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本没有看这些日子热播的《乔家大院》。关于中国商业文化的写作，我看过的是《胡雪岩》，也就是如此。高阳的书，我觉得，写的并不好。为什么？就是他看起来更熟悉中国的官场文化，对中国的商业文化还不善驾驭。
关于晋商，当下最不好的就是非要和徽商一搏，比照《胡雪岩》的传奇来获得自己的抗衡。徽商的发达受惠于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虽然本来也颇有经商的历史底存，但就此而言，并不比其他地区更能折腾。古徽州的地盘即周边，中国的茶叶、瓷器和丝绸，它都有地缘优势。看徽商，不看经济地理条件，总会绊倒在牵强。
晋商和徽商的区别是什么？后者不甚于“金融”，这是今天的叫法，而擅长工商贸易。而晋商为今人所瞩目的不是“实业”或商业，而是“票号”，其实，晋商本也是发迹于商业，不过显赫与“票号”罢了。
晋商起身和明朝的“互市”的关系极为密切，朝廷准许的“互市”，尽利于山西，最声张的莫过于大同了，当然还有张家口。“互市”有多重要？“互市”能平息来自漠北的忧患，也就是后元的复辟。后元有多厉害？能像辽国一样把咱们的皇上给逮了去。
“互市”，本身的意思是朝廷的特许，也就是受控的市场交易。天朝输出有茶叶、盐巴、丝绸、铁器、瓷器、粮食，输入的呢？有马匹、皮毛、草药等。马匹是天朝农耕最重要的动力，简直是无止境的需求。而皮毛呢？明朝中叶尚还不能广种棉花，且也没形成广泛的棉布生产技能的时候，也是天朝民众很需要的御寒物。
这也就是为什么“互市”能持续地开下去，而且比较起来，东南沿海的“洋货贸易”，进口的倒不是天朝民生民计的紧要。在海洋运输风险极高的年代，“洋货贸易”的成本难以想象，规模也就受到自然节制。相比起来，“互市”的发展就有了自己的优势。
清朝，将版图扩大到漠北，贸易也就扩展到漠北。互市不再需要了，其实也就是官护没有了，商人在这得到了更大的自由。可跨越瀚海沙漠，这样的能力非外人所有，山西地理贴近，晋商对此熟稔，也就把握了自然垄断的利器。
在漠北的那一端，由晋商集约出来一座专做买卖的城市，习称“买卖城”，可见规模。清朝初叶后，随着俄罗斯人东进，买卖城就成了通向欧洲的另一条贸易线路的枢纽。
晋商从腹地收购产品，迢迢千里。然后再将商品贩运到买卖城，并从那里换购来西伯利亚的皮毛土产，以及来自欧洲的新奇，也是迢迢千里。贸易发展到这般，依然是山西人控制着关键线路。北方贩运式贸易和南方沿海坐地贸易最大的区别就是需要强大的信用保证，才能维系和发展。
票号就逢时地在晋商中出现。而且北方的贸易并非逮着什么就买卖什么，依旧基本集约在传统商品，几百年构筑起来的商务网络就成了信用既成条件。也就是说，像乔家这样的商贾，并非真实面向市场，而主要是面向熟人提供信用服务。
向熟人提供信用服务和向任何有还债能力的人提供信用服务，两者之间有本质不同。即使在西方，从熟人网络中最终能成长出纯粹信用和资本关系的信用体系，也没有办法证明其必然性。而且，中国的信用机制要比西方来得更麻烦和困苦。
比如晋商的票号，相当程度上是为提供解决远程异地结算之苦。即便在易货贸易的时候，也使得商人在商品选择和交换上获得从容与方便，本质上呢，能使得市场细化且实现业内的分工。
晋商票号另一个麻烦是，只向自己人提供信贷。这是熟人社会商务为什么最终走不出来的根本麻烦，山西票号清末全面地倒闭，和这个问题有极其密切的关系。
晋商也罢，徽商也罢，发迹的条件也和西方不同。在中国，票号提供的信用保证，是以缺乏信用量制的金银财宝，而不是货币。金银财宝不过是可变现度极高，或者说比较能轻易兑换的财产或者商品。在票号经营中，本身难得流通，通常只是做抵押物或担保物的符号。
鸦片泛滥之前，金银这样的贵金属在民间充裕，但并不作为支付的货币使用，而是转化为金银财宝贮藏。这样的条件，使得晋商能有机会成批量地收集。鸦片泛滥之后，贵金属快速地向海外流失，这也是造成晋商逐步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
清朝中叶后，新疆通向欧洲的贸易通道打开，更短的距离决定了更高的贸易效率和更低的交易费用与成本，通向漠北的贸易也就逐步衰落。这也逼迫晋商转移，比如向海参崴和伯力那些地方发展，当然也向兰州和今日的乌鲁木齐这些地方转移。至少，居于山西内地的大院们已经不再具有地利的优势了。
但，这些都还不是致命和根本的原因。能将信用财产打理成资本，是资本主义的诀窍。中国的商人，无论是晋商还是徽商，离这个状态不是发展的距离问题，而是两者之间根本没有必然的关系。
资本主义之所以有诀窍，就是金融资本家手里有一套能将财产整理成为资本的工具。这就是资产簿记系统，也就是现代普遍使用的会计簿记体系和簿记制度。如果用术语来说这个制度的话，比如“责权发生制、借贷记账法”，对不懂得现代会计的人说来，不知所云。中国商人不懂得资产和负债可以在列表中平衡，这注定了票号永远不可能发展成银行。
晋商的票号，之所以规模声势极大，在于中国还没有比他更有效率的系统，也和其数百年间尽享制度垄断和地缘资源垄断的便利与独占有关。一旦这些资源条件不再，低效率的组织缺陷也就成为自己摆脱不了的灾难。
仔细想，山西的商业意识如此浓厚，社会转型后，当遗留下济济人才，在新经济环境下担纲。可未来的资本世界中，除了孔祥熙这样以西方教育为背景的个别外，毫无晋商的踪影。可见两种不同知识、不同理念和不同文化之间隔绝与冲突。
现代财务簿记体系，长期为国人所忽视，也为权力者所蔑视和歧视。中国之所以失去资本主义发展的机会，和这个问题有很大的原因。这是另一个问题，可以后来展开。
但，显然，《乔家大院》这样的作品出现，而且还如此热腾腾地喧闹，除了和某些政治意图有关外，也和受众的知识体系有关。其实，作为编剧，即使浓厚有山西情结，何尝又不是现代商业和金融知识的贫乏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