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誉腐败

为了赚几个小钱贴补家用，两年前我曾为一部电视风光片担任撰稿。我工作之时，没有任何一位大人先生提供过有益的指导，整个本子都是我一个人完成的，制作过程中也没有做过一处修改。去年某一天，朋友兴高采烈地告诉我，电视台要播放了。我像看世界杯决赛那样，按时守在电视机前。毕竟，这是我第一次触电。

结果，片头字幕先把我弄傻了。我发现了大量名字，所有排在前面的名字，一个个都把最有表现力的头衔霸占了，什么总顾问，顾问，总监制，总制片，艺术指导，等等，我一个不曾见过。本人和那位负责摄像的小伙子，为这部片子承担了最大的工作量，却只在类似梁山泊地煞星中下游的座次，找到了自己的名号。那位兴高采烈打电话告诉我的朋友，曾经为这部片子干了大量苦差使，居然连挂名的资格都没有。想想真是不忍，为了让母亲知道儿子现在已是多么能干，他还热情地把老母请来府上一起观看，结果，母亲临走前竟然扔下这样一句话：“儿子，这片子关侬啥事体？”

这种事其实早已司空见惯，只是对我来说属于初次碰到，难免有点大惊小怪。本人作为一介文字工作者，历来奉行单干政策，从不与他人合作，所以虽然久闻此事，但毕竟未尝亲历，感受也就不那么强烈。回想起来，当初我还在大学里谋事的时候，也曾见过些类似表演：别人辛辛苦苦干出的活儿，总得归到某个老家伙头上。而且这老家伙根本不是想着分一杯羹，而是直接轻舒长臂，拿走大头。他在自己不曾有过丝毫贡献的地盘上竖起自己的旗号（常见的是担任主编），根本无需脸红，下面的人还得对他千恩万谢。在我们国家，当领导或教授，确实是一种幸福。当然，如果他曾经出席过一次相关会议，甚至还在会上作了发言（可以被理解成“发表了重要讲话”或“作出了重要指示”），他就更没有脸红的必要了。

王小波“沉默的大多数”，指的是自愿保持沉默，但在个别领导、博导的贪婪面前，我们发现了另外一种被迫沉默的大多数。光荣属于苏维埃，名誉荣归老首长。这是官场上的婆媳现象，一旦升任为院长或博导，便意味着立刻获得了对下属的盘剥权、压榨权，意味着自己获得了一个涓涓不竭的成就泉眼，只要自己在台上一天，就能保证自己的学术成果，可以在无需自己作出努力的前提下，甚至可以在自己都不甚知情的前提下，自发生成。

这是一种名誉腐败。表面上看，腐败者手脚干净，未必拿了别人的银两，涉及的领域也在艺术或学术范畴，与权钱交易无甚瓜葛，但就其获得的实际利益及对社会公正的毒害程度而言，却并不比经济类腐败来得程度稍轻。但问题是，我可以起诉这些盗名者吗？他们堂而皇之白纸黑字地宣称对我进行过艺术指导，而实际上却什么都没干。我们的法律能够帮助我获胜吗？如果不能，那就适可证明：名誉腐败是一种制度性或结构性腐败。也许，就这些盗名者而言，他们还可以满口冤屈地声辩道：哪里是我要担任什么主编、总顾问、艺术指导，是下面的人硬让我做的，还口口声声地表示“希望我支持”。我相信实情也是如此，名誉腐败如果真是制度性的，制度的演进，本身也会促使这种腐败走向轰轰烈烈。比如，就与我切身利益相关的这件事情而言，虽然我作为该片的撰稿人，并没有谋求这些大人物的支持，但该片的制片人，也许向他们表达了此类请求。所以，我这被撂在一边的人物，固然强烈感受到一种侮辱，就这些大人物而言，他们对我的感受也完全可能感到十足的莫名其妙。

这正是制度性腐败的奥妙之处：没有人暗算你，没有人特别与你过不去，甚至没有人特别想从事名誉腐败，它是自动发生的。名誉腐败的运行机制，差不多已进入一种境界了，类似地球的自转。即使人微言轻的本人，也未尝没有沾过光。比如，我从未自称自己是学者，相反，我多次强调自己不够学者的资格，但在个别场合，我还是被人称为“学者”了。——这虽然只是一桩羽量级的名誉腐败，但它的发生，仍然符合制度性腐败的特征：自动生成。

2002-10-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