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完人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伴随着一代诗圣杜甫的深沉咏叹，我们这就尝试进入那一颗高贵的灵魂。他置身其中的凶险乱世，如同拍岸惊涛，曾经把他风霜高洁的人格，砥砺得格外磊落。

 

诸葛亮的童年和青年时期是如何度过的？在哪里度过的？玩味这一问题，对我是一种美好的心理体验。西方人曾热衷于揣测耶稣基督的早年生平，因为，在耶稣诞生于伯利恒那个马槽里之后，直到他二十多岁时重新出现，中间二十余年的经历，人们茫无所知。那里面可有着一位巨人——如果他是人子的话——全部成长密码呀！有人猜测耶稣曾到过印度，更有人说在中国的雪域高原上，出现过他向藏传佛教喇嘛研习东方秘术的身影……

同样，诸葛亮在走出隆中之前，或，在他因避难而不得已走进隆中之前，他有过何种经历呢？拜何人为师？去何地游学？所习经术主要为哪门哪派？自己对之又做了哪些融会贯通、推陈出新？凡此种种，皆使人充满好奇。

我们有把握的只是，他早年丧父，后来与弟弟诸葛均一起跟随着叔父诸葛玄过活。诸葛玄曾受袁术任命为豫章太守，因受阻于兵灾而未能赴任，于是转投旧友荆州牧刘表。青少年时期的诸葛亮，耳濡目染，想必得以洞悉官场上的权诈和沙场上的凶险。诸葛亮十七岁时，诸葛玄去世，有可能死于政敌之手。他的长兄诸葛谨（大诸葛亮七岁），居丧至孝，侍奉继母恭谨有加。约在建安五年（公元二○○年）左右离开两个弟弟，陪伴继母来到东吴闯荡，日后成为孙权的股肱大臣。

这以后诸葛亮独自来到南阳西边邓县一个名叫“隆中”的地方，距当时荆州的政治军事中心襄阳不过二十里。他毫无疑问是一名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而非如罗贯中描述的那样，大白天还在睡大觉。“高卧隆中，”这应该指诸葛亮一种蓄势待发的姿态，而非整天酣睡不醒，连累刘备在外面等了两个多时辰。这不仅因为诸葛亮经常提到自己“躬耕陇亩”，还与他一贯“事必躬亲”的行事风格相统一。

诸葛亮结交了几个朋友，但他无疑木秀于林，他的朋友这么想，他自己也无需谦让。“诸位日后为官，大概可以做到刺史、州牧。”“那你呢？”朋友问，诸葛亮诡秘地“笑而不言”。

诸葛亮的读书风格，较容易让人联想到后世陶渊明所谓“好读书，不求甚解”，当他的朋友读书都“务于精熟”时，诸葛亮只是“独观其大略”。我想，这个“大略”多半可训为“扼要”：孔明以经世致用为己任，匡扶社稷为抱负，自然不同于寻常只会在书卷中经营雕镂的腐儒酸丁，只知引经据典，不惜死于句下。罗贯中在小说里曾经借诸葛亮之口辨别过“小人儒”和“君子儒”，言词非常漂亮。诸葛亮当然没说过这段话，即使要说，也不会说得这么华丽，但这段话的确符合诸葛亮的气概和抱负：“儒有君子小人之别。君子之儒，忠君爱国，守正恶邪，务使泽及当时，名留后世。若夫小人之儒，惟务雕虫，专工翰墨，青春作赋，皓首穷经；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且如杨雄以文章名世，而屈身事莽，不免投阁而死，此所谓小人之儒也；虽日赋万言，亦何取哉！”

这时的诸葛亮有两个爱好值得注意：

其一，他喜欢“抱膝长啸”。据《封氏闻见记》释义：“激于舌端而清谓之啸，”则“啸”不过大家习见的“吹口哨”而已。其实不然，这是一个充满道家养生色彩的造型，与今之所谓气功略有瓜葛。古时善“啸”者，往往特指隐逸高人，他们擅长导引，专注内功，其“啸”声源于丹田，环流于四周，每每声震遐迩，其不同寻常的声效良非寻常“激于舌端者”可以比附。武侠小说宗师金庸先生曾在小说《射雕英雄传》中，将“东邪”桃花岛主黄药师的长啸描摹得极为汹涌澎湃、大气磅礡。

其二，“好为梁父吟。”这五个字传递出的信息，也是既清晰又含混的，《三国志演义》里有一首以“一夜北风寒”起句的《梁父吟》，稍微熟悉一点当时诗文风格的人，立刻就能看出此诗属伪托，断不可能出自诸葛亮之手。在郭茂倩《乐府诗集》和清沈德潜编选的《古诗源》中，都记载了一首《梁父（甫）吟》，摘录如下：

 

步出齐东门，遥望荡阴里。里中有三坟，累累正相似。问是谁家墓，田强古冶子。

力能排南山，文能绝地纪。一朝被谗言，二桃杀三士。谁能为此谋，国相齐晏子。

 

按“梁父”乃地名，为泰山脚下一小丘，古人死后多有葬于梁父山者，遂赋予《梁父吟》悲凉的葬歌体特征。这一特征，即使从仅存的这首归在诸葛亮名下的《梁父吟》中也不难窥见。但《梁父吟》到底是一首诗的名字，还是一种乐府体诗歌的名称？它到底系诸葛亮创作，还是仅仅为诸葛亮所喜爱，从“好为梁父吟”五字中是难以得出确切结论的。有人曾认为难点在“为”字上，因这个“为”字既可以解释为“撰写”，又可以解释为“吟诵”。

此言不假，但为什么不同时结合“好”呢？该“好”当然是喜欢、热衷的意思，而且是那种经常性的喜欢与热衷。若《梁父吟》仅为一首诗的名称，而这首诗又是诸葛亮所写，则“好”字无从索解，诸葛亮总不见得经常乐此不疲地写同一首诗？故结论只能二者择一：要么《梁父吟》为乐府诗名，诸葛亮为此写了一组诗歌（就像陶渊明写了一组《饮酒》，纳兰性德写了大量《浣溪沙》一样）；要么《梁父吟》非出自诸葛亮手笔，诸葛亮只是喜欢吟诵它而已。

不管两种结论中的哪一种，都不妨碍我们得出这一认识：在对《梁父吟》的创作或吟诵过程中，正寄托着“隆中”诸葛亮对时事世态的深重悲悯和无尽关切。他的隐逸姿态里，因此也就暗含了出世之想。隆中的诸葛亮，他的衣袂与其说是飘飘欲仙，不如说是非常沉重的。我们没有理由将那时的诸葛亮想像成一个只知独善其身的高蹈隐君子。何况，诸葛亮此前虽然没有正面回答好友“那你呢”的询问，我们仍可从他经常“自比于管仲、乐毅”中，看出诸葛亮的人格志向，盖因管仲乃古良相的典型，乐毅则为古智将的楷模。诸葛亮有扫清四海，一匡天下的宏大理想，对帝王职位却了无兴趣。

熟悉了这些背景，我们就可以较容易进入公元二○七年了。

 

刘备正在中原踉踉跄跄。由于曹操刚刚平定了北方，旌旄南指，刘备的寄身之地荆州首当其冲，受到巨大威胁。有个叫徐庶的人在刘备面前貌似漫不经心地提到了一个既陌生又响亮的名字：卧龙。“麻烦先生带他来见一面，”刘备对徐庶说，“不，这人是没法带来的，非得玄德公亲自去请。是否能请动他，还得看造化哩！”病急乱投医的刘备这就走向了襄阳城外，卧龙冈中。并非诸葛亮执意搭隐君子的臭架子，而是两人伟大的友谊，需要一个不同寻常的开始，所以刘备直到第三次拜访，才见到孔明的真身。当然，结合诸葛亮在《后出师表》里的表白，所谓“三顾”，也可能指刘备与诸葛亮一连谈论了三次，前两次并未扑空。附带说一句，《后出师表》也可能出自前人伪托。

好事总是成双出现的，我们刚刚目睹了刘备、诸葛亮堪称无双佳话的会面，转眼便听到了那段也许是中国五千年历史上最为神奇的预言。为了方便下文对《隆中对》的赏析，我有必要先加援引：

 

自董卓以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闇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慧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我们先假设诸葛亮这一番话是听了刘备的虚心询问，略一沉吟后脱口而出的。人们常用“未出隆中，已知天下三分”的赞语，来高度评价诸葛亮的杰出才能，我觉得若将其中的“知”改为“定”，更能体现《隆中对》的价值。《隆中对》中的智慧含量不仅遥不可及，它还是非常独特的，它与当年沮授、荀彧不约而同地建议袁绍、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有着根本的不同。

“挟天子以令诸侯”带有某种“先入咸阳者为王”的意味，曹操使得，袁绍也使得，而三分天下的谋略，则只适合于刘备，尽管刘备完全看不到这一点。显然，对曹操而言，天下削平净尽，只剩下一个江东；对孙权而言，曹操“徒忌二袁、吕布、刘表与孤耳。今数雄已灭，惟孤尚存”，所以他虽自称“孤与老贼，势不两立”，但也仅限于借助“国险而民附”的地利、人和优势，与曹操分庭抗礼，搞南北朝。换言之，在曹操眼里，中国只有一个中国；在孙权眼里，中国可一可二；仅仅因为“隆中”冒出个诸葛亮，才使中国突然出现三分天下的可能。诸葛亮硬是以自己力超北海的智慧，从曹、孙争斗中虎口夺食般地为刘备抢下一片天地。这样，随着诸葛亮走出卧龙冈，一个国家的雏形也渐渐萌生。

虽然我们应该把赤壁之战的荣誉公正地还给周瑜，但在诸葛亮的《隆中对》中，已将曹操兵败预先算计在内。诸葛亮的目光还要长远得多，他清澈的双眼仿佛在天地间划出两个圆弧，这便轻巧地把一座“用武之国”荆州，和一个“天府之土”益州，理论上交到刘备手中。至于实践效果，则简单到只取决于一个前提：“将军岂有意乎？”诸葛亮没有过多地考虑刘备有意与否（他当然愿意，正好像你面对一个在水里挣扎了两个小时的人，在把他救上来之前，根本不需要问一句：“先生：你需要我的搭救吗？”），他的思绪剎那间穿越了时间，不仅进一步为刘备勾画了蜀汉的内政外交，还历历如睹地设想到了兴复汉室的前景。

奇妙的是，诸葛亮的每一步设想都包含着具体的可操作性，先后次序之谨严亦匹似围棋国手行棋，算路绵长，在明确大方向的前提下，兼顾到了每一个具体环节。知行合一的诸葛亮，岂止是“未出隆中，已定天下三分”；未出隆中，他甚至已将日后的“三分归一统”，计算成大功告成前最后一个官子。

这便回到了本章开头部分笔者的疑问：诸葛亮在走出隆中之前，他无可比拟的成长轨迹，究竟是怎样展开的呢？在《隆中对》中，诸葛亮除了表现出宏伟的布局构想、精妙的战略设计外，他丰富的人文地理学知识和混一华夏的民族眼光，也在在让人折服。诸葛亮的出生地告诉不了我们多少东西，他生于琅邪阳都，即今山东沂南。那么，他对“益州疲弊”的认识又从何而来呢？诸葛亮也许精研过那本当时面世的《水经》，但我们知道，在北魏人郦道元为该书作注之前，这本语焉不详的地理学著作，并不能给人带来多大裨益。会不会有这种可能呢？即在诸葛亮游学少年时期，他曾孤身万里地行走在祖国的大江南北，这使他不仅对益州的地形地貌、风土人情有所了解，一度还曾“深入不毛”，由此对南方少数民族多了些直接体验。

诸葛亮出山了。他才二十七岁！

 

按照今天的人才培养模式，诸葛亮是不可想像的。二十七岁，怎么看也只是一介小科长的年龄，而诸葛亮尽管位居丞相是在刘备称帝之后，但他事实上立刻就成为刘备军事集团中战略的实际规划者、制度的具体制订者和军国后勤的有力调度者。由于刘备在见到诸葛亮的第一天起就甘愿退居幕后，这使得孔明无需任何能力上的历练和资历上的筛选，便一步到位地成为蜀汉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这是多么的不可思议！

据说，东吴孙权也曾想拉拢诸葛亮，诸葛亮对说客答复道：“孙将军诚然大具人主气概，但观他的为人，充其量只能对我以礼相待，而不可能让我尽展才能。”前人对此曾有所驳斥：孔明何等样人，他与刘备水乳交融的关系甚至超越了刘备与关羽、张飞的旷世兄弟情，达到神而化之的境界。孔明根本不可能投向孙权，即使孙权让他尽展才能。

我同意这一驳斥，但尚须更进一解：孔明当年之所以慨然“许先帝以驱驰”，却也不能不归结为刘备愿意“咨臣以当世之事”这一事实，刘备的言听计从，对诸葛亮至关重要。我们发现智慧过人的诸葛亮很少有与他人商议、相与定计的必要。他的智力既高出众生，谋略又周赡完备，他要求别人的，便只是忠实地贯彻执行。由于诸葛亮没有帝王野心，所以，一位能够让诸葛亮尽展才华同时又能让他对其品质由衷感佩的人主，如刘备，便成了诸葛亮的首选目标。

 

初出隆中的诸葛亮，在智慧还没有来得及施展之前，不得不先陪着刘备体验一番颠沛流离的滋味。这是刘备最熟悉不过的滋味，一笔因他先前的无能遗留下来的苦债。在曹操精锐之师的猛烈追击下，无论刘备还是诸葛亮，只能将“快逃”视为三十六计中的上上大计。然而，这也是刘备感动苍天的时刻，他不忍心抛弃追随自己的百姓，宁愿以拉家带口的龟步方式，率领百姓蹒跚地逃向江岸。

那边，曹操已向自己的五千铁骑下达了死命令，要求他们以日行三百里的骇人速度追击。幸亏神勇的张益德在长坂桥一声怒吼，把曹操大军暂时阻了一阻，刘备才终得生还。——亲眼目睹刘备的这份狼狈，诸葛亮当会感慨系之，并更加坚定了帮助这个苦命人的决心。

时势造英雄，英雄亦造时势，赤壁之战开始了。为了实现自己既定的联吴抗曹战略，诸葛亮亲自出马，游说东吴。据说，由于鲁肃的作用，孙权也在考虑与刘备联合的可行性，遂派鲁肃前来荆州打探消息。鲁肃肯定是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找到了刘备，并触摸到了刘备真实的用意。陈寿好像对这一细节有点吃不准，因而在描述上留下了一丝矛盾之处，我们没法知道是鲁肃找刘备在先，还是诸葛亮先去游说东吴。好在即使把该荣誉归在鲁肃名下，对诸葛亮也没有丝毫影响。以孙权为强援，这是诸葛亮隆中决策时就已定下的战略，原不必借重鲁肃的提醒。诸葛亮对东吴的游说获得了巨大成功，这部分也是因为，孙权本就不想向曹操投降，他最为倚重的将军周瑜当时又曾豪情万丈地对孙权许诺：“只要三万兵，你就可以看我破曹操。”

赤壁战后，刘备将荆州借而不还，东吴人肯定非常愤怒，觉得刘备背信弃义、过河拆桥。东吴人不知道，即使刘备愿意归还，诸葛亮也不肯答应。在诸葛亮为蜀汉圈定的原始版图中，荆州与益州乃是国家张开的两冀，夺取荆州，威慑孙权，诚乃诸葛亮的既定方针。

荆州落入刘备之手以后，诸葛亮只须旋转刀柄，借助刀背的力量顺势一抹，就可以将益州纳入怀中。对付区区刘璋、张鲁，实在是小菜一碟。一块谁也没有料到的土地，就此既意外又顺理成章地成为刘备的天下。——中国之所以能够鼎立而三，正在于突然出现一个力能扛鼎的时代超人，他以不可思议的政治魔术，为刘备无中生有地创造出一个国家。

《隆中对》的决策，正在有条不紊地得到贯彻。

这时，两桩互为连贯的事件，打乱了诸葛亮的步骤。先是关羽“大意失荆州”，致使荆州非复为刘备所有；接着，忧愤填胸的刘备不顾诸葛亮的劝阻，以一种“不爱江山爱兄弟”的哗世激情，尽起蜀国军团，为关羽报仇。刘备的惨败，使得蜀汉本来就没有多少家底的实力更趋衰弱。不久，刘备即在白帝城愤愤去世，将自己可笑的宝贝儿子刘禅（阿斗）和一个脆弱的国家，郑重托付给诸葛亮。

时间为黄初四年（公元二二三年）四月，四十二岁的诸葛亮，迎来了自己政治生命的第二个阶段。

 

有诸葛亮为阿斗护国，这个弱智的皇帝便大可整天与宦官阉竖在一起厮磨，与巫婆神汉在一起鬼混。身为丞相的诸葛亮，作为蜀汉的精神领袖和实际统治者，这时也将蜀国军政要权集于一身，所谓“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诸葛亮还通过主动与东吴修好，“团结和亲，”免除了一个强敌的威胁。自此以后，东吴与蜀汉再也没有发生过战争。

《隆中对》中“西和诸戎，南抚夷越”的方案，终于等到了一个可以实施的时间。由于外部环境相对平静了些，诸葛亮遂率军南征，这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七擒孟获”故事。对南蛮首领孟获“七擒七纵”，不完全是罗贯中的杜撰，史籍中也曾留有蛛丝马迹，只是罗贯中把它渲染得格外传神罢了。当然，以诸葛亮杰出的智谋，结合“攻心为上”这一既定态度，“七擒七纵”也是完全可能的。这虽然颇像一种猫玩耗子的军事游戏，但诸葛亮的本意不在炫耀自己，而是想从心理上摧毁敌人，使得以孟获为首的南方少数民族部落心悦诚服，从此不敢再生事端。当时的记述很想让我们相信，诸葛亮完全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当然今天我们知道，诸葛亮对孟获者流的统治并不是无懈可击的，针对蜀汉的小规模叛乱，即使诸葛亮在世的时候，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当然，我们还知道，对南蛮实施安抚，也是参军马谡的意见。马谡有此一功，也可与赵括之流稍稍拉开一点距离了。

天下三分，对曹魏政权现在成了一种无奈，曹丕此前一次征伐东吴，再次以失败告终；对孙权是可以接受的选择，他甚至考虑起派船队去夷州（台湾）的事情来了；惟独对诸葛亮是一种不可忍受的事实。他坚定的信念，使他一刻也没有忘记对汉室的恢复，即使曹魏一方暂时忘却了他的存在，即使他治下的蜀汉，恰恰是三国中实力最为不济的。就在“七擒孟获”后的第三年，曹丕死后的第二年，即魏明帝太和二年（公元二二八年），诸葛亮率大军进驻汉中，由此揭开了北伐的序幕。

临行前，诸葛亮给阿斗上了一封表文，这就是《前出师表》，中国历史上最著名、最感人的表文，至少比李密著名的《陈情表》要感人。这一刻，诸葛亮心潮澎湃，他知道此去旷日弥久，路途多艰，前程未卜，吉凶难料；他担心不成器的阿斗在家里恣意妄为，疏远忠贞之士，宠信佞臣小人。为防“俱为一体”的“宫中府中”出现不测，诸葛亮临行前虽然做了大量准备工作，我相信他此时仍然会为自己“分身无术”而深感痛苦。

一方面出于对刘备的忠诚，一方面也是志之所在，诸葛亮从来就没有存过废黜刘禅的念头，不仅如此，他还得额外匀出一分神来，加意佑护这个活宝。刘禅客观上成了诸葛亮的心腹大患，成了妨碍他走出成都、驰骋疆场的惟一障碍。诸葛亮“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有“吞魏之志久矣”，他的意志不是那么容易消折掉的，即使愁肠百结，经过一番审慎的思考抉择之后，他仍决定以统一祖国为急务，先行北征。

细观《出师表》，诸葛亮出师前也许竟没有向刘禅请示过什么（即使请示也只是例行公事，做样子给别人看），他只是深感有必要关照刘禅几句，才援笔为文。因此，所谓《出师表》，未尝不可以读成一通“戒子书”，表中除感人至深地闪烁着诸葛亮为蜀汉竭忠尽智的肺腑之情，还充盈着一种慈父的威严，这份威严与孔明气吞山河的豪情一起，同时掩映在他“临表涕零，不知所云”的泪光后面。“文章西汉两司马，经济南阳一卧龙。”诚哉斯言。

然而北伐失败了，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了，接连五次无功而返。也许，通过这一次次令人扼腕痛惜的失败，我们更能看清诸葛亮的高尚人格，和他性格中的某些致命弱点。

诸葛亮选择北伐的时机是否准确呢？在《出师表》中，他曾用“危急存亡之秋”来形容时势，有人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评价，因为蜀国当时并没有受到强敌的直接威胁，自成功地“南抚夷越”之后，当务之急应是休养生息，大兴农业，恢复国家受伤的机体，然后再厉兵秣马，伺机而动。对此我稍有异议，我觉得，“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之句，未必乃诸葛亮对时势的真实判断，而仅仅是说给刘禅听的，为了使刘禅不再荒淫，有所振作，从“权术”的角度看，诸葛亮也有必要稍加夸大其词。欲探讨诸葛亮北伐时机的选择是否准确，我们还得结合敌对国魏国的情况。

由于诸葛亮此前一直在大西南一带用兵，对魏国政权几乎毫无影响，是以当时魏国上下普遍以为，刘备死后，“数岁寂然无声”的蜀汉不值得重视，是以“略无备预”，防区松懈。结果“卒闻亮出”，便不禁“朝野恐惧”了。从南安、安定、天水“三郡同时叛魏应亮”这一点上，我们也能看出诸葛亮选择北伐时机的准确。兵至非常，“攻其无备，”正可见出诸葛亮的高明之处。

诸葛亮的局限也同时暴露出来了，那就是他的谨慎，追求“十全必克”的谨慎。我觉得诸葛亮的谨慎，虽可在性格构成上寻找原因，但也与他智力上的优势意识有关。

请允许我再以围棋高手下棋为例：棋士对弈时若选择冒险深入的着手，频频放出胜负手，通常总意味着棋势已落下风，寻常“正着”已无取胜可能，便只能借助把水搅浑，以求一逞。反观对方，因胜券在握，这时便往往较为忍让，脑子里尽想着如何简化局势，拒绝与对手多做纠缠。诸葛亮与敌人交手时，其心态便好像这样一位胜券在握的棋士，他坚信自己的实力，他认为无须借助拼命的招法就能“十全必克”，便自然不会对任何冒险举动感兴趣了。诸葛亮本能地追求“完胜”对手，因而不愿把战场上的胜负放在赌盘里旋转，哪怕他的赢面要大得多。

如果我们姑且认为诸葛亮选择了最好的北伐时机，但他确实没有体现出最佳的进攻策略。他拒绝了手下大将魏延轻兵突袭的主张（魏延事详后《英雄末路》），而只是率领一支庞大的军队，绕道远行，缓慢地向着目的地长安推进。这本该是诸葛亮千载难逢的机会，他完全有可能至少一举占领长安。结果，终其北伐一生，他竟一次也没有把军队推进到那么远。

若在此冒昧地来一番纸上谈兵，则诸葛亮似有昧于攻守之理的毛病。无论古代战争还是现代足球比赛，攻方与守方，采取的策略都是有区别的。“十全必克”的态度，通常只是防守方的策略。对进攻方来说，“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完全可能获得奇效——有战争史上不计其数的经典战例为证；而对防守方来说，“守其一点，不及其余”则不可想象。问题是，诸葛亮明明是进攻方，却极为不恰当地放弃了进攻者的谋略特权，拘谨地采取了那种通常只有防御者才被迫采纳的策略。给人的感觉是，在所有的交战方式中，诸葛亮只认同阵地战。每一个足球迷也都知道，阵地战，只是一种不得已状况下的攻坚战，它永远不该是进攻的第一选择。

街亭的失败，对诸葛亮的打击是致命的。诸葛亮从未答应魏延“自带一万兵”的请求，却轻率地给了参军马谡数千精兵，结果，这位言过其实的纸上将军，被魏国在沙场上摸爬滚打多年的老资格将领张郃一举击败。诸葛亮固然可以“挥泪斩马谡”，但蜀汉那么多儿郎的阵亡，却是无法随泪挥去的巨大阴影。街亭之败的惨重性，客观上是不可补偿的。诸葛亮在别路战场上获得的所有战功，都没有抵消掉马谡的失职。那么，诸葛亮为什么要委马谡以重任呢？这牵涉到诸葛亮一个致命弱点。

聪明绝顶的诸葛亮，恰恰在识别人才上乏善可陈。马谡不可重用，擅长发现人才的刘备临死前就曾对诸葛亮有所提醒，正如魏延可以重用，刘备也曾向诸葛亮有所示范。细想刘备白帝城托孤之时，心中有千头万绪，仍能特地将马谡拿出来提上一提，肯定那时候诸葛亮对马谡已流露出令刘备深感不安的激赏之色，所以刘备觉得应该预加防范。诸葛亮对马谡并非不了解，他经常会在日理万机之余，与马谡在中军帐里谈论兵法。

如果你站在泰山极顶，呼吸着青天八万里罡风，感受着自然界最瑰丽的天籁，自然便难以辨别被自己“一览众山小”的芸芸小丘，哪个更高些，哪个稍稍矮些。诸葛亮也许正面对这样的难局，他独标高格的智力，因其过于不同流俗之故，反而妨碍他辨别寻常士子间的相对高下。这是一种类似“阿喀硫斯之踵”的强人式盲点，诸葛亮骨子里对旁人的轻视乃至无视，本身并不以他是否谦虚待人、平等待人为转移，正如有钱钟书式的博闻强记、锐眼精识，就必然会产生对他人的不屑之情一样，即使钱先生曾大自谦抑。这本来不该是诸葛亮的弱点，我们更应将此理解成“优秀”的并发症。

诸葛亮重用了不该重用的马谡，轻视了不宜轻视的魏延，所以，蜀汉后期人才的极度匮乏，也就不难理解了。“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这一局面的造成，诸葛亮难脱干系。试看诸葛亮重用之人，如《出师表》中提及的郭攸之、费祎、董允、向宠等人，多属无能之辈，他们除了忠贞的品质外（个别人连“忠贞”都谈不上），一般便没有别种可称道之处了，包括那位“胆大如鸡卵”的“天水匹夫”姜维。有人曾这样为诸葛亮譬解，说是因为刘禅过于昏庸，诸葛亮深怕自己百年之后刘禅帝位难保，所以只能用些“志臣忠纯”的“良实”好人。倘如此，则孔明方减一过又增一过：满朝文武尽皆无能，刘禅终不被自己手下赶出皇宫，他的天下也是注定守不牢的。果然，诸葛亮死后未满三十年，蜀国即率先为魏国所灭。

在北伐未能一战告捷的情况下，诸葛亮没能及时调整政策，恢复经济，也是造成他失败的一大根源。诸葛亮后来几次失败，倒并非战场上失利，而只取决于一个共同的原因：粮食。诸葛亮是在后方没有能力提供充足后勤保障的情况下，贸然北征的。这样，即使他战场上能够获胜，由于所处的战场乃是相对荒凉的陇西、陇右地带，无法从敌人或占领区中及时得到补给，这便从根本上妨碍他继续前进，扩大胜果。结果，正用得上他自己当年形容曹操的一句话：“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者也。”再则，蜀汉的综合国力本来就无法与魏国相提并论，诸葛亮竟然“无岁不征”，客观上有点穷兵黩武的意味，反使蜀汉的国力进一步削弱。此外，从地理上看，蜀汉所处的位置，也是一个易于坚守难以出兵的地域。得陇望蜀易，得蜀望陇难，孔明其不察乎？——诸葛亮直到晚年才想到屯田，但显然施之过晚，诸葛亮甚至没有等到收获第一茬麦子，即“中道崩殂”。

诸葛亮之死，往好里说是忠心体国，公而忘私的典范，他也确实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往不好处说，则又不得不归结为他过于不惜羽毛，对手下缺乏信赖。“事无巨细，咸决于亮”的结果便是，诸葛亮承担的工作量实在太庞大了，那么多本来不该由他亲自过问的事情（如“罚二十以上”），他都要“亲览”。如此“夙兴夜寐”、“食不甘味”，即使铜浇铁铸之人都难胜其劳，更遑论肉体凡胎的卧龙先生了。

“死诸葛走生仲达”一事，在曹魏方面固然可以解释成司马懿对诸葛亮的惺惺相惜，蜀国则理所当然地将此夸大为诸葛亮冥功了得。不过我还是愿意相信司马懿对诸葛亮敬重（或“害怕”）一说，此前他反复向蜀国使者询问诸葛亮的饮食起居，如若仅仅为了考察一个人生命还有几日可活，凭常识也觉不可思议，何况当时的诸葛亮年仅五十四岁。司马懿只是在听蜀使介绍到诸葛亮不要命的工作方式之后，才嗟然生叹：“亮将死矣。”他日后实地考察诸葛亮的行营，并由衷感叹“天下奇才也”，亦足证他对诸葛亮的敬重之忱。

虽然当时也有人讥笑诸葛亮“劳困蜀民，力小谋大”，但总体上看，自诸葛亮“星落五丈原”之后，民间便掀起了对诸葛亮的顶礼膜拜之风；后来钟会入蜀前做的第一件事，也是先行拜谒“丞相祠堂”。《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当年曾应司马炎的命令，编纂《诸葛亮集》，亦可见诸葛亮的威望，甚至在冤家对头那里都得到了充分尊崇。

 

“儒道合一”的孔明，他对刘备的忠诚，对蜀汉的卫护，对恢复汉室的孜孜以求，都闪烁出中国儒家学说中最见光彩的人格（当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光彩）；而从他行兵布阵的机巧百出（如“八阵图”），和造木牛、流马，制作可一次连发十箭的强弩中，我们又分明见到了高妙的中国墨家式智慧。虽然后一点，亦即诸葛亮的“道术”，在他整个人格体系中只是一种补充，但民间恰恰将这一点无限放大，遂使诸葛亮在中国民间符号系统里，幻化为智慧的化身，一个类似维吾尔族中阿凡提一样的角色。他袍袖里的春秋、鹅毛扇中的阴阳和眼瞳里的智慧，千余年来一直被中国人敬若神明。用句时髦的术语，诸葛亮遭到了“妖魔化”。

与其说诸葛亮是智慧的化身，不如说他是崇高人格的化身。在出自东吴张俨《默记》里的《后出师表》一文中，诸葛亮曾坦率承认自己的“谲智”及不上曹操；无须曹操承认我们也能看出，诸葛亮伟岸的人格、不屈的追求、完善的智力，不仅高扬在曹操之上，也几乎高踞在古来所有帝王将相之上。正所谓“出师一表真名士，千载谁堪伯仲间”。

他绝对不是一个手摇鹅毛扇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