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火的采撷者

圣火的采撷者
                                                                        ——读《罗念生全集》
                                                                             一
       一个人，可以让“爱琴海上明蓝的风光和雅典城上的紫云冠”，在脑海里萦绕六十年，不舍昼夜，其胸怀之澄明、胸襟之博大，自非泛泛“现代人”所能揣摩想象。耳听紫禁城外的晨钟暮鼓，心追紫云冠下的断碣残碑，令荷马笔下“穿橘黄色长袍的黎明女神”，幻化成绮丽的三千汉字，照耀中华大地，这般生涯、此等功业，似乎只有作者心向往之的古希腊文化英雄才能臻就。也正因此，将当代巨人型翻译家罗念生先生的遗骨“安葬于古希腊文化的发源地，阿波罗神庙所在地——德尔菲市的帕尔纳索斯山中，欧洲文化中心的花园里”，便不仅应看成雅典科学院的美意，我更愿意将此视为奥林波斯众神的旨意，一道阿波罗神示。

        世上的人子千千万，但是且慢，我们几曾见过遗嘱用荷马诗句写就的人？“（色雷斯王）瑞索斯睡在中间，快马立在身边，/用缰绳牢牢拴在战车栏杆的端顶。”这是出现在《伊利亚特》第十卷第474—475行中的诗句，也是罗念生先生的绝笔。他迻译至此，便被一场具有古希腊宿命性质的绝症，拗断了枪矛般的笔杆，用荷马的诗句来表述：“一片黑暗飘来笼罩住他的眼睛”，然后，“死亡把他包裹起来。”——考虑到世上的遗嘱多半牵涉经济利益，那么，对于一位存折里只有10元人民币的老人来说，是否还会另立遗嘱，便成了一件不值一问的事情了，除非，我们把上引两句诗，视为他的遗言。我应该再写一遍，以便我们永远铭记：

            瑞索斯睡在中间，快马立在身边，
            用缰绳牢牢拴在战车的端顶。

        这以后的事情我们已经知道了，罗念生先生接受了阿波罗的神示，长眠在古希腊英雄光荣的世袭领地里。按照他极为熟悉（或许也有所信仰）的古希腊生死观，再参照他亲手翻译过的阿里斯托芬喜剧《蛙》，他会接着来到那个很像雅典的冥土，他将进入那个自己曾经表示过巨大钦敬和无上羡慕的城市，那里有着连当年的苏格拉底都急切想见到的芸芸前贤，那里也有着伟大的雅典公民——

       “古雅典城的观众真是幸福，他们生活在那晴朗的天宇下，那高处还可望见一片明蓝的海水，望见场中的图案，当中摆着的是鲜明的人物。于是双管乐起了，歌声起了，他们听了那些古代英雄遭逢的命运，他们的情感也跟着飘扬。这是音乐与图画，舞蹈与诗歌，这尤其是戏剧，可以陶冶他们的性情。”

       这之前的事，做起来不可想象，说起来却也简单。众所周知，罗念生先生穷六十年浩渺心力，给中国读者搬来了一座奥林波斯山。
                                                                                          二

       没有罗念生先生为我们搬来这座奥林波斯山，即使将自己的人生评判为苟活半世，我也不以为算一种自渎之词。如果没有听过荷马的吟诵，没有领教过柏拉图、亚理士多德的高论，没有见识过埃斯库罗斯的煌煌悲剧，尤其是，如果我不知道人类的灵魂悲剧可以达到索福克勒斯笔下《俄狄浦斯王》的骇人深度，我将很难对自己的人生作出积极评价。——除非，我满足于向自己的内心行贿。

        我不敢学着《罗念生全集》序言的作者刘厚生先生的感人口吻，说“我所有的一些可怜的古希腊文艺知识，几乎全是从罗老的著译中学来”，这对我是不诚实的，因为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阅读机缘。毕竟，除了“费尽移山心力”的罗念生先生之外，我还得记住另外一些名字。我最早读到的荷马史诗，译者分别是陈中梅和杨宪益先生，陈译《伊利亚特》也是直接采自古希腊语的源头活水；同样从古希腊语中汲取文学源泉且曾经嘉惠于我的，还有周作人先生，虽然他枯瘦的译文曾让我难以下咽。我胡乱读过的其他古希腊著作，译者不一，难以尽数，我可以确信的只有一点：他们于我均有恩主之谊。将众贤的翻译与罗念生先生的译作进行优劣比较，非我所能胜任，情感上也会生出些微不适。虽然，隐约中我又觉得，罗念生的翻译，具有一种奇异的陌生感，就像汉译佛经曾经带给中国读书人的感受那样；同时，那里面又有着最大的朴实、庄严和雍容，使我们依稀能踩上荷马史诗的独特节奏，依稀能领会阿里斯托芬的惊世嘲谑。注意到前引“遗言”中最后一个词“端顶”了吗？倘译成“顶端”，字面上似乎更加通顺，且与上句中的末词“身边”也有押韵之效。这本属顺手牵羊的方便美事，罗念生缘何偏偏不为呢？原来，脚韵不属荷马史诗，荷马史诗的韵律原不在此，将汉诗传统的音韵美学强加在荷马之上，只会对我们领略荷马的诗情构成无端骚扰。移“顶端”为“端顶”，微意或许在此，我等读者，岂可玩忽视线，匆匆掠过。

        我想说的是，我以往获得的古希腊知识，不尽拜罗念生先生之赐，但正是通过对十卷本《罗念生全集》的逐页拜读，我首次有了沐浴更新的感觉，我惊讶地发现自己的古希腊知识有望不再可怜。记得读小学五年级时（那是个无书可读的年代），我认识的汉字未满半箩，就曾将母亲从工厂图书馆里随手借来的一本宋人著作《东京梦华录》，逐字阅读完毕。说“逐字”是诚实的，说“阅读”是夸张的，事实上我根本无法理解其中任何一句话，我与其说是在阅读，不如说是在“数字”，我只是本着孩子的游戏天性，把该书逐字计点一过而已。同样，在我有系统地拜读《罗念生全集》之前，我对古希腊文学艺术的涉猎，也有少年人读《东京梦华录》之嫌，我就像一个完全不具备跳级资格的小学生，煞有介事地坐进了大学课堂，以不成其深造的方式，营造了一个个空中楼阁。我脑子里一边杂七杂八地塞填了大量古希腊知识碎片，一边却听任一些最基础的古希腊学知识，在大脑里颠颠倒倒，七上八下。比如，我当年读埃斯库罗斯悲剧时，对于所谓“换装处建筑”的功能、“歌队”及“歌队长”的作用、演员人数的限制等基础知识，均处于彻底的无知状态。甚至，对一些更为浅显的知识，如雅典圆形剧场的构造，观众座位与舞台的关系，尤其是观众与演员之间众声喧哗般的交流互动，亦处于懵懂无识之中。我曾是那样无知，而一个如此无知的人，原本是没有资格聆听埃斯库罗斯教诲的，正如一个阿Q式打扮的人，原本不该进入大都市歌剧院一样。——要知道埃斯库罗斯不同于写寓言的伊索，在阿里斯托芬那出充满文艺批评意味的喜剧《阿卡奈人》中，埃斯库罗斯作为剧中一角曾经表示：“教训孩子的是教师，教训成人的是诗人”。如此看来，我虽年逾不惑，但倘若没有得到罗念生的指点，我连得到古希腊悲剧诗人教训几句的资格都还谈不上具备。埃斯库罗斯虽然说过“老来受教训多么难堪”的话，唉，好在我还知道，老来无知更加狼狈。

        依我的阅读体会，读十卷本《罗念生全集》时，先从第八卷《论古典文学》开始，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正如从第一卷《亚理士多德〈诗学〉〈修辞学〉》开卷，有可能是一个最糟的选择一样。当然，该经验的适用范围仅限于如我这类不识古希腊艺术堂奥的普通读者。在卷八中，罗念生向我们娓娓讲述了古希腊罗马艺术的种种奇妙之处。他不以老师自居，也不像有些西方作家那样盲目地把他的读者视为可供切磋探讨的平等对手，罗念生的“论”里包含着大量充满趣味和说服力的典故轶事。介绍层层递进，文字夹叙夹议，叙述生动，评论精当。我上文所谓有望摆脱自己古希腊知识方面的可怜，信心即来自对该卷的阅读。此外，对于不想以跳级深造方式接触古希腊艺术的读者来说，罗念生为书中每一部译作撰写的前言及注释，亦不可不读。说到注释的翔实，依我愚见，当不在潘光旦先生当年译注的蔼理士《性心理学》之下。

                                                                                 三

        身为一名中国人而非美国人或毛利人，面对古希腊时，难免会生出若干暧昧不清的情感。对某些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学者来说，将源出爱国情绪和攀比意识的内心冲动，伪造或改装成精致的学术化语言，以便在得出若干偏袒本民族文化的高论的同时，还能兼带着抚慰一己的失落感，亦属学术世界的常规风景，不足为怪。这类有益于滋补人心、无益于涵养学术的情感，浅陋如我，也不敢说完全没有。——虽然如此，如下浅见，我还是想说上一说。

        中国与希腊虽同属古代文明的佼佼代表，但拿我们印象中的古中国与古希腊加以对照，我意外地发现，两者竟然极少相同之处。地理上如此，人文上更是如此。我们记忆中的古中国（姑且以春秋战国时期为代表），似乎永远是一派阴晦之象，而我们印象中的古希腊，却天天洒满阳光，荷马笔下“橘黄色的黎明”和太阳“玫瑰色的手指”，可以千年如一日地把爱琴海照耀。罗念生也是这样告诉我们的：不用问雅典的天气怎么样，“那天气一定是好的，一年有三百个晴天”。换言之，伟大的雅典卫城只可能被鲜血染红，不可能被淫雨浇湿。

        我们记忆中的古中国，差不多完全沉埋地底，除了考古工作者偶尔挖出的若干青铜器皿，没有人能重新步入那个年代，我们很难与祖先站在同一层土地上。古希腊的情形却是大异其趣，直到今天，游客似乎照样可以踩上欧里庇得斯曾经踩过的石阶，或在苏格拉底避过雨的地方喝着可口可乐。古希腊以大理石为基础材料的建筑，如罗念生所言，只要不遭到蛮力损坏，“本来可以使用一万年。”换句话说，当今日希腊人为二○○四年夏季奥运会建造的雄伟体育场灰飞烟灭之后，两千年后的雅典人，却依旧可能在古希腊人建造的田径跑道上，开他们的复古运动会。——在爱德华•吉本的巨著《罗马帝国衰亡史》里我也曾听说，古罗马人建造的“路基由沙子、碎石和三和土铺成，最面上铺着石块或花岗石”的道路，其坚实程度足以经受“十五个世纪的风雨”。作为对比，秦始皇当年修建的“驰道”，也许早在唐代已难觅影踪。

       读古中国的典籍，主要是一项学者劳作，属于做学问的范畴。那里面的文字往往过于枯瘦或高古，过于隐晦或玄妙，过于迂曲或渊深，反正，若非训练有素的专家，入宝山而空回，几乎是普通读者的宿命。它们总体上属于沉默的文字，它们要求读者的，通常也是一种面壁十年的寒窗功夫。有时，它们还是一种充满狡计的文字，似乎仅仅玩弄一下句读的排列组合，就能得出恰巧满足己意的结论。比如，将夫子的话读做“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诚然是一种有待批判的观点；释做“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则又陡转为一种可供借鉴的观点了。这种以训诂为密箱的文字戏法当然不是人人会变的，我们除了把它交给个别苦命学者，便只有束手无策的份。反观古希腊典籍，如罗念生先生所教，它们“除了一点特殊的宗教情绪和一点文字上的困难外，没有什么难懂的地方”。有人愿意，当然可以把荷马史诗或三大悲剧家的作品打造成高深学问，倘志不在此，却也不妨像我这样，津津有味地把它当故事听，当小说读，当舞台剧欣赏。是的，它们“没有什么难懂的地方。它们的好坏是很容易看出来的”。它们也不像中国古代典籍那样擅长“于细微处见精神”，大量古希腊作品，无论篇幅还是气势，较之当今好莱坞大片亦不遑稍让。在柏拉图之后，人类等了两千多年，都没有等到一位“苏格拉底第二”出现，向我们再次表演他那无可企及的汪洋雄辩。在亚理士多德庞大的美学体系里，甚至连“灵感”这一稍嫌暧昧的概念，也遭致坚定的摒弃。我们读到的，多是些不容置疑的描述，脉络清晰的陈述，条理分明的阐述，那里虽没有中国人在《文心雕龙》或《诗品》里把玩出的种种玄妙美学概念，却也没有“夔一足”的立足之地，那里原则上不欢迎参玄悟道的学者。几乎不可想象，在年代如此悠远的荷马史诗里，竟然会出现“腹股沟”“膀胱”之类解剖学词汇。此事怪异之处在于，对于传统型中国文人来说，直到今天，他们使用这类词汇都显得很不自在。更加不可想象的是，读罗念生翻译的阿里斯托芬喜剧《云》时，我，一个时隔两千五百年之遥、身在两万五千里之外的中国读者，竟然会被剧中的绝妙对白逗得乐不可支。一瞬间，我恍惚感到自己正坐在当年雅典的圆形剧场里，一面拍手大笑，一面像周围那些欢快地踢着石凳的雅典公民那样，将手上的无花果，尽力扔向那位扮演苏格拉底的滑稽演员。——读古希腊喜剧，我发现自己有时连读者都算不上，纯粹成了一个在现场就座的观众。此事说来大是滑稽，身为中国人，我费尽九牛二虎之力都难以进入《周易》或《尚书》的森严世界，而欲进入阿里斯托芬的喜剧王国，却轻松得仿佛只需抬一抬腿。

       试一试吧，我敢打赌，阿里斯托芬也会把你逗乐，正如欧里庇得斯也有能力把你的情绪弄糟——当然是那种最具艺术情味的糟糕。放心，他不会把你弄哭的，因为哭泣不属于雅典人的美学。古希腊有个叫佛律尼科斯的剧作家，他的历史剧《米利都的陷落》曾引起“全场观众流泪”，你猜诗人因此获得了什么荣耀？不，什么荣耀也没有得到，他只是被罚了一千希腊币而已。如果世上真有一种审美快感值得动用“酷毙”“帅呆”之类生猛词儿，我觉得，再没有比目击一场三千两百年前的战争、分享一幕两千五百年前的欢笑，更接近该词的真味了。

       古中国与古希腊的区别不可胜数，但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却不可遗漏：古希腊与春秋战国时期的古中国，虽同属为人惊羡的轴心时代，但古中国留给后人的只有精英，古希腊除了精英外还另有雅典公民在，另有活色生香的奴隶阶层在。在我们关于古中国的民族记忆里，只有一个个帝王将相或诸子百家的名字，其中几乎找不到一个纯粹的铁匠。说实话，即使那些大人物，往往也只是留下一个名字而已，他们留在我们心目中的形象通常不会比一个狂欢节面具更写实一些，也正因此，不管古画师们把周公或老子的尊容画成何种模样，后人都不会表示异议。举例来说，我们都听说庄子“妇死而歌”的故事，至于这故事到底说明了什么——为了强调庄周的落拓不羁？为了强调庄周对妻子的忠诚？抑或是为了强调庄周对妻子的厌烦——则不得而知。相反，当我们想到苏格拉底的妻子桑蒂布时，眼前却立刻出现一个拿着笤帚的妇人形象，那把笤帚还作势要朝我们扔过来，我们几乎还能听到她嘴里发出的嚣骂声。在古中国，除非一个人倒霉得像商鞅那样惨遭车裂之刑，不然，即使如孔子这样的大人物——众所周知他有三千弟子忙着为他办理后事，传播学问——我们仍闹不清楚他老人家到底是如何离开人世的。而古希腊呢？我还是说说欧里庇得斯是怎么死的吧，你会发现，即使在网络资讯横行、小报翻飞的今天，我们也不见得遇到比这更丰富的传闻。据罗念生先生介绍：“诗人死于公元前407年与406年的冬天。有人说他被女人撕成了碎块，有人说他是在饭后归来，或在散步时，或在做爱时，被国王的猎犬咬死的，甚至还有人说那猎犬是他的仆人，或情敌，或妒忌他的诗人有意放出来的。可是公元前4世纪的诗人阿代俄斯却说诗人原是老死的，那人还为他写过一首挽诗”。——据我所知，古中国没有一个人的死亡，可以被记录得如此生动而驳杂。

        虽然同属伟大的轴心时代，但当古中国的百姓集体沉入无法打捞的地底之际，古希腊的百姓却以“雅典公民”或“斯巴达战士”的名义，生动地矗立在后人眼前。关于雅典公民的素质，雅典将军伯里克利曾在《阵亡将士墓前演说词》中作过具体要求：“雅典人应有像战士一样的胆略，有了解他的义务的聪明，又有履行义务时的恪守纪律……”——我们狼狈地发现，这个要求直到今天都没有过时，甚至，这个两千多年前的要求直到今天都显得太过超前。今天的中国，有哪位市长敢对自己的市民提出此等要求？

        我记忆中的古中国，是一幅阴柔、斑驳的静态壁画，我印象中的古希腊，是一出阳刚、炫丽的动态戏剧。前者模糊，后者生动。虽然，我读过的古中国典籍，百倍于我曾接触过的古希腊典籍。

                                                                                四

         正如今日大学里的哲学教授断然不敢将老子或柏拉图僭称为自己学术上的同行一样，当今世界的作家，不管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还是以文字为业的普通文字客，也都集体丧失了认荷马或古希腊三大悲剧家为文学先驱的勇气——自然，癫狂者不在其列。两者有可供比照的地方吗？太少了，要知道古希腊剧作家的风采，早在古罗马时代已经不可追摹了，比如，在身体文弱、四处求人保护的维吉尔身上，已找不到一丝古希腊大师的精神风采。罗念生告诉我们：“那些希腊诗人都是些高贵的公民，他们且是政治家，是重甲兵，他们自己是自己的保护人，从不望人家施什么恩惠”。——我们知道，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大师们，几乎个个离不开君主或豪门（如美第奇家族）的佑护。

        说到古希腊诗人，我们首先想到的，不是萨福的独唱琴歌或品达的高贵颂歌，简而言之，我们首先想到的根本不是诗句，而是一尊尊伟岸高迈的青铜塑像。将古希腊诗人仅仅称为诗人，事实上是那样地词不达意。我们所有关于文人墨客的形象联想，用在古希腊诗人身上有可能一概作废。他们是些其形象命定要用青铜打造的文化神祇，三大悲剧家中的任何一位，雄健的外形都足以引起大雕塑家菲迪亚斯的创造冲动。他们天神般的文化创造力同时表现在智力和体力两方面，他们撰写旷世杰作的方式，就像我们呼吸空气一样自然。也正因此，他们在创造数量惊人的艺术杰作的同时，还能绰有余裕地在奥林匹克运动场上当一名争夺橄榄枝的运动健将；他们可以一边以艺术家的伟大激情创作九十部光辉悲剧，一边以战士的崇高责任服上四十年兵役。当后人高声赞颂埃斯库罗斯的杰出戏剧成就时，诗人却在自撰的墓志铭里，对自己的艺术生涯只字不提，单单强调当年在马拉松战场上的英勇事迹：

              雅典人埃斯库罗斯，欧福里翁之子，
              躺在这里，周围荡漾着革拉的麦浪；
              马拉松圣地称道他作战英雄无比，
              长头发的波斯人听了，心里最明白。

       读了《追忆逝水年华》，我们对于普鲁斯特的成就，便已了解得八九不离十了；读了《阿伽门农》或《美狄亚》，我们对于古希腊诗人的了解，根本就是八字还没一撇。他们是些仅供瞻仰、无法仿效的光辉榜样，他们是人类神性存在的历史证明，他们就像星空，除了仰望，我们永远无法接近他们。但仰望是必要的，仅仅加以仰望，我们也能得到足够的精神回报，这在罗念生先生身上也得到了部分证明。

        由于与古希腊诗人长相厮守，在罗念生身上，读者也领教了大量与我们这个时代格格不入的超凡见识，他对何谓伟大作品的界定，就足以让所有的中国作家集体倒吸一口冷气。他抗战时敢于撄日寇虎须的勇气（为此他遭到了鬼子的通缉），也在隐隐中复现了古希腊诗人的爱国气质。晚年时他在简陋的书斋里平静翻译荷马史诗的经历，则让人依稀想到欧里庇得斯晚年避居在萨拉米岛上的那间石室。不消说，罗念生先生八十六岁的高寿，也符合古希腊诗人的年龄特征，虽然，如果他能如愿活到“索福克勒斯的九十高龄，甚至修辞学家伊索格拉底的百年长寿”，中国读者将更加幸运些，因为那样一来，罗念生将不仅译完《伊利亚特》，还可能译出《奥德修斯》。

        与爱琴海上的明媚阳光相比，不仅我们今天呼吸的空气是浑浊的，我们每日吞吐的观念，很可能也是污秽不堪的。对我来说，定期拜读《罗念生全集》，将成为日后的一项人生功课，一种生命斋戒。罗念生是真正的圣火采撷者，对于我们普通读者，唯一的使命就是仰望他。

写于2004年8月12日，时二○○四年夏季奥运会正在雅典的阳光下全面展开
载《文景》2004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