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崇焕，经济的一个写法

明朝还算是有些智慧的，比如燕王镇守北平，背敌亡我之心不死的后元，发兵“靖难”，依然能成功夺定皇位，可谓大智大勇。另有一个制度性聪颖，和今人称之为“边贸”差不多的，是“互市”，大漠南北蒙古人不再一定用战争来解决互通有无，天朝的垦殖也有了稳定马匹和毛皮来源。互市的另一个好处，在少许漫长一些时间体现出来，不仅有了后来的“走西口”的迁徙和定居，农耕文化也潜移将游牧习俗默化。

解决漠北偏安一事，若以成本分析，代价不大。尤其是开通边贸，天朝的防卫成本更加低廉，至少朝廷的帑钱可以在当地征税来解决，减轻皇家不少负担。当然，这兴许和蒙古人中了茶瘾有关，也和喜欢上了丝绸有关。看起来，建州的黎民还没有惯上这个嗜好，没有这样的嗜好缺不一定不能养出这样的嗜好。培养出对手现代化的生活嗜好，在后来的商战中作为案例来赞颂，最著名的关于鞋子的市场故事就是。

东北不大适于种麦子，尤其是能比今天会冷一些的在那个时代，可能更是如此。但东北还比较适应种稻子，今天的锦州一代，也就是袁崇焕当年卫戍的地带，生产的稻米很上乘，今天的延边和朝鲜的稻米也很有名气。更说过来，从辽金时代开始，自中原迁徙到华北北部乃至东北的民众就把农耕文化灌输到这一带和那一代了。到了努尔哈赤时代，应当来讲，对农业耕作已经很熟稔，汉民族很多习惯已经传染他们好几百年。

比较渔猎和游牧，农耕社会能创造更多的财富，也能积累更多的财富，最重要的是令财富更有效率，也会更有效率地造就财富。财富的价值在于交换，也就会促发商业市场的需求。农耕社会最重要的好处是，可以出现且建立稳定的行政构架，当然也会有了稳定的社会结构。至少，北京的上层对皮毛和人参有强大的嗜好，建州的满族会对棉花和盐巴有需求。建州人后来也喜欢吃饺子，对中原畜养的猪牛羊肉有和中原一样的待见。

今天看来，辽河一带的农耕资源比华北更富庶，也更适于农业耕作。本应该有恒产，当然也就会有恒心，再加上人口稀薄，水网茂密，站在北京城头上大可以宁心地远望。且不说后来还真地辽宁和安东了。可朝廷的命官在那里，除了狠劲儿搜刮私财，正经的事情也就是横征贡品暴敛税赋，最终逼得民反。除了苛重的负担外，建州的黎民百姓感受不到承天门的温暖，怎能知明君德政冉冉升起呐！

汉武帝远征西域，知道用骑兵对应马帮。对付已经战马嘶鸣的八旗，朱元璋式的蜂拥之力，断是清剿不了。于是，朝廷的讨伐部队在建州一败再败，而八旗军队愈战愈勇，从孙子的传人那里学的了更精湛的战法，也积累了愈加丰富的经验，更何况本身又是机动性极强的快速部队。于是，袁崇焕的战法就脱颖而出，不在旷野中以步兵出击骑兵，固守城池，用消极进攻打击积极进攻。显然，保存自己是做到了，有了“红夷大炮”，打击敌人还算有效。

袁崇焕屯兵数万人于宁远，山海关一代至少还有十数万的兵力。长期抗战的情形下，这大约二十万兵力的供给几乎全都靠朝廷从内地调拨，再加上军火，的确是非常巨大的负担。若考虑宁远本身就是城地，居民也会有不少，闭城固守，商业和生产肯定荡然无存，全全要靠着后方迢迢供给保证生计。以当今的战略眼光判断，这样的战争也就到了打不起的程度，长远而论，“宁锦大捷”什么的对长治久安的意义非常有限。

不幸的是，朝廷似乎对实物征税更感兴趣，黄仁宇考证道，大运河源源不断地从江浙载运粮食到京畿，并从京东一带筹集粮食北送关外。当然，并不是说朝廷对银两没有感觉，其时和西洋的贸易早已经颇有规模，来自美洲的白银之多，后人很多时候会猜测那时的通货似乎应该有些膨胀了。幸亏富道人家喜欢贮银，把海外流入的银元化铸沉甸甸的元宝收藏起来。而经济学的道理是，硬通货丰裕能有效刺激货物流通，是资本主义萌发的充分条件。

想一想，如果屯住宁远的是数百间精明店铺而不是数万威武的军人，再退一步想，集结山海关的是数千商贾，还会有否建州之乱么？即使是以货易货地贸易，从苏杭贩运来丝绸、从陕甘筹措来棉花、从两湖集结粮食、然后再从长芦调运食盐，换取建州的皮毛、山珍、木材，历史或许会在这里令我们后人眼睛一闪。当然，这样的政策是朝廷，其实也就是皇上的权限，袁崇焕最大的历史责任也不过是为经济改革保驾护航。

但，袁崇焕依然有所可为。城内城外的军民本可以从当地采购粮食、采购肉禽，那怕大白菜大萝卜什么的，积极促进辽河两岸的种植业养殖业的发展，将游民导入到农业居民中来，向建州的腹地开发市场而不是战场，仅就那里已经有的住民，就足可以带动到大小兴安岭的纵深。无庸怀疑历史具有的可能性，这并不需要散发性思维的创造。袁崇焕只需要参借大同、张家口的互市，因循守旧地搞认真，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