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佩斯的悲喜剧

在今年第五期《商界》杂志上读到一篇访谈《陈佩斯的体制外创业》，让人亦悲亦喜。
今天的年轻人，未必了解陈佩斯。说到昨日陈佩斯的地位和影响力，有个现成参照：赵本山先生。赵本山今天有多喜庆，陈佩斯当年就有多抓人。并且，双方展示才艺的舞台也是同一个：央视春晚；表演项目也完全一样：小品。区别一是，小品这个深受大众喜爱的喜剧表演形式，是陈佩斯和他的搭档朱时茂首创的，以1984年的“吃面”为标志；区别二是，当人们无法在央视春晚上看到陈佩斯的大光头时，赵本山先生耸着迷你方肩，迈着变形正步，施施然登场了；区别三是，小品界的大王旗从此由陈家班改插在赵家堡了。
关于陈佩斯的突然消失，以往听到的多属民间传闻，据《商界》杂志访谈我终于知道，陈佩斯属于“被消失”。十年前，央视下属企业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制作了陈佩斯8个小品的VCD公开售卖，陈佩斯毫不知情且分文未得，于是，本着“是可忍孰不可忍”的自然反应及一位守法公民的正当激情，与之对簿公堂，并在法庭上胜诉；接着，“你懂的”，败诉方本着“让你忍你就得忍”的体制大佬作派，决意让陈佩斯歇菜。“几乎一夜之间，许多演出单位和电视台不再追捧他，他再也没有接到与广电系统有关的演出邀请。”
一个演员，换个角度看，也可能是个除了表演才能别无所长的人，至少，陈佩斯本人是这么看的，“我不干这个干什么去？老天爷安排我就干这个。一共就上了五年学，不演戏我就是个废物。”陈佩斯遭受的待遇，好比刘翔被剥夺了站在110米跨栏跑道前的机会。长逾十年的“被消失”，也许能帮助一位学者磨出一把学术好剑，却也足以把一位明星贬成一个“出门打车都不敢打夏利，只能找面包车”的落魄者。命运再差些，还可能被彻底贬成路人甲，一个整天用自己的卑躬屈膝来衬托城管执法威仪的小摊贩。
为了活出点人样，（陈佩斯说过：“依附于一个大树的藤蔓往上爬，这是一种卑贱。”），他自创民营电影公司，结局照例是一派悲惨。“你可以查查，当年我们的几部电影口碑都很好，但影院总说上座率不高。比如《太后吉祥》，我去石家庄监票，当地的红星剧场每天7场满座，但影院却只跟我报三场。这不是欺负人嘛。”1997年，陈佩斯的大道公司投拍的《好汉三条半》与冯小刚的《甲方乙方》同时上映。“《好汉》起势凌厉却在几天后被主流院线撤下，‘原因是《甲方乙方》的投资发行都是他们的人’”。
我不是影视小品的热情观众，也无意操心陈佩斯及其喜剧表演的个人成败，但我认为，演员的表演权和观众的娱乐权，任何机构或个人都无权剥夺。如果有一个机构竟然这么做了，那它既站在了文化的反面，也站在了文明和制度的反面。考察陈佩斯的遭遇，我们发现，这个一分钟内可以完成五次哭笑转换并且永远在传递小人物悲情（区别于拿小人物开涮）的天才笑星，竟然生就一副狷介性格，除了给94岁高龄的老父洗澡搓背，他不向任何权贵屈膝；一边在一个盛行潜规则的圈子里谋生，一边却决意活得干净。依这个社会的世故度，陈佩斯的活法简直算是“找死”。
意外的是，陈佩斯居然杀出一条血路，重新觅得成功之道。“2001年，陈佩斯出山。大道砸下120万元投入话剧《托儿》，起初在长安大剧院演了7场，一票难求。紧接着保利加演两场，继而全国巡演。陈佩斯最终创造了话剧神话，《托儿》票房达到4000万元。”
是的，我们不应视体制性的封杀为儿戏，遭到如此全面的封杀，陈佩斯最合乎现实逻辑的结局，就是被剥夺艺术权利终身。一个悲情人物的戏剧性成功，往往会掩盖事情的本质，让人忽视其所受待遇的非法性、荒诞性及普遍性，糊涂汉甚至可能吟诵起“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格言，将一桩埋汰人才的体制性恶例转化成肤浅的励志故事。现在看来，陈佩斯先生确实相当优秀，所谓优秀，就是具有不按牌理出牌的本钱，具有压力之下愈挫愈坚的反常特色，但我们最好不要将此视为榜样。鉴于陈佩斯的成功原属意外，我们更该忧虑的是：假如换一个人，他同样遭受陈佩斯的待遇，并且同样具备陈佩斯拒绝甩卖良知的秉性，只是缺了点执着和好运，结果会怎样？良性的体制原本只是一个服务性机制，是什么把它骄纵得如此骄横放纵？所谓“体制外生存”，原本就是一项正当且合法的生存之道，是什么让它变得步履维艰？
这个社会的默认游戏规则似乎是：人格不能赚钱，良知不是谋生之道，当有人坚守人格和良知时，人们通常看到的不是庄严，而是滑稽。滑稽也许可以当饭吃（上海有个地方戏种就叫“滑稽戏”），庄严却注定只是一个审美概念，连一顿饭都管不了。陈佩斯最牛之处在于，他竟然把庄严吃成了饭。这纯属意外，所以，此事中的悲喜剧成分，还在纠结中。如此纠结的情节，也命该陈佩斯来演。
载《东方早报》2011年6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