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埃并未落定——从朱学勤抄袭案说起

规模稍逊于汪晖、但同样算得上沸沸扬扬的朱学勤抄袭案，随着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日前给出的鉴定报告，我们终于等到了一个权威结论。
面对抄袭指控，朱学勤先生在程序层面做出的后续反应，堪称完美：第一时间致函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要求“启动调查机制，辨明是非，还我清白”；申请获得受理、调查启动一个月后，又向该委员会提交一份9000字的陈词，除作出进一步辩解性陈述，还主动提供相关知情人；为避嫌计，调查期间又主动回避相关学术委员会的一应活动；与此同时，朱学勤先生还三缄其口，拒绝介入媒体争议，静候学术委员会的裁断。这一连串动作，手法老到，次序周详，其中展示出的程序步骤，甚至让我获得了某种审美观赏性。仅就程序规范而论，我个人愿意为朱学勤先生和复旦大学打9分。那扣掉的1分，不过因为复旦大学公布结论的时间，比原计划推迟了两个月而已。考虑到学术争议不是献礼工程，慎重优先，无需争分夺秒，故这份“推迟”亦有值得尊重之处，扣1分足矣。
假如此事仅仅牵连到复旦大学和朱学勤先生本人，“对其剽窃抄袭的指控不能成立”的结论，堪称皆大欢喜：复旦大学捍卫了自己的学术声誉，朱学勤先生保住了自己的学术名声。假如围绕朱学勤涉嫌抄袭的争议就此打住，我甚至愿意用欢呼的姿态，迎接朱学勤先生的名誉凯旋，同时将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的做法，视为一大范例。
诚然，在欧美国家，由学校相关学术委员会对自己被控抄袭的教授作出评价和处理意见，早已司空见惯，但在我们这里，它是如此稀罕，以至乍闻之下都有点感动了。之前的汪晖抄袭案，虽然媒体热议不断，但当事者——汪晖先生及其供职的清华大学——体现出的态度，确乎让人心寒。他们展现了什么呢？坚定不移的冷漠，没头没脑的傲慢，罔顾事实的否定，依然故我的逍遥，无所顾忌的不作为，哦，外加虚张声势的恫吓——撰文揭露者王彬彬先生竟然收到了汪晖聘请的律师发出的律师函，该律师函不仅对王彬彬先生作出违反法律精神的威胁，还丧失法律依据地警告王彬彬不得把函件内容对外披露。如此种种，致使一桩原属个案的学术打假行为，无端放大，其张开的黑翼堪堪罩住了整个学界。当此之时，复旦大学提供的鉴定报告，不啻云开日出，让人重获信心。
以上所言，皆是好话。好话说完后，我们还有理由考察其另一面。假如朱学勤抄袭案的鉴定结论并未获得实质认同，透过华丽程序的外衣，人们还看到一种借助学术机构的权威性以阴行庇护的居心，则上述好话统统作废，我们的忧虑还会加重一层。设想一下，清华大学如法炮制，也弄出一个鉴定报告，结论也同样是轻描淡写的“对其剽窃抄袭的指控不能成立”，难道汪晖先生那些早已铁板钉钉的抄袭事实（至少在我眼里是这样），就会随之蒸发？
人们注重并信赖程序的唯一理由，是相信它会给我们带来实质正义。倘若有板有眼的程序竟是一种精心策划的图谋，以求掩饰或遮盖什么，一桩闪烁出学术辉光的行为，也会瞬间露出江湖底色。我不是说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的鉴定报告已经露此端倪，但我确实想说，只要在实质层面经不起辩驳，事情就会走向反面。
出于个人原因，我不曾探究过朱学勤抄袭案的事实部分，理由约有四端：一，朱学勤抄袭案像是汪晖抄袭案的衍生物，如果揭露者意存某种调虎离山的计谋，出于自尊，我也会拒绝探究。二，该案所涉事实部分，包含我无力比较的内容（比如核对一本未曾在中国出版过的西文著作）。三，当时我正好出门在外，置身雪域高原，缺乏追踪真相的主客观条件；四，我没有读过《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但读过朱学勤大量文章，从中获得的教益和好感，使我倾向于无视这一指控。
但是，只要朱学勤的抄袭依然部分存在，上述理由全都站不住脚。抄袭是个事实判断，它理应脱离动机、派别而存在。哪怕揭露者意在通过把朱学勤拉下水的方式来曲线救助汪晖（现在我发现，这个说法证据不足），一旦朱学勤无法自证清白，这份动机就不必介意；甚至，揭露者是否使用真名实姓，也不像朱学勤先生声称的那样重要。根据我最近几天的阅读分析，从网友Isaiah的揭露文章和方舟子最近在新浪博客上提供的文本对照来看，我不认为朱学勤先生获得了“清白”，他的洗冤之路，八成还刚刚开始，他的学术之“肺”，尚未可轻言健康。
尘埃并未落定，由朱学勤和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展示的这场程序秀，最终会定性为范例还是恶例，我们还得走着瞧。另外，人们期待相关学术机构作出调查结论，并非他们在事实研判上智力不足，渴望该机构里的优秀大脑施诸援手，而是冀望于从中看到一份学术诚信，以便确认中国学术的基石仍在，对此，相关机构最好别会错了意。我们还知道，相关学术机构袒护本校教授，即使在学术昌明的美国，也远远不是个案，美国人理查德•波斯纳在《论剽窃》一书中罗列过大量事实，足以让我们预表不安。
载《文汇读书周报》2011年1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