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李庄有罪吗？

律师李庄有罪吗？我不知道。我看到的是，有人正试图用超法律手段，将李庄定罪。关于李庄的“罪行”，我的消息来源全部来自一家报纸：《中国青年报》。该报近日对李庄事件连篇累牍的报道，虽然完全没能坐实李庄之罪，却已让我坚信：执笔者决心已定，不把李庄送入大牢，决不收兵。根据他们提供的证据，我们充其量看到了“一撇”，最后所见到底是“八”还是“九”尚在未定之数，他们却以八九不离十的坚定口气，对李庄进行了超前宣判。——看上去，有人正在透支正义。

我不是法律工作者，好在我已看到多位法律界人士的质疑了，这使我有理由避开相对陌生的法律专业，从自己较为熟悉的文章写法角度，质疑那两位记者的大作。无论两位作者如何振振有词，关于李庄案件的基本事实却纹丝未动，那就是：李庄先生只是刚刚被批准逮捕。批准逮捕与李庄有罪，不是一个概念。李庄是否有罪，不由逮捕者说了算，而必须经由公正的司法程序，由法院来一槌定音。换言之，现阶段的李庄先生，只是一个身体遭到限制的嫌疑人，在法院宣判之前，任何人都无权把此刻的李庄先生视为罪犯。——任何人，尤其是以客观公正为至高追求的新闻工作者。

让我困惑的是，距李庄被捕仅隔一天，中青报的两位记者，就以特快专递的速度写出了新闻报道。时间勿促还非症结所在，真正的问题是，该报道丧失了起码的客观性。他们撰稿前分明连当事人都没有见过，手上只握有一面之词，就假借公器的平台，写出倾向性浓烈到喋血程度的文字。我们在文中看到大量令人哀叹的修辞术，见识到海量无助于说明事实、有益于煽惑舆情的表达，比如，李庄中途回京，原是最自然不过的行为，他们非要挪用“潜回”一词；李庄正常的工作履历，偏要被说成“混迹”；李庄与被告沟通并晓以利害，原是律师的正常工作，他们非要动用“唆使”“教唆”等词。这些表达能帮助读者抵达真相吗？不，它们唯一的功能就是撕裂真相，迫使真相朝着不利于李庄的方向滑坡。

重庆打黑，万民称颂，区区也在此万民之列。但目标的正义不该取代程序的正义，事实上，当目标的正义成为唯一的最强音，反而会诱使正义走向反面。我们倡导正义，但我们更应百倍警惕，不能让正义仅仅成为一种名义，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偏离程序正义的名义式正义，有可能无限接近邪恶。那两位记者的报道还对以北京律师为代表的律师群体，进行了行业歧视性的道德攻讦，甚至把律师当成国家和民众的对立面，写出如此令人胆寒的话：“当事人有苦难言，实际上造成了‘第二次伤害’。律师的尴尬作为和滥用‘潜规则’，所造成的灾难全由国家和民众来承受。”联系到中国自古就有以虚幻正义代替法律程序的可悲传统（所谓“春秋决狱”），民间也自古就有视讼师为讼棍的不良爱好，作者如此行文，除了在部分昧于现代法制理念的读者心里激起不必要的共鸣外，我看不出有何积极作用。此类共鸣，从法制层面讲，本身不过是蒙昧。因为，尽管律师群体中肯定会有害群之马——哪个群体没有呢？——但一国民众对律师群体的蔑视，永远是文明程度低下的信号。古希腊人之所以令人景仰，对法律的热衷及对诉讼师的崇敬，也是原因之一。鼎盛时期的雅典城，尽管自由民人口不过数万，每天却有十个法庭开庭，如吕西阿斯等著名诉讼师，不仅凭撰写讼词获利甚丰，其作品还一直被视为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保留至今。以行业论，律师也是最有可能成为美国总统的职业。可见，从职业上对律师群体加以否定，只能视为文明的倒退。假如重庆打黑过程中，律师群体没有显出足以制衡控方的声音，那就没有任何成果值得欣慰。

新闻报道以客观为务，我虽不谙熟新闻体写作的具体要求，但我知道人类关于客观的大致要求。以堪称二十世纪人类思维术最高成果之一的现象学为例，现象学以“还原本真”为目标的方法，肯定高于且制约着新闻体写作。为了最大程度地抵达客观（这正是司法审判和新闻写作的共同目标），现象学的重要原则是主观排除法，只有先行排除一应主观因素，才可能对事件及对象加以有效专注。而该文的写作，竟然充斥着主观色彩，作者滥用一面之词，在控辩双方的庭审尚未展开、真相远未大白之前，对嫌疑人进行单方面的“原心定罪”。假如李庄先生因此系狱，我最自然的联想，是时光倒流四十年。如果与古希腊人相比，简直就时光倒流三千年了。我们知道，古希腊人对于讼词的语言都有严格限制（如可以用“杀死”，但禁止说“杀人凶手”），而两位记者在撰写足以诱发误判的新闻报道时，头顶竟似不存在神明。

律师李庄有罪吗？我不知道。我唯一期盼的，是程序公正的审判，而不是经由舆论渲染的审判。一旦出现后者（包括异议声突然一夜间消失），陪同李庄入狱的，将是我们的法律本身。

 2009年12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