有功勇。有了功勇再有了忠孝，大抵上就可以青史留名。可功和勇是两回事情，功是成果，勇是态度，还是以胜败论英雄，现代的说法就是“英雄史观”。

“宁远”，有两个意思：其一是地名，一座孤城远陲边外；另一个意思呢，就是宁定边远，含蓄地缘安全的期待，比如宁夏、辽宁等等，或者诸如西安、北平等等。历史故事里，到了万历时代，后金嚣起，大明王朝所承袭的蒙元版图已经缩水，至少关外已经如此。几乎没有什么人注意到，蒙元帝国的治理和中原的天下治理制度大为不同，其实，天下治理制度也和当今的国家治理制度大为不同。

天下的世界是两维平面结构，朝廷的换代是时间的一轴，并由德化而收张，也就是天圆无亘之下的地方博大。泱泱中国善佞忠昏很已纷杂，懒得动用太多心力征服方蛮。可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孙，简直弗远不至，将中原臂力从未有征服过的，仅仅偶或礼仪招纳的地方遗留下来。对大明天下来说，这是一宗分明不好打理的遗产，弃之难舍、留之无力。而且，建州这个经由金辽和契丹的历史过程，民性早就汉化地农业而不再孤独地徘徊着渔猎生计。

此前的外族少有动心自己到中原当把皇上干干，最不过是天下两争而已，直至忽必烈整了一手，能像朝鲜王族地偏安一隅就已经幸福地不得了了。没有这样的警告提示给大明政界要人，大明政界也没有人想到努尔哈赤和他的子孙有这样的想法。换句话说，蛮夷之事不过一征一抚，然后派出一位公主或者授命一个尊位，大抵上也就臣服于相安无事了。比如，如果能把努尔哈赤抹了，授皇太极个“建州王”什么的，估计大概如此吧。

总之，看起来，大明皇上和幕僚们对外族有些不屑。其实，更重要的是，中原的经验和理解对板结在耕地上的宗族文化娴熟，对松弛游走的部族文化把握生疏。倘若接手建州后也开通科举之路，相信，仅就皇太极的聪颖，绝对能在翰林院混个大学士什么的，遑论善于招安统抚的努尔哈赤。天朝将建州视作外治，而不是如似中原地实施内治，无疑造就了广阔空间，为草莽枭雄提供了崛起的舞台。

朱棣的抉择，就是将最高统帅部安排作前方司令部。历史性的怪诞是，无论如何到当今沈阳也比到南京来得近，治辖起来也不算太鞭长莫及，更何况辽河平原也算坦荡吧。当时情景中，那里的城市化程度也比较高了，虽然冬天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可宁远又何尝不是呢，看起来，还是天朝的兴趣不高，对关外人等缺乏信心，或者本身就视作荒蛮之地，且蒙古王族尚在漠南可能眈眈虎视有关？

历史，就是在这样条件下编纂起来的。体现为军方人物，朝廷迷糊的天下思维决定了未来的一切。即使如此，作为战略布局，最终究竟是攻势还是守势，也需要断夺。如果帝国打算长治久安，以攻为守就是必须和必然，否则就是以守为攻。显然，后者是战术性或者阶段性选择，袁崇焕选择的是后者，也就选择自己的命运。当然，朝廷的昏迷是根本，可毕竟，战略性安排和战术性乃至阶段性，在资源动用上大为不同，这袁崇焕意识了么？

放到当时情境，已经装备“红夷大炮”，宁锦两个战事也算不得“大捷”，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对阵双方的总对比。也正是天朝未能为安，才有了袁崇焕再度出山的机遇。想象，朝廷不能没有自己，这样的自豪总还是会有的吧。于是，踌躇满志的袁崇焕攘外与安内并举，外势与内力共张，杀了毛文龙而一统关塞。看似以战以和地两手抓，大有恩威并施之态，如此精道的谋略，却没能料定皇太极一个战略转移，从喜封口入关，比四野还令长城意外。

宁远、宁远，天朝竟然不得安宁，连突出部这样的牵制都不足，毫无疑问，这是战略布局的失败，也是袁崇焕屯军不发，固守城池以静制动军事策略的失败。至此，从任何军事意义上判断，作为担当东北防务最高军事长官，袁崇焕已经功不抵过。一个问题油然而生，那就是，这些年来袁崇焕究竟搞的是什么东西，本来涉嫌拥兵自重，岂不又有了养虎之疑，其实更令人忡忡地猜想造局之戏。

袁崇焕，关于大明天下的写法，一个是用忠勇看历史，另一个是以历史看忠勇。努尔哈赤时代，满族已经和蒙古结成同盟，已经形成从大同到山海关漫长且莫测的统一战线。未必可推断袁崇焕对此无察，但无备确实昭昭然。尤其对刚愎自用的崇祯皇帝，袁崇焕驻守宁远而不“宁远”，说是能远而宁之，却遭如此近难，愤懑的绝杀之心也就可以都然而起。只是那个时代、那个时代的制度没有控辩对峙的诉讼，皇上也就只好偏听偏信了。然后呢？惨绝的死法更让后人来得心痛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