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与反英雄

我们都有过英雄梦，我们都曾是潜在的英雄。如果同意托马斯·卡莱尔的分类法，承认世上除了有“作为帝王的英雄”，还有“作为教士的英雄”、“作为诗人的英雄”，我们便注定将成为英雄的崇敬者，我们的英雄梦广袤无边。当然，梦想破灭的可能总是远远多于好梦成真的奇遇，真正的英雄虽代不乏人，失败的勇士无疑更多，兼以那不可蠡测、擅长在最意外时刻发出致命一击的命运女神的频繁出没，也使英雄途上充满塞壬女妖的不祥歌声。悲剧不只是与喜剧相对应的文学样式，它首先乃是英雄的派生物；命运从来就是一个无常厉鬼，专对人类中强悍的心灵下手。只有真正的英雄才能领教命运的狂妄与傲慢，因为，虽然我们都会人云亦云地嘟囔几句“天才来自勤奋”的格言，私底下却并不敢太拿这句话当真。我们于是便养成谒英雄陵、吟英雄诗、唱英雄戏的习惯，我们无意识中保留下的英雄崇拜，既体现了灵魂的祈向，又总是相当惆怅地吹奏出一丝无奈。亢奋成了失败的序曲，对前程的瞻望擘画则无数次转为对失望的咀嚼；那吹拂并裹挟我辈的长风，常常来自与视线相反的方向。多少事，我们鞭长莫及……
英雄是一种原欲。鉴于我无能用社会生物学家的专业术语把这一原欲描述得缜密严谨，我只能姑认这一说法的假设性质，虽然我们发蒙开智的心弦，最初都是由英雄拨动的。阿伽门农手下的那班英雄之所以具有“永恒的魅力”，盖因他们进入我们内心之时，人类的童年与个人的童年刹那相撞，而弥漫在悠悠千年中的历史大气又有着易燃的属性，遂迅即点燃个体生命的火把。我们的历史感、空间感，正是在每一个这样的“刹那”中生成并扩展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景观——童年的大地与大地的童年——据此得到神奇的叠合。在口耳相传的年代，传播英雄传奇就已成为所有国家、部落、宗族概莫能外的民俗传统，这确保了我们秉有一片草原般辽阔的英雄摇篮。从辉煌的梦中醒来，孩子们没有发现枕边的宝剑或马良的神笔，却永久储积了只有英雄才可能具备的献身欲望和飞翔体验，作为人，这曾是何等值得夸耀的开端。朝暾夕月，落崖惊风，既象征着来自大自然的灌输启蒙，也日以继夜地涤荡着世俗情怀，使我们渺小的人生隐约叠映出英雄的图像。当然，正如卡莱尔坚信的那样，英雄本身是一个宽泛难限的话题，有克伦威尔式的军功英雄、穆罕默德式的宗教英雄、陆秀夫式的民族英雄、莎士比亚式的文学英雄、布鲁诺式的科学英雄和尧茂书式的探险英雄……我们假设了英雄原欲，却并不表明所有的英雄都为你仰慕。这颇似周岁抓阄，你的人格向度、情感构造决定了打动你的是伊莎朵拉·邓肯还是迈克尔·乔丹，是陈寅恪还是毛泽东？
然而，英雄时代确实已变得遥远了，教育在普及，人口在疯长，信息在弥漫，而地球仍然和开天辟地时一般大小。无论月球还是火星，至少一百年内还无望成为我们新的殖民地。正如绿茵场上不能同时出现二十个贝利、同一历史时期不能容忍两个成吉思汗、希特勒甚至有一个都嫌太多一样，让有限的空间去承载数十亿个形态各异、抱负非凡的英雄梦，无疑是可怕的。高等学府正以流水线的方式年复一年地向社会输送业有专攻智商超群的现代青年，成功的机会却并没有同步增长，以至日本的企业主开始抱怨他们的青年受了过高的教育，美国要不了多久，甚至工商管理硕士都可能成为联邦政府的救济对象。在知识隆隆的爆炸声中，首先落难的便是以“人间的一切我都不陌生”为标榜的通才大儒们。人们信奉专家的见解，似乎有诠释万物之能的哲学家却显得非常寂寞，何况个别哲学家又公然宣称：“噢，我们这些认知者有多幸福，如果我们懂得保持足够的沉默”（尼采）或“凡不该说的都应该沉默”（维特根斯坦）。今天，两位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也许已弄不清彼此的工作性质了；莎士比亚时代结束了，歌德、曹雪芹、泰戈尔凭一己之力托起一轮文学的太阳，如今也成广陵遗响。学科的日益精细，信息的无限多样，价值的多元并峙使得人类不可能瞩目于同一个领域。就像木星上有十三颗卫星一样，我们头顶似乎也有十五个月亮，它们七上八下、兔起鹘落，以动荡的光环摇曳我们的理念。在华南虎、大熊猫的栖居地急遽萎缩的同时，这个世界提供给隐士炼丹修道的场所也迹近于无了，除非他率先成为亿万富翁（这样他也许可以在南太平洋上买个小岛）。人类作为“类”的价值得到标举，作为“个”的价值必将受到削弱。何况，人类科学上的超常强大已经成为针对大自然的危险挑衅，其结果有可能使我们遭到地球的绑架，并最终成为太空中的人质。如此，“强大”作为药引便引发了我们的虚脱感，并生成一种不同于传统东方的无为观念。不同地域的心理学家都已不约而同地发现：现代人形形色色的心理症兆往往都可归结为由内心的虚无所导致的“无能为力感”，这也部分促成了某种视英雄为等闲的观念。置身在日益耗散的情境里，好莱坞又踵事增华地拍摄了大量制作宏伟、场面骇人的灾难片，以帮助人们预知崩溃的前景。一个诗人郑重预言：“这世界是这样毁灭的，不是轰隆一响，而是唏嘘一声”（按：艾略特的诗句现已遭到当代物理奇才史蒂芬·霍金的嘲笑）。而尼采对“道德价值”之本身价值的挑战，对传统善恶观的重估，转使无奈成了一项深重的人间主题。一方面，弗洛伊德缺乏想象力的科学描述与继起的爱滋病合谋，使得男女大欲都成了必须小心从事的行当；另一方面，深为人间“无意义生活之痛苦”所困扰的弗兰克博士又焦灼地指出：“我们当今的确面临着某种性的通货膨胀。”如此，逃离崇高，回避伟大，躲闪庄严，拒绝高雅，不期然成了一股自发的群体趋势，反英雄时代粉墨登场。
英雄产生于对英雄的向往之中，当向往已归寥落，英雄随之澌灭。新渡户稻造博士在他那本旨在为大和民族招魂的小册子《武士道》中不断地感叹：“诞生他们热烈行为的环境已经永远消逝”，因为，他接着引述道：“生活的通俗化，在一切具有敏锐观察力的人们眼里，已被看作是浇季文明的主要祸害之一。”这文明当然是一系列由英雄领衔主演的文明。因此，阁下的口才纵使可斡旋于元老院的众位元老之中，为生存计，眼下却只能屈尊当一名化妆品推销员，出众的将才也只能在棋盘上略略施展，或更糟，将漂流长江、壮行西域的雄心转化为麻将桌上的一碰一杠之中。大量的卡夫卡们龟缩在阴暗的办公室里，成为丧失飞行能力的“穴鸟”，成为Ｋ·制图员、Ｋ·接线员、Ｋ·出纳员。一张杂七杂八的晚报遮蔽了城市的黄昏，若干个电视频道抚慰着人心的不平，层出不穷的电脑软件帮助精力充沛的少男少女宣泄过剩的欲望，而浩淼无边的互联网络甚至已使人丧失承认“生有涯而知无涯”的勇气。一个稍有几分姿色的侍应生，几乎每次夜班回家都得留神性骚扰者的搭讪；大街上男人的肩膀越来越窄，女人的衣服越穿越少……在《下毗斯迦山》一文里，D·H·劳伦斯幽幽地写道：“有些先人应该被我们诅咒，因为他们已经把该说的话为我们说尽”，留给我们的自然只能是日常的生计和琐碎的扯淡了。生命的意义仿佛被封存在古铜色的档案里，谁也懒得去翻动一页。既然所有从我们笔底流露出的思想都难免成为剽窃，我们又何必故作妙庄严相而惹一声“臭美”的奚落呢？今天，如果哪位仁兄亮出“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的模样，连他的狗都会觉得滑稽。英雄，这玩意儿如果还在，多半穿着机器人的装束，声音里透着股程序味，顶不济也是个靠吸食类固醇维持强悍形象的斯瓦辛格式人物。
随着流行歌手把甜腻脆薄的感情纷纷歌颂为“至高无上的爱”，人性内在的张力也随之坍弛。我曾留意某妇女杂志上的“鹊桥”栏目，欲解会现代人的藻鉴风习，私意以为，聆听风月场下的嘤嘤求偶声，一定会有所助益。那么，根据征婚者的自述，我们将不得不陡然面对一支优选特出的种族。这里几乎找不到一位病夫弱女，男俊女美也只是起码的前提，寻常巷陌中难得一见的超卓品质，如情趣博雅、温柔贞静、磊落潇洒，在此地匹似蒲柳常质，俯拾即是。扪心自问，这群物华天宝之辈较之那些实行会员制的高尔夫球俱乐部或国际游艇俱乐部的腕级成员，我更难企及。个个龙吟虎啸，吐属不凡；人人凤鸣岐山，紫气东来，人文之盛，俨然视稷下诸子兰亭群贤为无物哉！然而，憾甚憾甚的是，除了那位“立志独树一帜创立新学说”并“诚觅一闲暇里共创国家富强学说者”的三十男儿外，在所有的自荐词里我都“诚觅”不得一丝高蹈清纯之音。以正直为倚托，惟笃信方颉颃，亦百不一见。我们在发现“自信”已成为现代强迫症的同时，也顺眼看到了人心的萎靡。因为，一位侈言如何潇洒练达不拘成见的青年，转眼竟将择偶标准限定在“身高1.65米以上”和“肤色好，有住房更佳”之间，不能不使人生出才高志短、明珠投暗的嗟叹。唉，他们多半还是些认为服饰在个性领域有着充分发言权的人，坚信自己的魅力会随着一身名牌服饰而日益飘逸，随着一只诺基亚“百变通”手机而潇洒倍增，随着一头层林尽染的古怪发型而更加姹紫嫣红。与此同时我们却在地铁车厢里看到，通常只有两种报刊在帮助现代青年虚构出好学的造型：证券报和各类体育报。拜物教的氛围已然生成，形形色色的现代怪物俨如一个个披发跣足的巫师，喃喃作法，使世界弥漫着丛林般的神经症人格。天上人间，勤奋的厄尔尼诺四处奔忙，“东边日出西边雨”，“满城风雨近重阳”。在摩西重新到来之前，世界似乎已没有英雄可言。
我们来看看文学家吧。这一种群里不仅本身涌现出大量的文化英雄，以至《伊利亚特》的作者亦已成了另一部史诗的主人公。而且，我们对关羽、林冲、罗兰骑士、艾凡赫等辈的敬意，也正是通过文学家的传神文字才得以形成的。20世纪以降，虽然这些作家都无一例外地练就一副高超的笔墨，据此写出的却都是一个个意气萧索的人物。这里有厌战的中尉、冷漠的局外人、热情的同性恋者、头发里充满女人下体气味的持不同政见者、没人给他写信的上校。在人物的生存环境上，我们的视线也不得不深陷在大量的魔山、癌病房、古拉格群岛之中，或不得而入的城堡，或巴不得坐飞毯远遁的马贡多小镇。我们见到太多只会“读报和通奸”（加缪语）的人物，并最终狼狈地相信：爱情必须借助霍乱才能臻于热烈。那些文本上的人物，好像都是躺在手术台上被推到我们眼前的，对他们来说，比治好痼疾更重要的，往往在于能否先和护士小姐说上几句浑话。米兰·昆德拉更爽快地告诉我们，有些人之所以还活着，是因为他口袋里时刻揣着一粒氰化钾，出于同样的原因，托马斯·曼则让一位荷兰绅士藏着“一种眼镜蛇牙齿的机械复制品”……世界被妖魔化了，精神分析大夫因其每小时一百美元的进账而成为令人惊羡的职业，而为了使他们更有饭吃，人间便有义务被理解成一座精神病院。事实上不少文人也正越来越习惯于以医生的眼光从事写作，他们揭示了存在的荒谬，俾使流放的处境、幽闭的情势、隔阂的心态成为每个人的切身体验和反省母题。
赫剌克勒斯的英雄业绩必须借助连翩而至的厄运才能实现，只有纷扰的乱世或蛮荒的西部才能造就英雄，而我们走向民主与平等的社会，需要的只是守法的公民。在今天，任何个人性的替天行道之举都不仅得不到赞赏，甚至只会遭致惩罚。警察成了惟一的复仇天使，当然，摄影棚是个例外。在一个人人张扬个性呼唤权利的时代，伟大的人格有可能因为磨擦而销蚀。循着“众业共成”之途，世界的责任只能由各色人等集体担荷了，因为，如果地球已成为一个村落，则也是一个无从产生村长的村落，何况现在它更已缩微到一台15英吋的电脑屏幕上去了。文明的提高，民主的深化，个人意识的苏醒，也使这座星球同时庞大到无人能凭一双肉掌对它承担道义的程度。所谓“一条杆棒等身齐，打四百座军州都姓赵”或“饶天下高手一先”之类煌煌业绩，皆已沉入无法再生的历史景观之中。我们不能为了保持对英雄的敬意而延宕人们成为现代公民的进程，但公民意识的普遍崛起导致英雄心理的黯然归去，又毕竟让人颓丧不堪。浩瀚的大海不允许任何一条波浪卓立于群滔之上，冰川般绵延的群体展示，也构成对山峰的抵制。英雄心理的淡化并不在于人们的弃绝放逐，而是旋踵间这已是一个英雄无用武之地的世界。一种我不错你不赖大家都有一手牌的人际环境，英雄意识的标举势必构成对他人的冒犯。一个演讲者，在他意识到座下不乏专家和提问高手时，他是没有勇气扮演布道师的，通常只会将探讨、垂询的口气付诸唇吻，并时刻准备借助自嘲来行使金蝉脱壳计。何况，面对这块日益被剥离了自然原生态的大地，恪守一份谦卑的平常心，也不失为一个适时的憬悟。于是，英雄便成了进化途中失落的行囊。当工业化的天空镀上了青铜，亚文化的势头随着轻型坦克般的“家庭影院”闯入家家客厅时，英雄无疑是背时的，只配逐出人类视野，沦为地平线外的一缕游魂。死于世纪之交并通过“上帝死了”和“一切价值重估”以给20世纪带来巨大启蒙的那位哲学家，是在疯人院里度过余生的。一代精神分析大师弗洛伊德，其本人也并非没有接受精神分析的必要（埃里希·弗洛姆曾敏锐地看出：弗洛伊德在《释梦》中对某个梦境的解释恰恰回避了自己对妻子不忠这个事实）。几年前，一位天才的中国诗人在南太平洋上也以某种撒旦的方式终止了灵感。亨利·米勒写道：“时间的癌症正在吞噬我们。我们的英雄要么已经自戕，要么正在自戕。”那么，我该向谁吁问，人类已不再需要英雄？
诚然，就现实世界而言，我们不再需要横刀立马、痛捣黄龙的英雄，也拒绝礼赞振臂一呼、四夷宾服的君王。民主的信念已经迫使并正在迫使一切狂妄枭雄就范，小拉萨路和卖火柴的小女孩可以像一对吉祥物出现在各个投票站门口。但是，世界仍然太小了，除个别地区外（如卢旺达、波黑、科索沃），种族的命运、家国的存亡将变得无足轻重，甚至爱国主义、人道主义这类堂皇的观念也有接受拷问的危险。我们有可能面临这一天的到来，即人类将不得不以自己的整体生存为代价，以偿还对大自然犯下的偷盗罪。那么，谁把我们带出埃及？在毗斯迦山上，还能看到希望的福地吗？
在英雄消失的地方，我们感到了对英雄的渴望。我们渴望那种以往任何时代都不曾提供过的英雄，对于他，人类将首次泯灭种族、肤色、主义、贫富等一应界限，而整个成为“上帝的选民”。他将自己的道德心及于无限的生命界，这并非出于对“六道轮回”的恐惧，而只表达一个朴素的体认：人不应是大自然的猎手，否则时间会成为更严厉的杀手，把我们制作成灾难的标本。他捍卫人性的活力，并坚信人间一刻也少不了惊心动魄的激动，只是，他认为这份激动源自赤诚的爱心而非贪婪的事功。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他体现而非宣告这样一个时刻的到来：该是我们恢复大自然的宁静与壮丽的时候了，我们的无涯福祉，正寄寓于这份宁静与壮丽之中。
在小说《鼠疫》里，阿尔贝·加缪为我们描述了一座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弃绝地——奥兰；为我们刻画了一位拒绝扮演英雄的当代英雄——里厄医生。通过与那位认为“鼠疫”这道光可以“把我们引向真正的宁静和一切生命的本源”而最终却死于可疑病因的帕那卢神甫作比较，加缪告诉我们，所谓终极关切，乃是如里厄医生那样不识终极关切为何物却又全身心地对病人付出切身关怀的一系列日常行为。那么，希望或将仍在，20世纪在竭尽其喧嚣与破坏之能事后，将回复其过渡的功能，并致力于展现一份眼下尚难道说的前景。等待吧，也许历史有其诚意，也许时间本身会蕴蓄乡愁。作为一种原欲，英雄是不灭的。
My heart will go on，影片《泰坦尼克号》的主题曲正在大街小巷里绵绵传唱，一个据说更喜欢打游戏机的美国小子，一瞬间成了全人类的爱情英雄。“如果没有上帝，那就造一个出来”，伏尔泰说。如果没有英雄，那就造一批出来，好莱坞说。

1986年3月初稿，1998年5月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