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帘后的作家

在北京，听朋友说起一位行为乖张的小说家。他为了完成一部长篇小说，把妻子撵回娘家，除却照明用的电灯，谢绝一切现代文明提供的电气化设备，孤身一人撤回了前爱迪生时代。某位按时给他送盒饭的服务生，会注意到墙角一只拔去电线的电话，正耐心等待蜘蛛前来结网。没人知道这位作家的工作状态，他不读报刊，拒绝亲友，为了确保气氛的绝对幽闭，窗帘还是整天拉上的。窗帘后的样子，连他的妻子都不知其详，那里面到底徘徊着何种怪诞的斋戒气氛，半年多来遂成为朋友们不变的谈资，半是好奇，半是骇异，而怜悯与崇敬，也在三七开与七三开之间，摇来摆去。

请恕我心如铁石，听说此事后，内心连一丝礼节性的悸动都不曾萌生。“不知道他会拿出什么作品来，”我对朋友说，“在作品得到鉴定之前，我不愿表示敬意。”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这类作家虽不多见，但也绝非罕见，据我所知，此类在密室中独自踏罡步斗的幽闭行为，既可能出现在第一流作家身上——如普鲁斯特、马尔克斯——也可能出现在一名狂热的文学信徒身上。而后者，我早年结交的诗友中，就出现过多位了。

我尊重创造者，创造者在奉献出自己心爱的造物之前，有权利将未定稿视为待孵化的小鸟，至于一罅日光是否会令灵感胎死腹中，一缕微风是否会让构思逃之夭夭，外人是无从妄断的。我同样尊重创造的多样性，愿意最大程度地理解创造的艰难。——虽然我还知道，有些作家甚至在嘈杂的咖啡馆里，照样能写出不朽杰作，莎士比亚的作品，肯定不是在厚重的帷幕后挑灯完成的。

但是，假如这位窗帘后的作家，不是小说家或诗人，而是散文家，或甚至，那种人们通常挂在嘴边的杂文家、时评家，我就会产生“见鬼”的感觉。

人们之所以习惯把最高的文学荣誉奉献给诗人、小说家（诺贝尔文学奖评委就是这么做的），是尊重其中的创造成分。小说家创造一个人物，是一件类似上帝造人的活计，其中的艰难困顿，局外人如何得知？想到贵为全知全能的上帝，造了万物后都会产生“歇息”一下的需求（“星期天”即缘此而来），肉体凡胎者经受的折磨，就更可想象了。但散文家或杂文家却有所不同，如果小说家的工作叫“创造”，散文家的工作只能称为“写作”，因此，小说家拉紧窗帘是情有可原的，散文家最好把窗帘打开，否则，难免小题大做、神经过敏之讥。

换个角度说说，大小说家同时兼任大散文家的例子，按说应该较为常见才对，实际上却极为少见。这表明，两类人虽同属文人，实质却有所不同。创造是艰难的，正在从事艰难创造的小说家，性格脾气中有些乖张狂悖之举，遂情有可原。伟大的散文家虽然同样难得，但写作散文时需要付出的精气神，毕竟有所不同，所以，我们可以在第一流小说家、诗人中找到大量邪恶的天才，而在第一流散文家中，却较难找到类似的例子，相反，找到几个道德楷模，倒并非难事。如伟大的英国随笔家查尔斯·兰姆，为了照顾自己神经质的姐姐，甘愿终身不娶。同样，若我们不拘泥于“政治正确”的世俗概念，则同样一桩顽劣行为，出现在拜伦身上可以是佳话，出现在兰姆身上，却可能成为丑闻。这与“双重标准”无关。

凡是那些在散文和小说领域同时取得不凡成就的小说家，毫不奇怪的是，其小说通常不会以激情似火为特色，读到汪曾祺、阿成等人的小说，想象他们也会有一枝出色的散文妙笔，并非难事。在幽默感和理性思辨能力上颇有优长的小说家，如韩少功、王小波，写起散文来，必然也会有些好手段。而周作人在散文写作上越是老辣沉稳，作为读者也就越难想象他的小说家天赋。事实也是如此，那限制他成为小说家的能力，恰恰成全了他第一流随笔家的荣耀。

是否拉紧窗帘，肯定不是评判作家优劣的标准，但却不妨成为判断作家心智趣味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