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的权利与告别的方式 ——也谈舒芜的背叛

对于胡风事件以及舒芜其人其事，我平日不太关心。今年以来，《书屋》连着发了好几篇关于舒芜的文章，作为《书屋》的热心读者，也就一路跟着读下来。这种泛泛浏览，当然是谈不上多少发言权的。如对于《我思，谁在》应不应当收入《致路翎的***》这样的问题，我只是觉得朱健先生讲了应当收的道理，朱正先生也讲了不应当收的道理，都能言之成理，不好简单地说谁对谁错，而余世存先生将舒芜其人其事置于更深广的社会、政治背景和特殊的人文环境下加以考量厘定，也不失为一种能予人启发的观察和思考角度。相形之下，《书屋》今年第六期上祝勇先生《背叛的权利以及背叛的结果》一文，则显得有太多的个人辩诬的色彩，文中将舒芜先生当年交信之举称之为“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选择，甚至将其比之为“背叛了当时社会公认的价值体系”的鲁迅、遇罗克、李九莲、张志新，似乎有些言过其实了。

祝勇先生认为，舒芜先生当年交信的动机是单纯的，是“为着一个很简单的目的”，即供人民日报编辑核对他的文章《关于胡风的宗派主义》，舒芜先生告别胡风，批判胡风的宗派主义的态度是真诚的，而“每一个知识分子都有选择自己价值尺度的权利——只要这种选择是出于真诚”，“人又是生而拥有怀疑和‘背叛’的权利的……鲁迅是最大的背叛者，遇罗克、李九莲、张志新，亦无不背叛了当时社会公认的价值体系”，祝勇先生感叹： “如果舒芜的‘背叛’真的将他引向真理，他便成了英雄，而舒芜的复杂性恰恰在于，他的‘背叛’，却偏偏将他引向歧途。”祝勇先生似乎很看重个人动机和个人情感态度的诚伪，在他看来，舒芜先生当年告别师长胡风，无论动机还是方式都无可厚非，至于结果，则不是舒芜个人所能左右的，因而在谈论胡风事件时，太多地牵扯上舒芜先生是不公正的。

1955年的舒芜，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一员，已经历了思想改造运动、批判电影《武训传》和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而且当时对胡风的批判已日渐升温，在这种情势下，舒芜“将胡风的信件整理好交给人民日报编辑”，到底是为着一个“很简单的目的”，还是为着某种不那么简单的目的？舒芜先生告别胡风是出于一种思想者和学人的真诚，还是夹杂一些其它的考虑？这些问题，如今恐怕已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说得清楚的了，而且也没有必要搞得那么清楚。我认为在谈论胡风事件中的舒芜时，从个人人格的层面对舒芜先生作过多的追究或辩护，意义不大。即便祝勇先生说的都是实情，也无助于解答为什么舒芜先生的“背叛”“却偏偏将他引向歧途”。我认为，祝勇先生在文章中的这一感叹，不应是问题的终点，而恰是问题的起点。换言之，（如祝勇先生所言）思想敏锐、治学严谨、为人诚实的舒芜，怀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思想和学术的真诚告别胡风，此举为什么“偏偏将他引向歧途”，其中有些什么教训值得记取，这才是值得深究的。显然，这已经不仅仅是事关舒芜先生私德的问题，而是值得中国知识分子细加思考的大问题。

对这一问题，我觉得至少有两点可以一说的。

第一，人固然有告别或“背叛”的权利，有选择异端的权利，但对于知识分子而言，“异端的权利”应当是一种自由的精神状态下的自我抉择的结果， 而不应当是一种外力压迫的结果。在感受到一种外在的（权势的，舆论的，或者是金钱的）压力之下的“告别者”，无论是告别旧我， 还是告别亲友师长，仅仅怀有一腔真诚是远远不 够的。因为即使是在常态下，真诚也不等于真理，情感态度上的真诚，并不能保证思想和行为的正确。在一种压力之下，尤其是在社会的压力之下，人的正常的判断力往往要大打折扣，因而“告别者”在作出判断时， 还应当把外在的压力作为一个新的因素考虑进去，对自己内心真诚的可靠性进行拷问，再决定自己的取舍。

对于这一点，舒芜的个人精神史可证，几十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史更是力证。建国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中国人的表现，并不完全是违心之举，其中不乏真诚的成分，终于事无补，不免铸错。诚如余世存先生所说，“每个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心里都有一个舒芜”。从这一意义上说，与今日沉默的舒芜相比，一些时时不忘标榜自己在“文革”中如何抵制“四人帮”或造反派的人，还真显得“真诚度”不足了。

顺便说一句，舒芜先生当年的告别或“背叛”，是不能与鲁迅、遇罗克、张志新相提并论的。因为后者的背叛是“背叛了当时社会公认的价值体系”，而舒芜的背叛实际上是一种归顺，是对社会公认的价值体系的皈依，两者不是一回事。相形之下，社会公认的价值体系的背叛者，需具有更大的勇气、更高的识见、更坚强的意志力。祝勇先生将两者混为一谈，似为失察。

第二，人固然有告别或“背叛”的权利，但告别的方式上也还应有一定的讲究，也还应当遵循所谓的“游戏规则”，而不应轻易地选择一种与传统的、公认的规则相距太远的极端的方式。祝勇先生在文章中，对当年舒芜先生的所作所为，抱一种赞赏的态度，称之为“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之举，而对“师道尊严”，则斥之为“带有很浓厚封建主义色彩”的伦理标准。与祝勇先生不同，我认为，即便舒芜先生当年的背叛或皈依“真的将他引向真理”，是一种正确的选择，他将师长亲友平时的坦诚交流，作为一种力证向另一方出示，这种“背叛”或皈依的方式也过于轻率，不值得提倡。一些传统的伦理道德和行为规范，之所以比一些激进的观念和行为具有更长久的和稳定的生存力，是因为这些道德律条和行为规范是经过长时段的实践检验后，经受过一代又一代人激进观念和行为的挑战后，才成为一种人心秩序和社会秩序的。它值得人们，哪怕是正义在胸、真理在手的人，保持一定的敬畏之心。从“五四”到“文革”，中国人曾有过许多激烈的，大无畏的行动，但尘埃落定，人们尴尬地发现，评价是非曲直时，还是不能甩掉传统的尺子。

我相信，虽然舒芜当年对交信引发的后果的严重性毫无准备，但作为一名国学功底深厚的文化人，当初对于应不应当交出胡风的信件，对于以私人通信的中的言辞向外人证明来信者的不当这种行为本身是否恰当，恐怕还是有所犹豫，经过一番思想斗争的。舒芜先生最终选择了一种极端的告别方式，而这种方式最终“偏偏将他引向歧途”，这其中还是有脉络可寻的。

胡风事件被称为二十世纪中国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如前所述，我平时关心不够，没有多少发言权。“不贤者识其小”，以上所说的，不过是读《书屋》上的几篇谈舒芜的文章的一二心得，谨此就教方家。

2000年7月16日，菊隐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