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与权利

陈丹青先生撰有一文《批评与权力》，取样美术界的批评生态，对国内批评界中批评与权力间的恶性互动关系，作了生动的揭示。我的读后感是，这个题目已经被陈先生料理干净，几无剩义了。

昨天读到陈先生一篇大作《我可不可以对权威轻声说“不”》（载《中国青年报》2008年9月9日），让我意识到，还有一个关联性问题没有得到料理，而陈先生本人，说来不幸，竟充当了一个反面标本，那就是“批评与权利”。

权力与权利，站在公民角度，是一对最易相混同时又最忌相杂的概念。但凡把两者看成小葱拌豆腐的，一般也就完成了公民初阶，可以升堂入室了。也是合当生事，两者的读音还一模一样，对于吾族吾民来说，这个相似纯属恶作剧，人为加剧了我们的理解成本。瞧，曾经把“批评与权力”阐发得如此犀利精微的陈丹青先生，转眼就在“批评与权利”的关系上闹了个趔趄。

陈丹青与韩寒在一次电视访谈节目中，从文采角度批评了几位贴有大师标签的文人，如巴金、冰心。由于他们的批评只是停留在点名和下结论的粗放阶段，并未展开深入剖析，故我在小文《意见超市》里议论道：“我大致认为，他们说这几位作家文笔差劲时的态度，与他们表示讨厌某个品牌的衣服，属于同一层次。那只是一个私人看法，还远远不够格成为一个观点，无论我是否同意（多年前我在《齐人物论》里也讥评过巴金先生的文笔），我都不会认真对待。”（载《文汇读书周报》2008年7月4日）昨读陈丹青文章，惊悉他遭到了围剿，而且，围剿的程度还颇为恐怖，以致陈先生产生了“建立民族文学大法庭”的不安联想。

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不清楚。不过我得承认，认为巴金、冰心等人属于摸不得的老虎屁股，实与我的日常判断相左。这且不去管它，在我看来，陈丹青先生面临的问题，是批评涉嫌浮泛，结论之生猛与论据之踏空适成对照。如果陈先生以在电视台客串嘉宾不便充分发挥为由进行辩护，也说得过去，那么，这会儿从演播室回到自己电脑前了，就不妨好整以暇，把当初限于条件不便展开的内容，从从容容地说上一说。以我对陈先生的了解，这绝非难事，只要他兴致高，他还可以写得潇洒洗练，以至让人怀疑，与其说他是在写作，不如说他是在“弹琴复长啸”。谁知不然，他笔墨高天滚滚了半天，还弄出个华丽的舞台造型，临了却弄出这么一句话：“喳！在下是没资格，但合上书页、目光移开，总算有一份渺小的私权吧。”

请丹青大侠平身，容小可欠身叩问：这关权利什么事？

通常，批评作为一种权利，只有当其对应于公民批评时，才值得强调（其实也无需强调，批评本来就是一种权利）。显然，陈丹青批评巴金等人文笔差劲，不在公民批评的辖区，只能在文学批评的屋檐下权且栖身。那么，文学批评又关权利什么事呢？权利是个一般性概念，而文学批评有其特殊性要求，一般性概念不能证明特殊性要求，乃是一个基础常识。好比，我们断然不会把文从字顺这个写作行的一般性概念，视为衡量长篇小说的特殊标准。说到“渺小的私权”，你有我有大家有，私权面前人人平等，你自谦“渺小”，我决不敢自大“崇高”，但是，电视台请你去做嘉宾，难不成就为了供你行使“渺小的私权”？既如此，电视台何不请你家隔壁王姨呢？若非如此，你扯上“渺小的私权”，所为何来？

从权利角度为自己的文学批评抗辩，近乎搞笑。而陈丹青先生竟然一不做二不休，他以不失孩子气的倔犟，仗着那份“渺小的私权”，一口气罗列了大量他读不下去的大师名字，如雨果、马尔克斯。他好像忘了，文学批评是否成立，完全不依赖这份私权。文学批评首先是、最后仍然是一种能力，只有当批评者展示出这份能力，批评才是有力的，舍此概属瞎掰。以他提到的马尔克斯为例，他必须说出马尔克斯蹩脚在哪儿，而不是满足于念念素所不喜的大师名字。若是那样，“渺小的私权”倒是行使得过于充分了，“批评”又在哪儿呢？再则，《百年孤独》读不下去，到底是由于马尔克斯文采平庸，有辱陈丹青的高贵视听，还是陈丹青的文学鉴赏力尚待更上层楼，眼下只够得着马氏天才的半山腰，还阙疑着呢。这类私权，与其张扬，不如藏拙。

说了半天，初衷无非是想看到陈丹青先生正儿八经的批评罢了，别无他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