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广州“燃气荒”的议论谈起

说广州物价局对燃气价超百元‘要干预’，又强调仍维持市场调节原则，“大概是给炒作得受不了，最终出台‘呼吁价’”，吁请“燃气经营企业”在元旦春节期间将气价稳定在95元以内”，不知道“燃气经营企业”指的是谁，或许是中石油、中石化或者中海油什么的，还是销售终端的零售企业。按照后来的说法，广州的燃气多是海外进口，涉及进出口管制，垄断定是可推的。垄断企业编制的价格，当然就是垄断价格，和市场无关。可偏偏还是有人以为这是“市场价格”，咄咄然。

不知道广州的商品还有多少需要其物价局制定和管理价格，按照推想，已经很商品化的城市市场，需要政府设立专管部门管理物价，其实已经很没意思了。可如果还以为这样的部门很有意义，却对物价有聊无聊地“受不了”，估计言语者的心态多少有些仿古。“价格垄断”是非市场条件下的非市场行为，和“市场经济”无关。将垄断者提升价格的行为归结为“市场”，实际上就是呼吁政府出面更加统一地垄断。如果“燃气经营企业”不听从政府的管制呢？比如中石化这些大家伙搭理不搭理广州物价局这样的小家伙呢？

广州这次“燃气荒”内景错综，广东地区的国有垄断情况复杂，不好一言以蔽。“燃气荒”的原因解释颇多，也许和能源价格飙升有关，当然也许和消费需求提升有关，包括海上风暴也是可以接受的解释。很多人指责是垄断经营，我觉得不乏道理。可责难说是市场经济惹得祸，这样的蓄意来得比较稀少，但绝对来势汹汹。责难市场经济，提出“民生基本需求”，进而推导出“基本民生物品”，并将此认定需要政府干预，这样的说法听起来很理直，可却巧妙地替代进来伪赝的梁柱。

经济学中似乎没有“民生基本需求”这个术语，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研究中，也没有这个术语。倘若这样的需求可以确立，并由此产生“基本民生物品”，当然也就应当有“基本民生供给”这个对应。这个词汇很熟悉，好像和以前的票证体系相仿佛，或者和1980年代的“双轨制”一样，保证基本供给的基本商品供应和标准价格，然后再有“议价商品”。说起来，这是一种十分典型的计划经济思维，而且当初搞定“计划经济”的时候，首先也是从“基本民生物品”下手的，国家首先垄断粮食、棉花、燃料和矿产资源。

“基本民生物品”与“较小的需求弹性”根本无关，即使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有“较小的需求弹性”。“基本民生物品”，因不同时代而不同，也因不同条件而不同，更因不同生活方式而不同。前若干年，北方的“基本民生物品”中有大白菜和蜂窝煤，今天这不复为继。紧张的时候还包括打制烟囱的白铁皮和铸铁煤炉，而如今呢，公共供暖方式不再需要如此。更清醒的例子应当是粮食，棒子面曾经是我们的“基本民生物品”，可今天呢？对于广东人，究竟海鲜还是香米是他们的“民生基本需求”呢？

显然，广州的“燃气荒”有国际能源价格极度走高的背景，而且相信，其采购价格也必然受其影响。在广州市政府不直接管控燃气企业情形下，倘若广州市政府不向企业提供价差补贴，燃气经营企业为什么不去提高价格呢？倘若广州市政府提供补贴，又依据什么并如何向这些外在于自己权力的企业提供补贴呢？没有预算的政府弊端重重，当然没有余额也没有志趣补贴；而有预算管制的政府，又有什么权力仅仅因为“给炒作得受不了”就废黜预算管制。对政府，究竟是“德化”地期盼还是什么的呢？

在市场价格机制下，很多我们看似“刚性”的需求，实际上可以被同类或相似物品替代或部分替代。电力紧张的时候，很多地方的柴油消费就会增加；而电力供应充沛并便宜后，家庭烧饭煮水就更多地使用了电器。事实上，价格比任何谆谆告诫和善善诱导更有清晰的信号价值，并从而改变或调整生活方式以及消费结构，而且更有效率也更有效力。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都可以从价格那里积极领略出信号的含义，并以此调整或坚持自己的消费，进而全社会范围内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应当说，没有“民生基本需求”，也没有“基本民生物品”。在开放社会前提下，这牵扯的只是社会福利问题，也就是在价格变动时如何向社会贫困人口提供福利救济，和普世的绝对性的“基本需求”无关，也根本不同质。提供有效的社会救济才是社会道义所在，也是政府职责所在。而政府另一个需要根本解决的问题就是彻底放弃垄断、权力的、资本的、市场割据的。市场开放的条件下，如果广州的燃油价格的确高了起来，周边各地区乃至更遥远的内地海外，燃气会自动地涌向广州，价格也就自然地平抑下来。这还有什么可怀疑的么？

至于将“民生基本需求”纳入“公共品”来考量，则是另外一个问题，至少和所谓的社会贫困人口或者“普遍人权”无关，还是不混作一起乱谈为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