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态的文学人格

季羡林是散文大家，世所公认，不过对儿子来说，父亲的散文情结其实是“悲剧情结”的并发症。婶母死时，“没有任何表示，没送鲜花，没有挽联，当然也没有去参加告别仪式，后来倒是有了一篇散文”。妻子死时，“没有送鲜花，没有去吊唁，没有去告别……后来倒也写了一篇散文。”女儿死时，“没有送行，没有送花圈”，后来写了一篇散文《哭婉如》，知道女儿对自己有意见，就没发表。……实际上大师的散文，外人看得津津有味，儿子、女儿都不爱看。

这段文字里的引号部分，出自季羡林家人，读来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其中或有家庭纠纷因素，外人无从置喙。若姑信其真，同时把季羡林先生暂时马赛克化为“作家甲”，我们看到的乃是文字与现实的脱节所造成的人格分裂：文字功能被限定在矫饰和美化情感上。作家甲只要全力经营自己温柔慈爱的文学形象，就可在现实人生中无所顾忌地冷漠，越是自己不具备的美德，越要在文章里大加涂抹。文章才是千古事，文章会凸现作者希望展示的尊容，同时遮蔽其意欲隐匿的恶形恶状。文学与生活构成一种恶性互动，并反向助推了文学、生活上的双重人格。文学与现实的反差错位，只在那些熟悉作家甲的熟人眼里会形成惊愕或恶心感，但知情者深感厌恶之日，正是普通读者盛赞“大师风范”之时。
可以将此视为一种文学欺诈，对于深受作家甲伤害的家人来说，这种欺诈迹近不可容忍。但普通读者呢？比如我，既不明其中真伪，又缺乏核对真伪的条件，我由此获悉某位大师级人物有着迷人的人情味，肯定有益而无害。当然前提是，这个谎言不会被戳破。核对生活事实与分辨抽象道理不同，前者非得亲历亲闻，后者倒可以在书斋里推演辨析一番。实际上，一个作者在文字里大肆提升自己的风雅系数或慈爱指数，读者是没有法子可想的，并且，我们的阅读体验总是与人为善的，鲁迅所谓“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做法，只能视为一种个性，绝非人情之常。因此，对普通人来说，非得到谎言戳穿之时，才会惊觉其诈，这当儿，越是老实本分的人，越可能被激发出“最坏的恶意来”，他们一怒之下还可能对作者乃至世道得出过分的恶评，一个大师级人物出此下策，极可能连累读者对其他作者产生无端怀疑。这不公平，但这就是生活，当个别女人抱怨“男人都不是好东西”时，不是也只受到一两个男人的欺骗吗？
稍稍回想，类似文字并不罕见。曾在报上读到作家乙的文章，内容是对作家丙的赞叹，对于不了解两位作者现实品行的读者来说，他们看到了一种足以进入《世说新语》的举止修养，举手投足俱是名士风范，一咳一唾无非山林烟霞。不巧的是，两位作者我都略有耳闻，他们当然不是坏人，但要把他们列入当代竹林七贤谱，我还不如夸姚明先生身材小巧玲珑呢。
“修辞立其诚”是一项可敬而又略嫌古板的告诫，而修辞立其伪又有着迷人的诱惑力，这和美食一样，辣椒没有改变鱼头汤的营养，却实实在在地提升了鱼头的外观和口感，并引诱你频频下箸。试以董桥先生的文章为例，我们肯定都对当今世界人文气息的沦丧深感痛心，坊议热词里的“民国范”也能折射一二。但我们在董桥先生的文字里，却看到了大量雅人雅事。依今日世界的伧俗程度，实难想象会有这么多风雅之士同时聚集在董桥周围，正如我们不能想象全世界的天鹅同时飞往一个小湖泊。依我愚见，实情多半是，董桥先生对文章的审美认知，要求他必须为自己制造出大量高朋雅侣，只有把笔下人物个个想象成魏晋名士，他才能找到执笔的冲动。因此，董桥笔下的人物，实际上充当了董桥式审美的道具。大英雄不杀无名小卒，大名士不写村夫俗女，如果没有那么多名流才媛的情事可写，那就虚构罢。反正，揆诸世态人情，被如此美化的人，多半是会笑纳的，正如数码摄影师把姑娘的脸蛋修饰得白净动人，不用担心对方心生不快。
可见，“修辞立其诚”的反面乃是“修辞立其伪”，至于“修辞立其美”，则不仅可以通融，甚至还能愉己愉人。所以，上述对董桥先生的评价，只是一个随机参照，并不代表异议。尽管，我也没有过多地表示欣赏。
作家甲的做法，就当别论了。具体该如何论，如我之前所说，我的办法不多。作者的自我吹嘘或美化，并非总能得到揭露，而身为读者，读书时老是睁着一双乘警抓毒贩的眼睛，整天留意作者是否有诈，肯定也不是个事儿。我的办法也许不值得推荐，但还是汇报如下：除非有可供检验核对的旁证，否则，拒绝信赖任何有美化作者之功的单方面表述，无论他在写一件好人好事，还是抒发一腔道德情怀。理由是，一位作者竟然有闲心书写自己的赞美诗，这首赞美诗多半没啥了不起，即使错过也损失不大。毕竟，更有道德感和羞耻心的作者，是不会这么做的。再则，作为一个成年人，我没有通过作者自述的事迹来提升自我良知的阅读需求，我更在乎智力的增进和趣味的分享。泛泛地说，我承认作者有权写任何东西，但一位作者老是写些只对增进自我形象有益的内容（无论是否出于双重人格），决非一项值得鼓励的爱好。实际上，我将此视为一种变态的文学人格。
载《南方都市报》2011年6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