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与脑袋

在公共领域探讨问题，“屁股决定脑袋”是一个必须引以为戒的习惯。如果无法踩实立场，体面的做法应是选择弃权或回避。诚然，从世道人心的角度考察，“屁股决定脑袋”是一种较难避免的事情，虽然谈不上光彩，却绝对可以理解，我们不妨在“人之常情”的大范围里给它留下一席之地。要说读朋友的文章和读陌生人的文章，心里竟然没有一丝异样，那也是不可能的。所谓“知而不言是种罪”，只是一种徒托大言，将漠视人心的要求涂上正义或道德的华衮，和给猴子戴博士帽或给瓦罐刷青铜漆一样，并不能提升猴子的进化等级，也无法使瓦釜发出黄钟之音。正如凡人总难免在生活中遇到各式各样的难处，在写作领域他们同样不免各类私人事务的磕磕绊绊，也正因此，要求别人在谈论公共话题时踩定大义灭亲的冰冷立场，便太像是一种苛求了，远不如要求他避嫌来得合情合理。考虑到“屁股决定脑袋”中往往杂有大量说不清道不明的利益或情感，于理或有悖，于情实可原，我对此事的态度，便只是有节制地表示一点不屑了，并不敢把它的负面作用往大里说。

“屁股”与“脑袋”的话题权充一下“楔子”，以便引出下文——心灵与脑袋的关系。

在我们阅读和写作时，心灵到底扮演了何种角色，现代科学尚未给出一个标准答案。通常我们认为，在需要理解和思考的时候，多用用大脑肯定是正道；在需要感受的时候，多听听心灵的鼓点也错不了。我们还可能认为，在更多情况下，让大脑和心灵处于此呼彼应、协同作战、相生共长的关系，是一种不言而喻的道理。是的，人间不乏这种道理，人们可以在无需高明者指点的情况下，浑然不察地走对了路子。我们在阅读一部爱情小说时会交错使用大脑和心灵，就是一种自发行为。正如我们为了活命而吃饭，却也并不会耽误了对美味的欣赏。在兼顾美味这件事上，谁也不需要接受他人开导。书评家不无可敬之处，美味讲解员则显得多此一举。

凡人皆默而识之的道理无需多谈，可谈者在于：在大脑和心灵的关系话题内，是否还潜伏着凡人习焉不察的思维漏洞？

我一直认为，人有训练、提高自身思维能力的神圣使命，人的尊严往往与其思维能力同步增长。据我小见，提高思维能力，控勒思维野马，可以试着从调配大脑与心灵的关系入手，包括两者的比例、次序和轻重。若对此不闻不问，放任无为，思维之魔即可能斜刺里杀出，小而言之降低了思维层次，大而言之模糊了生命目标，极而言之则还可能沦为某种助纣为虐的工具。就我而言，除了人间男女或人间亲情，没有哪种情况是可以将大脑的作用驱除殆尽，惟心灵之命是从的。心灵固然是一个美丽的字眼，但它同样可能是一件坏事的玩意，将心灵的功能放大到不切实际的高度，以至压榨并替代了大脑功能，也可能带来不祥后果。

当然，假如我正在欣赏音乐，我会更倚重心灵一些；假如我正在读一部爱情小说或纪实作品，我不会满足于让大脑成为一架单调的分析机器，听凭灵魂的颤音降格为手表的嘀嗒。但我知道，在某些场合，心灵必须稍息，必要的话，心灵甚至应该暂时退位。当我们需要明辨是非、掂量原则、平衡利弊之际，若心潮竟然不合时宜地澎湃起来、激荡起来，就可能给判断力制造火灾。夸张地说，手术台上的主刀大夫，最好不要神游八荒；现实地说，参加博士答辩的专家，最好力求心无旁骛；至于科学家在实验室里一味浮想连翩，不仅是一种职业素质低下的表现，还可能彻底耽误了正经事。

心灵天生具有不安分的属性，惟其如此，对心灵的驯服，更能见出思维能力的高下。在我看来，身为一名学者，在研究某位德高望重的前贤时，倘若内心涌动着不可遏制的景仰之情，也是一种训练不够有素的表征，他据此得出的结论，我会本能地产生抵触。举例来说，在今日中国的“鲁研界”里，这种现象较为普遍，过多的正义表白、过多的激情倾诉、过多的良知呼唤，也许可以提高作者的道义积分，但就一种必须据实立论的学术研究而言，卑之无甚高论的恶果，也可能自此种下。一个人选择某种学术志向，总难免带有情感指向，但既然托命其中，就必须明智地对待那堆情感篝火，避免让心灵的激动沦为某种不合时宜的点缀。胡适先生提供过一个反例，他花了四十年研究《红楼梦》，成就斐然，与此同时他又声称，自己并不喜欢《红楼梦》。——胡适至少告诉我们，向研究对象剖白爱心，未必是研究的前提。

人们一旦掌握适时地放逐心灵的能力，当别人企图对他加以蛊惑的时候，就可能岿然不动；当他读到一篇具有配乐诗朗诵性质的学术文章时，就会本能地皱起眉头；当广场上的高音喇叭再次响起的时候，就可能在第一时间放慢脚步。面对需要大脑高度戒备、全神贯注方能把握的东西，我们不该放低标准，以使某些不良东西乘隙而入。我认为，人应该愉快地享受被爱情打动、被艺术劫持、被音乐折磨的乐趣，但不应轻易被思想俘获。凡是未经质疑的思想，就像未经商标局注册的商品一样，我们的大脑应该学会拒绝消费。

2005-3-2

小文已载三天前的《解放日报》（2005年3月28日），被删甚多，现奉上完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