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的气象

大学者和大诗人一样难得，康德的光辉并不在莎士比亚之下。小学者和小诗人一样平凡，两者的处境今天却有了极大不同。我们通常都会不动声色地默认：再没有比做小诗人更丢脸了，小诗人甚至不配成为一门职业，充其量只能在业余爱好的领域得到些许肯定。小学者却不必担心脸面受损，因为首先，根本不存在小学者这一说，人们提到这号人物时，称呼往往是专家、教授、研究员或博导；因而其次，小学者通常总能意味着一份体面的职业。在艺术领域，永远奉行“胜者通吃”的残酷法则，大诗人席卷了所有荣誉，不会给小诗人留下一杯残羹；在学术领域，虽然历史最终也只会记住少数领跑者的名字，但在每一个当下，小学者却非常容易分享大学者的荣耀。艺术领域的拾人牙慧极易遭致唾弃，学术领域的蹈常袭故，一不小心就会成为上升的阶梯。

当学术腐败就像萨斯病毒那样成为我们无法回避的社会性耻辱时，探索原因之际，我发现人们非常擅长在体制或操作层面寻找原因（这方面的寻找当然需要，通常也较容易直捣核心），却很少思考另一面，即我们对于学者的人格尊严，是否放弃了起码要求？我同意，今天高等学府或研究机构里的学术评判机制，由于机械采用所谓“数目字管理法”，确实有可能产生某种逼良为娼的负面效果，使平庸之辈得以通过“跑量”的方式出人头地，而优秀之士却可能无端受到骚扰，其中个别人甚至会放松自律，加入到这股以“量”为取舍标准的平庸化浪潮之中。按数目字管理法产生出来的学者，甚至不如同样依赖数目字管理法产生出来的时装模特。对时装模特，人们除了在三围数字方面提出苛刻要求外，毕竟还要求她们展现出一定的艺术和风情气质，说到气质，那可是任何数字都无法代替的空灵之物。而对学者的评判体系中，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串串也许日益严格的数目字标准，却始终觑不到类似空灵之物。严格的标准（如各种以ISO900×打头的标准）只能保证高质量的产品，不能保证优秀的人才。我们几乎忘记了这个事实，大学者就像大诗人一样，往往也身具大气象。即使能力有限，成就不逮，终其一生不过是一名小学者，他也不应在为学为人两方面都显得无足挂齿。

下述情况我以为是非常奇怪的，当国内某学者某作家被人检举出剽窃行径时，总会出现为他竭力辩护的人。而那些东窗事发的雅贼，除了极个别因性质过于恶劣而触犯众怒的家伙外，不少人还能把位置坐得稳稳当当，文章照发，书籍照旧出版。对此我绝对无法产生同感。愚见以为，西红柿无权长得与众不同，在各个流水线上从事生产活动的工人们也不必像诗人一样声称以“立法者”的方式行事，但学者既然是一种荣誉，学者的学术活动既然可以给人类带来种种现实或精神福祉，我们只能要求他在获得荣誉、领受使命的同时，顺便放弃一只西红柿的特权。平庸不属于学术，创新才是；无能不是罪恶，无能者偏要跻身学术领域才是罪过。比如，在中国针对《红楼梦》每年大量批发生产出的论文里，我们看到的其实只是一框框不含维生素的西红柿，区别仅仅在于，标签上贴的却不是西红柿，而是各种代表着尊荣和体面的名称。学者，按其本义，应该属于一个优秀阶层，学者是优秀俱乐部，不是平价大卖场。任何人想要进入学术圈（即使表现为想要由讲师晋升为副教授），理论上他也应该具备这样的自我认识：我是一个优秀的人，平庸是我的天敌，剽窃是我的大忌，创新是我的义务。不同的职业有不同的要求，就学者这一行当来说，高贵是他内在的职业要求，正如对球员来说，进取是他的职业要求。一个内心葆有学者尊严的人，不会因为职称评定上的数目字因素，放弃对空灵之物的追求。我们听说叔本华和弗洛伊德（甚至包括康德）也曾在职称上有所抱怨，但这并没有紊乱他们自身的学者气象。——在那些对剽窃者的同情声中，恕我直言，我总能嗅出同党的气息。

数目字管理法中的缺陷，正如高考中的缺陷，属于制度运作上的“必要之恶”或难免之弊。但这种制度缺陷与学者们的投机取巧，并不能简单划上等号。世界上同样不存在没有缺陷的法律，老想着钻法律空子的，却只有存心犯法之徒。

写一种不偷不抢的文字，为什么那么艰难？“书斋里的革命”非常少见，书斋里的偷猎为什么却一直在进行？我以为，除了制度之恶外，更可怕的是，我们有一大批对学者气象视若无物的学术人，他们心中没有圣灵，两眼盯着指标，所有的表达只是为了满足“正如某某某所说”这个条件，写作的缘起往往也只是因为“某某某说得好”。这样的学术人，非常可能因为一次成功的征引而沾沾自喜，以致他根本不会扪心自问：此等喜悦，是否属于一名学者的正当欢欣。

窃以为，不是制度，而是学术品格的集体卑下，学者气象的集体漠视，造成了当代中国学术界的平庸化浪潮。那些人一个个像鸡蛋一样拒绝长出犄角，像鸡蛋一样外圆内圆，像鸡蛋一样外表完整内里易碎，像鸡蛋一样无法长期储藏，长此以往，难免像鸡蛋一样永远无法站立。

2003年5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