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抒情散文过敏症

此话不假，我的确患有抒情散文过敏症，对散文中出现的抒情笔法，从来不曾产生好感，更别提佩服了。散文当然允许表达感情，但表达不等于抒发，不等于非要为原本自然的情感涂抹唇膏，堆垛布景，填充泪囊，安装扩音器。出现在散文里的“抒发”一词，一望就觉得机心深重、城府森严，它通常意味着对情感的摆布和折腾。散文中的情感表达，依我愚见，与观点陈述并无太大区别，虽然可以穿插种种章法或语言上的技巧，本质上还得有啥说啥。在散文中，感情一旦被赋予了“抒发”的特权，也就等于为形形色色的矫情、造情、滥情，制造了舆论先导，开设了方便之门。对我来说，散文中的情感表达一旦乍现旱地惊雷之势，我总会在第一时间把它打入私设的审美死牢。我无法接受抒情散文，就像我不能接受足球运动员穿着真丝睡袍在球场上踢球，不能容忍妻子旋转着芭蕾舞步陪我去大卖场。

我对抒情散文的反感，不知始于何时。以往，我只是把它视为“萝卜青菜”级别的个人口味，没有道理可讲。今天，因为读到一篇未便披露名号的朋友大作，中心耿耿，遂决定给自己下一份文字订单，内容是解释抒情散文为何不可接受；如果笔风顺利，那就再解释一下，抒情散文为何应该被逐出散文国。——我明白小文将面临的尴尬处境，我还知道，不管我的解释是否言之成理，抒情散文作为中国文学一大强势品种，都有着不以任何人意志为转移的生命力。好在我把探险式写作视为最高诱惑，也没有视写作为下棋的习惯，非要分出输赢。为慎重起见，我且预先声明，这是一次私设公堂性质的私人质问，执笔之前我胸无片竹。我真正的信念是，在文学批评领域，提出困惑远比释疑解难来得重要。

我喜欢的散文家中，没有一位擅长抒情。如果这说明不了问题，紧接着我又发现，我知道并凑巧有所领略的世界级散文家中，也没有一位以抒发感情而名重于世。我这就试着数数，从柏拉图开始，到西塞罗、塞涅卡，再到蒙田、培根，兰姆自然不能遗漏，还可加上德·昆西和伍尔芙，新大陆的爱默生和那位瓦尔登湖畔的著名隐士梭罗。就这些吧，名单拉长也无益，因为我好像并没有漏掉比上举诸位明显高明一筹的人物。这些散文大师的文风当然各各不同，且未必不存在瑕疵。比如那位老蒙田，特别喜欢把散文写得文不对题，标题总是起得具体而正规，对“抓眼球”不屑一顾，乍看以为可当工具书使，正文内容却是信马由缰，从来不介意“何处是归程”，“形散”的功夫着实做到家了，奇怪的是，散尽形骸之后，竟还能别具风神。要说这些大师有何共同之处，根据本文需要，我且临时归纳两点：其一，他们无一擅长抒情；其二，他们无一不体现出十二分的真诚。

若试着在以上两点间建立因果，恐怕是这样：由于表达的诚信被视为散文的立身之本和美感之源，擅长玩弄情感魔术的抒情，只能遭到斥退。

必须强调，我并不讨厌抒情，我讨厌的只是散文中的抒情。作为情感的动物，人类早已为抒情安排了合适的就业岗位，在那里它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论起资历，属于抒情势力范围的诗歌、音乐和舞蹈，远比散文来得古老。我想，没有人会讨厌抒情诗，诗歌语言之所以如此不同于我们的日常言谈，好像也就是为了方便人们抒发非常之情。同样，爱乐者也不会因为音乐主题具有回旋往复的特点，就指责它不够简洁。事实上正因为抒情是美好的，我才会以“情人眼里容不得沙子”的态度，对它更苛刻一些。我们既已为抒情安排了人类所能安排的最好家园，她就应该更敬岗爱业些，不宜这山看着那山高，放着自家的天堂谷不耕种，偏要晃着肩膀去邻家大院串门子，找乐子，下崽子。何况，针对那些既无力吟哦又无法克制抒情冲动的家伙，前人还从骡子的诞生方式中受到启发，特地为他们杂交出一种名叫“散文诗”的体裁，专供他们以拔牙般的神情作“哦哦啊啊”状。

文学领域中的各类体裁，分别对应了人类精神生活中的不同需要，正如体育领域中的不同项目，也一一呼应了人类健身活动中的不同需要。不同的体育项目有不同的竞技规则，不同的文学体裁也要求不同的表现手法。马拉多纳用“上帝之手”打进英格兰队的那个进球，除阿根廷人外，遭到了全世界球迷的同声唾弃，在散文中夹杂抒情手法，也不妨如此看待。我们都爱说“文无定法”，体无常形，但这话是有前提的，就抒情诗而言，如何抒情，诗人自然可以八仙过海，酣畅淋漓地享受“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乐趣，但拒绝抒情，排斥诗意，放逐美感，则法外仍有利剑在。同理，我们也可以说“踢球无定法”，这指的是只要球员有能耐，他哪怕用尥蹶子的方式射门，我们也会高声喝彩，但一旦用上了手，“定法”立刻现形，弄不好还要被一张红牌罚出场去。抒情诗人不能不抒情，小说家不能不虚构，戏剧家不能不折腾人类的情感，散文家不能不“修辞立其诚”，窃以为就属此类文体的根本大法或“定法”。

在世界各民族文学史中，散文较之诗歌，都是较为晚起的体裁。这表明，即使诗歌属于文学殿堂上的皇冠，即使抒情和叙事属于文学的两大首要功能，我们照样有权利要求文学提供点别的。散文之肇兴，原因在此，它天生领受着一道不同于诗歌和小说的旨意。在我看来，散文就是专供人们作倾心之谈的，一种本质上而非形式上属于对话的文体，也正因此，散文作为一种文体的道德，遂与商业的首要道德重叠了，那便是诚信。抒情散文之不可容忍，八成就在于践踏了诚信原则。

其实，散文史上的大师们早已用各自的杰作告诉我们，散文不会因为拒绝抒情而变得乏味和寡淡，诚信照样是一句“芝麻开门”的艺术口诀，神奇程度甚至不逊于“抒情”之于抒情诗。借助查尔斯·兰姆等人的努力，我们看到，将呼天抢地的抒情流放出散文国，并不会降低散文的情感含量，相反，我们看到了一种即使与第一流抒情诗相较也不遑稍让的情感。作者与我们娓娓而谈，拒绝了所有披肝沥胆的表现主义手法，严禁把肋骨当成琴弦拨弄，他不屑于扒开大褂向我们展示伤痕，他一次也没有企图让我们掏手绢擤鼻涕，一次也没有出于放纵情感或擢升意义的需要而设法拉拢山脉，劝诱流水，栽赃青松，谄媚小草，作者只是遵循着自然之道，如水之就下，花之向阳，然而，他仍然攫获了我们，征服了我们，甚至，感动了我们，真有“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风采。韩愈名文《祭十二郎文》就是一例，它虽有着足够催人泪下的内容，但别说抒情笔法，韩文公就连基本的文词经营都置之不顾，只顾呜呜道来，通篇泣不成句，悲不就调，语句重沓，意思骈出，然而，它当之无愧地成为“祭文中千年绝调”，其中包孕的人间至情，窃以为惟书法中王羲之《丧乱帖》可比。兰姆杰作《穷亲戚》提供了另一个范例，它同样是感人至深的，但搜尽全篇，却发现作者不仅没有施展任何抒情手段，反而自始至终一脸俏皮，置读者眼中的莹莹泪光为无物，似乎打动读者根本不是他的兴趣所在。这正是神乎其技、师法自然的极品散文。因为，当我们被日落的景致、初春的细雨濡湿了心情之时，也同样没有发现太阳流露出试图打动我们的居心，细雨更不曾因为我们的凝视谛听而由淅沥陡转为滂沱，我们总是被感动得不知不觉。至于抒情散文，那便仿佛在我们眼前晃动出十五个月亮，七上八下，以便明目张胆地勒索读者的眼泪。心术固然不正，技艺亦显拙穷。

依我浅见，散文之道最可比拟于交友之道，我们若结合朋友间的晤谈，也许更能看清其行文特征。与朋友交往聊天，你当然应本着“人无信不立”的古训，首先确保自己的诚实，但这并没有让你付出放弃幽默的代价，也不等于你可以无视表达的准确、逻辑的缜密和叙述的生动，你也不妨开几句玩笑，或临时改变一下话题，你的表达自由几乎不受限制。既然是朋友，大家不必太过拘束，不必像行酒令那样制订出繁琐规则，无论袒腹东床还是正襟危坐，都悉听尊便。但设想一下，你的伙伴倏地收住话头，突然风情万种或壮怀激烈地做出一个让人莫名惊诧的抒情动作，你会生何感想呢？美国电影《费城》中就出现过类似一幕：汤姆·汉克斯主演的同性恋者兼艾滋病患者，在私人律师（丹泽尔·华盛顿饰）向他询问案情时，突然反问律师对希腊传奇女高音卡拉斯有何观感。就在丹泽尔露出一脸傻相之际，病人的表情却现出迷离之态，身子开始酥软，声音则仿佛浸泡在水里，隔着重重涟漪向我们倾诉。——在我听来，那也就是抒情散文的声音。

诗人写作，常常允许目中无人。在李白纵横飞扬的诗句中，我们就能感到一股“我醉欲眠卿且去”的排斥性力量，仿佛读者是多余的人，不相干的人，爱读不读，与诗人并无妨碍。小说家的工作，也具有某种自封闭结构，他不妨沉浸在虚构世界里，对读者不闻不问。但散文家不行，散文家写作时虽然也是孤身一人，但他眼前永远有一个交谈对象。散文是一种直面他人的文体，作者不应让自己处于自斟自吟、击筑高歌的状态，他无权像诗人那样进入物我两忘之境，或摹仿借东风前的诸葛孔明，斥退众人，独上高台，只顾一个人仗剑作法，喃喃自语。当然，同样是面对他人，同样是与想象中的“看官”交流，具体方式也不妨因人而异。有人喜欢与读者咬耳朵，作窃窃私语状；有人喜欢与读者拉家常，话总是说得有一搭没一搭；有人擅长与读者做秉烛之谈，关系密切得好像可以彼此借钱；有人愿意想象自己站在布道坛上，把读者理解成一群迷途的羔羊；有人喜欢把文字裁剪成一套警察制服，导致读者总有接受盘问的错觉；有人却反其道而行之，喜欢把文章拾掇成马戏团的服装，将把你逗乐当成一项政治任务来抓……招数固然层出不穷，但无论何种方式，都要求作者维持诚实不欺的形象，都轮不到抒情来插上一杠子。

从读者角度考察，我同样不能得出散文允许抒情、鼓励抒情的结论。读者在读散文之前，通常缺乏接受抒情的心理准备，他先验地认定作者是诚实的，他认为作者既然选择了散文而不是诗歌作为表达载体，就表明这位作家只想着与自己进行真诚的交流，作为读者，他也做好了与作者坦诚相见的准备，他将此视为双方的默契。但是，作者的嗓音突然变了，他抽冷子般地实施起抒情行为了。这算咋回事呢？老实的读者完全可能被他六月飞雪般的激情勃发弄得措手不及，而如在下这样不够老实的读者，最客气的感受也是指责他的犯规。我会说，先生，您越位了，这个进球不算。

出现在散文中的抒情手法，有不公平竞争之嫌。作者趁读者疏于防范之时，骤然发难，突施妖刀，读者还没回过神来，却发现作者已将私人形象瞬间拔高，以巨量封上涨停板。我认为，这属于不正当获利。他将美声唱法悄然混入日常言谈，就读者这一面来说，等于在品尝一杯被人偷偷搀入了蒙汗药的绿茶。作者一边长歌曼舞，纵情歌唱，一边却希望读者误以为他只是在踱小步，聊家常。抒，古义也作“舂”解。散文中的自我抒情，依我看就有拿着石杵死命捣鼓之嫌。文贵有情，情却不必待抒而后止，散文本属再现的艺术，而非表现的艺术。所以，若一位作者在散文里突然表示“我真想跪下”，我是完全可能被他“震傻”的。读杨朔先生的散文，我们也会获得此类丰富的“震傻”体验。在今天个别青年新锐的笔下，我注意到抒情手法又有了开疆拓土的新动向：壮怀激烈地勒令他人忏悔，涕泗交迸地表示自己正因幸福而流泪，或假贴耶稣的面具，一脸苦相地对国人精神状况大摇其头，都不妨视为抒情术的“与时俱进”。

通常，作者都希望讨好与读者的关系——有时，故作高人态，也是讨好的一种伪形——但这份愿望不宜表达得过于露骨。比如，见到有些作者不断表白自己如何热爱读者，不断强调读者与自己的关系已是何等地“鱼水情”，我多会大感仓皇，因为我觉得自己有被他用话语“拿住”的危险。何况，我兴许觉得自己与他的关系根本没到那个份上，如果拒绝领情，他此等肝脑涂地的陈情，便极可能凭空陷我于不义：人家都把心掏给你看了，你还能掉头不顾吗？是的，我会掉头而去；不仅如此，如果有文学法院，我还会以情感贿赂或情感讹诈的名义对他提出起诉。读者未必是散文家的情人或密友，作者的抒情笔法固然有可能取悦一部分具有追星族特色的读者——如果他有的话，却也可能使另一部分原无此心的读者受到情感骚扰。散文家对读者的示爱，应该以不使读者难堪为限。

到了举例说明的时候了。这样的例子原本举不胜举，也正因此，寻常的例子我反而嫌不过瘾，那就干脆举个“犯上作乱”级别的：我觉得范仲淹先生千古名篇《岳阳楼记》中的那句“千古名句”，也未必不值得质疑。我刚才用两分钟时间又把这篇雄文在脑子里过了一遍，遂进一步确信，“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出现，具有莫名其妙的全部特征，与该文此前的风景描述及朋友滕子京的嘱托，根本谈不上有何内在联系。它是作为一块天际陨石，猛不丁地敲破在读者额头上的，读者对它的肯定，很可能属于头脑敲蒙后的条件反射。登高望远，面对（实际是假想，因为范仲淹写此文时并没有登上岳阳楼）眼前的汤汤湖水，感慨系之自属难免，但以拟人法说两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话，应该已经够意思了，无论读者还是洞庭烟波，想必都已领情，谁知作者见好不收，非要把话说到水若有灵必将含羞枯死的地步，则不识居心何在。如果作者当真认为“微斯人，吾谁与归”，他将使自己陷入孤家寡人之地，孤芳自赏之乡，因为“斯人”并不存在，“斯境”也从来不曾属于人类。它也许是佛陀的境界，基督的境界，却永远不会是、永远不该是人的境界。我们有权追求伟大的人生，但不应付出让自己变得荒诞的代价。如果再功利一点，我还想说，在神州大地出现这句响遏行云的华丽对子之后，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国人的人格境界、精神操守曾经得到过微量提升，我们看到的只是，它使得中国式正人君子的袍袖中突然多出一件哄抬自身、打压他人的语言利器。一桩没有一个凡人可以做到的伟业，一种在根子上违背人之常情的心理，竟具备众喣飘山的神功，历千年而不竭，这等怪力，也只有抒情散文能够办到。瞧瞧，一条名叫抒情的小虫子，爬了近千年之后，就会赫然长成一具文化恐龙。

我认为抒情散文并非为全人类共同接受的文学样式，它只是在中国文学中才蔚成大观。倘此论成立，我们接着就得询问，中国文学传统中究竟潜伏着一块怎样的酸性土壤，怂恿、诱引着抒情散文的发酵？我的观点是，我国有一个独特的道德文章传统。得到中国人一致认可的文人，通常都是那些其作品可以最终被表彰为道德文章的人。所谓道德文章，除了必须大致满足一些文学要求外，还必须对人类的道德——常常表现为符合我们好动的时代即兴之需的年鉴式道德，类似期货市场上的浮动价格——作出有力的歌颂或呼唤。此等“道本位”的文学传统，必然会对种种道德秀加以鼓励，抒情散文之横空出世，也就无足骇怪了。国人对道德文章的饥渴是如此深重，以致道德审美常常还会凌驾于文学审美之上。一名虽然写过大量出色作品但从不曾华丽地作过道德表述的文人，如李商隐或沈从文，在中国文学史上几乎注定得不到最高褒奖，除非他像元曲大家王实甫那样，一边笔下生花，一边还能忙里偷闲地说一句大腕级格言，道是“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这便够了，我们立刻可以把“反封建”、“反对包办婚姻”的道德奖章颁给他，至于“指头儿告了消乏”之类的“淫词艳曲”，一概不予追究。同样，具有若干老流氓习气的英国人培根，也正是因为一句符合我们即兴道德的格言“知识就是力量”，而在中国身价百倍的；巴金先生二十年前“要说真话”的真诚呼吁，按照我们现时的道德汇率，其身价也已明显超过了他作为一名出色小说家的全部劳作。这样的例子我们还没见够吗？中国人提到法国哲学家帕斯卡尔时，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因为他写过一句格言：“人是会思想的芦苇”，另有百分之九，则与那句俏皮话有关（指“克莉奥佩特拉的鼻子如果更长一些……”，据我所见，从未有人把这句话引全过，从未有人提到它的下一句话：“克伦威尔的膀胱如果没有阻塞而能活得更长一些”，真是非常奇怪）；虽然作为大作家的鲁迅先生最渴望获得的荣誉乃是当一名文体家——他确实当之无愧，但这事由不得他作主，谁让先生还写过“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或“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之类的道德名言呢。

看来，欲颠覆抒情散文的合法性，我们先得否认道德文章的合法性，甚至敢于断言：道德文章根本不符合文章道德。然而，这事儿又谈何容易。

我还想说，对一位有尊严的散文作者来说，抒情根本就是不可想象的，何况，抒情还具有反幽默的特点。在中国庞大的抒情散文作者队伍中，我们见不到一位幽默家（麻烦读者试着想想，看看能否找出一位来），这绝非偶然，因为抒情本来就是幽默的天敌，正如幽默本来就是散文的施主。

2003年1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