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文号脉：文章写给谁看？

前些时，读到一篇质疑梁文道先生的网文。梁先生在《理性与感性》一文里提出了一个观点：“近30年来，没有任何一种经济主张和政治哲学要比新自由主义更像共产主义”，为此，他向读者讲述了所谓智利奇迹，还插秧式地提及大量与当代智利相关的历史、政治和经济术语，包括我初次听说的“芝加哥男孩”。不用说，所涉内容均在我可怜的知识范围之外，若非有人质疑，我对梁先生非得连刮三目不可。那篇质疑文章似乎出自行家之手，作者辉格引用的大量数据，都对梁先生的观点构成了当头棒喝，“外行看热闹”的结果是：只要所引数据无误，梁先生的说法就岂止错误，简直可笑了。

我说过，我缺少这方面的相关知识，在读到梁先生回应文章之前，不敢对此轻下结论。我以为，回应是必要的，要么认错，要么反击，没有第三条道路。在中国的学者、文人中，我无数次见到一种用“不屑”来规避批评的行为，成名人物尤擅此道，只要鼻下轻哼一声，金蝉脱壳之余还能耍上一把鲲鹏展翅，一举两得之利，尽收囊中。不过以区区看来，假如有啥玩意是我“不屑”的，就是这等威猛其外、怯懦其里的“不屑”了，钱锺书先生概括过一种“实不能而佯不屑之情”，即此之谓。当然，以上只是顺嘴一提，并非针对梁文道先生，如你所知，梁先生是否回应，我还不知道呢。

若姑且假设梁先生的文章写砸了，我们倒不妨借此探讨一个有趣话题：文章写给谁看？

立志写给全世界男女老幼阅读的文章，大概只有理论上的可能性，在现实中，文人学者执笔，总有自己的假想读者，就像商人总有自己的目标客户，写给某类读者，一般也就等于把另一些读者排除在外。但高明的文字是这样：作者虽有自己的目标读者，却也随时准备面对所有读者。比如，安徒生的童话是写给孩子的，然成年人要读，安徒生绝不会心生怯意，连说“读不得读不得，小儿科小儿科”；韩非和马基雅维里的著作多是写给君主看的，但他们也乐意大臣和普通臣民阅读，以扩大影响；有些作者不打算为任何人效劳，他写作纯属自娱自乐，或专为排遣一己孤愤，比如陈寅恪先生晚年的若干文字，恐属此类，话说回来，如果其他学者有意研究并质疑问难，难道陈寅恪会大感惶恐不成？所以，哪怕假想读者是个位数，作品仍不惮于向计划外的高明之士敞开，才是真正可敬的文字品格，每一位不甘下乘的作者，都应具此一股底气。钱锺书以典雅文言撰写《管锥编》，言外自有一根“闲人莫入”之傲骨在，但他显然也欢迎所有人——无论你是中学生还是大学者——成为他的读者。

若此论蒙您颔首，我们接着就会遇到另一类文字，其价值竟然不在于得到高明人物的首肯，反而取决于特定人物的缺席。为说明问题，姑以其中的末流“剽窃”为例，我们知道，对剽窃者来说，他可能获得的荣誉，必赖被剽窃者的缺席，一旦被剽窃者（或熟悉被剽窃者文字的读者）闪身，即有穿帮砸锅之虞，而只要被剽窃者缺席，他的文章让越多的领导、专家读到，这小贼就越得意。余英时先生在为胡适日记所撰的长序《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里，曾用细密工夫揭出学者罗尔纲关于胡适出行的一次骇人撒谎，文长不引，余先生最后概括道：“罗先生的记忆也不可能坏到这种地步。我不愿意去猜测他的动机，但是我敢断言，这是他想以浓墨刻画出一种极其恐怖的气氛，所以才虚构出这样一篇绘声绘影的绝妙文字来。我不能不佩服他想象力之丰富，但是如果胡适这一天的日记不幸遗失，罗先生的虚构便将被后人当成实录了。”可见，“胡适这一天的日记不幸遗失”及世上缺乏余英时这样的较真学者，构成了“罗先生的虚构”得以成立的前提。在上举梁文道先生的例子里，假如他确是错的，那么，符合作者最大利益的读者分布图是：让我这种外行读到，同时把辉格先生这样的内行排除在外。

不才如我，偶尔也遇到一些文章，使我忍不住噗哧一声：让我撞上，算你倒霉。曾读到某海派才女介绍《罗念生全集》的书评，我在一个论坛回帖里写道：“我敢打赌，她在写这篇书评时，没有读过那套书，她只是凭着自己训练有素的点染才华，玩了把‘点到为止’而已。”若遇到我恰好熟知其事的作者撰文撒谎，我一念之仁过后，也可能模仿一种黑道口吻，暗道：“哥们，我什么都没有看见。”但饶是如此，我仍会坚下心来，决意不再读他任何文字，就像我决意不再拜读罗尔纲先生一样，哪怕我久仰他的学术高名，也不例外。因为，当我被他某个说法深深打动时，我吃不准，他内心在期盼哪位人物缺席？
载《南方周末》2009年10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