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三才

国人向有“天地人三才”之说，对此，我素来不明所指。该说法源出《周易》，后世常与阴阳五行、堪舆方术等东方神秘观念杂糅一处，除了充当个别好古者的知识雅玩，对我们认识事物，我看不出有何现实功能。何况在词组搭配上，我们也只见“天”“人”二才，另有“大才”“高才”“奇才”“英才”“雄才”“仙才”“鬼才”等一溜近义词备用，惟独不见（或罕见）有说“地才”的。

不过，将文人能耐按“才学识”三项分类考察，就显得简练有效了。依此三项，我们在品评人物时，胸中不期然就有了一片竹林。“才学识”三者俱臻高境，自是人中龙凤，对他们，我除了抬头仰望、低头叹息，别无心情可表。若是学问深厚而才气平平，则最是令人丧气，因为离开了才气的导引，那个无比重要的“识”字，怕也会不辞而别。这与良禽择木而栖，正是一个道理。反过来，若是才气横溢而学问稀松，情况却要好得多，即使贵为李白，我好像并不知道他“学问深深深几许”，但这不会妨碍我享受他云蒸霞蔚的浩渺诗才。

本文还想提出另一种文人三才：将才气、才情和才华视为三种不同质的文学才能。

查手头工具书，我发现这三种在我眼里各不相同的才能，我们的词典却懒得计较，用以解释词条“才气”的，可以一字不改地再来解释词条“才华”。但是，我的体会却不是这样，我强烈地觉得，说李白才气横溢，无论如何也比说杜甫才气横溢贴切些。说到杜甫，总觉得非要用到“才华”二字，秤砣才压得住。至于李贺、李商隐、杜牧或柳永、秦观等一干诗人，说他们才气横溢自然不算错，但若是强调他们的才情（也叫“才调”），用词好像更精确一些。再以当代作家为例，巴金先生当然是有些才华的，但若夸耀他才气纵横或才情高迈，我恐怕巴金自己都会欠身搀扶一下那几个谀词，怕它们脱臼了。后两个评语若转施到汪曾祺或董桥先生的身上，我想，大概没有人会持异议吧？不过，若有人强调董桥才华惊天，随便你怎么看，我是极可能老老实实地“噗哧”笑出声来的。

关于才气和才情，我别无异议，你的理解多半也就是我的理解，可议的在“才华”。在我的私人分类里，我派定才华的新义是：它决非单纯的笔墨活计，而是一种更高等级的文学才能。关于作品的结构、境界、主题、思想等更为宏大的艺术构件，靠区区才气、才情，就显得不堪托付了，非得仰仗一种超越于笔墨活计之上的能耐，方可臻就，这种能耐，我姑且托付给“才华”二字。如果你能容忍我的小见，咱就接着往下说。

我们的文化传统，历来擅长培育才气型文人和才情型文人，但作品能够在结构经营上自成气象、在艺术主题上发人深省、在思想深度上予以启示、在艺术境界上别创新调的才华型文人，则少而又少。才气、才情匹似洪水，通常它泛滥得越是恣肆汪洋，我们对作者的评价也就越高，而才华如同堤坝，作用力正好相反，它体现的往往是一种节制或遏制的力量。有才气的人，未必有才华，如写出《滕王阁序》的王勃；有才华的人，才气和才情必不至于空缺，甚至可能呈三峰并峙之势，如曹雪芹。盖因才华是一种具有统治力的才能，它既包含才气才情，更必须具备对才气才情的统筹调度。才气才情若没有才华押阵，极可能落到小处，作品妙则妙矣，“伟大”二字则无从谈起。拿元曲中最杰出的《西厢记》与古希腊悲剧相比，我们发现王实甫笔端里喷涌出的只是无边风情，文字之美可比西施，但说到人性的深度和艺术的力量，尚无从谈起。有时，压制自己的笔墨才气，倒可能抄出一条通往才华胜境的小道来。海明威就提供了有说服力的例子。

我以为，培育文章才华，靠孟子所谓“养吾浩然之气”，恐无济于事。才华作为最高等级的文学才能，其引擎动能，多半来自作者的思维能力。只是擅长抚辞弄句的寻常笔墨高才，恐无缘攀上高枝。我怀疑，陀思妥耶夫斯基若是见到中国的才气型文人，未必会视对方为文学同行，你信不信？

2005年8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