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乏好奇心，科学没希望

作者按：最近，著名数学家丘成桐指出：“中国的学生，唸书的目的，只有两个，要么能够赚钱，要么当官，他们普遍有一种学而优则士的想法，认为只要当官，就可以过舒适的生活，所以，中国的学生，……对学问根本没有热诚。”他还说，在中国，真正有心钻研纯科学的人实在不多，跟外国的学生真心以研究为目标相比，实在相去甚远。

看到这些说法，我更相信自己的判断没错。因此，将最近草成的一篇文章贴在这里，请名位批评指正。

【内容提要】许多人不知道，科学研究的最大动力是人类的好奇心，它的出现是不可预测、不能计划、没有功利色彩的。试想，如果牛顿、爱因斯坦和比尔•盖茨等人也成为上述研究课题的参与者，也被纳入举国管理的大一统科研体制，人类会发现万有引力和相对论吗？人类社会能进入信息时代吗？由此可见，假如没有强烈的好奇心，要想让科学家具有自主创新能力，无异于缘木求鱼，海底捞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科学会出现转机吗？恐怕很难。至于有人提出要在二十年内赶上美国，则无异于痴人说梦。给人的感觉是，这种人还生活在大跃进时代。

近年来，中国科技投入增长很快。据有关统计资料显示，中国用于科技研究和开发的支出每年以10-15％的速度增加，远远超过“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其他成员国。到2002年，中国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超过一千亿元。OECD认为，中国的科技投入仅次于美国和日本，居世界第三位。有人羡慕地说：“中国学术界真是富得流油。”与此同时，国家领导人对科技的改革和发展也非常重视。仅仅在去年，***就四次视察中国科学院，温家宝也三次去那里调研；今年年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其他常委也先后到中科院参观并发表讲话。这种情况用该院院长路甬祥的话来说，“这在科学院历史上也是从未有过的。”

　有了钱，有领导人重视，中国科学就有希望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必须从事实出发。

一

　　先说钱的问题。国家加大科技投入，是件好事。但是，如果对钱的使用失去监督，这些钱就不仅不会发挥应有的作用，还可能成为罪恶的渊薮。今年3月23日，《中国青年报》披露一件令人吃惊的事情：一个本来已经被其他国家反复研究并确认是完全错误的项目，居然在我国某大学和部分院士的推动下强行开展，结果近1亿元投资白白浪费，还没有追究任何人的责任。就在同一天，《检查日报》也刊登文章说，近年来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办理了不少侵吞科研经费的案件，犯罪分子私分科研经费的手段多种多样：有的假造工资单、劳务单领取现金，有的以亲属的名义冒领奖金，有的在科研经费中报销家庭购物发票，有的用科研经费购买私房、私车或者其他固定资产，有的还拿上科研经费向相关领导行贿。目前，该院查出的最大一笔被侵吞的科研经费高达200万元。因此有人说，这些人花科研经费比花自己的钱还容易。

　　为什么会发生这些匪夷所思的事情呢？这与科研经费的管理以及整个科研体制有关。如今的科研经费，主要不是由民间基金会掌握，而是控制在政府手里。这种由政府垄断研究资源和资金分配的管理模式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它不仅不能根据科学发展的需要进行分配，反而会成为滋生学术腐败的温床。如今，知识界学风不正，寻租活动猖獗，许多学者为了跑经费、争项目，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其目的不是为了科研，而是为了私利。因为一旦争取到科研经费，该怎么花就完全是他们说了算，根本没有正常的监督管理机制。这种情况不用说在国外，就是在国内的其他领域也不多见。科学本来是求真求实的领域，科学家是一个受人尊敬的群体，这些人利用大家对科学家的尊重和信任，居然以科学研究的名义，与权力相勾结，肆无忌惮地谋取私利，并享有“治外法权”，真是不可思议。这种局面的形成，除了个人品德之外，主要是落后僵化的政府管理体制所致。可见如果不改革这种管理体制，单纯增加科研经费未必是什么好事，因为这些钱很可能变成个人的“活期存款”，流入学阀学霸们的小金库。

　　伴随着国家资金的大量涌入，中国学术界出现了许多令人不解的现象。其中最突出的一点是：博士越来越多，教授越来越多，院士越来越多，可是中国的科学技术却不仅跟不上国际发展水平，反而呈逐年下滑趋势。有报道说：2001年初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发研究院发表的“国际竞争力报告”显示，近年来中国的国民素质水平由1998年的第24位退至第29位，科学技术水平由第13位退至第28位，国际竞争力由第24位退至第31位。另外，2002年中国经济的成长竞争力的世界排名是第38位，到2003年却下降到第44位，排在南非和斯洛伐克之后。以世界第三位的投入，换来这样的结果，不但为国际社会留下笑柄，也伤害了每一个中国老百姓的心。

二

　　说罢钱的问题，再说领导人重视。领导人重视也难能可贵，但是假如不能借此机会反思一下我们对科学的错误认识，那么我们的科学事业还是不会有什么希望。

　　说到对科学的认识，多年来我实在找不到一本好书或一种好的说法可资参考，只好在最近出版的《任鸿隽文存》中寻找答案。任鸿隽是中国科学社的创始人，也是著名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他曾经写过一本《科学概论》。起初他把这本书想写成高中教材，后来纳入“中国科学社丛书”，成为那个时代最重要的一种科普读物。

　　任鸿隽认为，要正确地认识科学，就要了解科学的起源，然后才能理解科学的精神，掌握科学的方法，并进而对科学事业有所贡献。因此，在论及科学的起源之前，他首先指出人与动物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人类有“求智的倾向”。这种倾向引导人们不断探索未知世界，从而产生了科学的知识。在此基础上，他又进一步分析说，科学知识的起源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实际生活的需要，二是好奇心的驱使；前者是外在的压力，后者是内在的动力。埃及人的几何知识起源于实际的需要，但是传到希腊以后才成为一门学问，这主要是希腊人的好奇心比较强，没有埃及人那么实际。此外，他还以阿基米德在罗马人攻克城堡时仍然能够专心致志研究数学为例，说明由于好奇心的驱使，科学家甚至把生死置之度外。由此可见，真正的科学家之所以能够耐得住清贫寂寞，能够在实验室连续工作几十个小时，或者甘愿在非洲丛林与野兽为伍，主要是好奇心这种“内在的动力”所致。但是，多少年来我们却总是把科学研究视为“实际生活的需要”，把科学当成富国强兵或改善生活的一种手段，这种错误认识其实是继承了洋务派的衣钵，把大家引向急功近利的歧路。其结果只能使人们的好奇心受到压制和伤害。

　　任鸿隽还说，人类的好奇心是一种既不可勉强又不能压抑的天性。有了这种天性，人们才会对大千世界的万事万物——包括日月星辰、风云雷雨、山川河流、鸟语花香……，产生好奇，并萌发探索其奥秘的欲望。所谓科学，就是人们在这种探索过程中逐渐形成一种系统的知识。基于这一原理，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两个推论：第一，科学发展是不可预测、不能计划、不以某些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第二，科学研究是需要兴趣的，没有以培养学生兴趣为目的的教育理念和教育体制，我们的科学就没有希望。

三

　　多年来，由于思想观念、管理体制和认识水平等多方面的原因，我们的科学技术水平与时代发展、社会进步很不适应。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的改革汹涌澎湃，但是政治体制和科学文化体制的改革却举步维艰，长期处于落后状态。目前，我国的科研人员主要集中在国家、省市级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过着统一管理、统一指挥、统一评聘、统一养活的生活。这种大一统的管理体制在世界范围内十分罕见。在这种体制下，我们的科学家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实际生活需要”，往往要承担形形色色的研究计划和研究项目，于是各种各样的研究课题便以“***计划”或“***工程”等名堂纷纷出笼，这种指挥战争或领导工程的思路，反映了主事者对科学的无知，也等于把科学家当作工具。许多人不知道，科学研究的最大动力是人类的好奇心，它的出现是不可预测、不能计划、没有功利色彩的。试想，如果牛顿、爱因斯坦和比尔•盖茨等人也成为上述研究课题的参与者，也被纳入举国管理的大一统科研体制，人类会发现万有引力和相对论吗？人类社会能进入信息时代吗？由此可见，假如没有强烈的好奇心，要想让科学家具有自主创新能力，无异于缘木求鱼，海底捞月。

　　最近，上海学者许纪霖在《中国新闻周刊》以《学术研究需再度“去国家化”》为题发表的文章，对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学术体制作了分析。他说：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随着中国计划集权体制的确立，学术研究被纳入到国家的集体目标，并在高度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氛围中丧失了独立自主的性格；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将学术研究从政治意识形态的牢笼中解放出来，直到90年末，虽然国家对学术的投入有限，但对学术研究的直接干预还比较少，学者们在选题、研究和评审等环节上还比较自由；90年代末，随着国家对大学投入力度的加强，国家意志以一种非政治化的方式向学术领域渗透，使学术研究出现了“再度国家化”的趋势。

　　文章认为，这种状况使学术研究的目标追求、价值衡量被赋予了格外沉重的功利使命，从而失去了自身的意义。这就形成一种奇怪的现象：当物质生产步入市场化的时候，知识生产却以计划学术的方式出现，成为国家意志的产物。其结果，除了学术研究的组织管理和评价体系被篡改，科学家的人格被扭曲，纯粹而神圣的学术研究被异化之外，还“耗费大量纳税人的资源，生产了一大批学术的垃圾”，使国家的公共利益受到极大危害。文章指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学者及其成果很难逃脱“一流的变二流，二流的变三流，三流的沦为不入流”的厄运。

　　许纪霖虽然是历史学家，但是他提出的问题在自然科学界也非常普遍。然而不知是篇幅有限还是有其他原因，这篇文章只是提出了问题，并没有阐明为什么在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之后，还会出现这种历史的倒退。因此我以为有必要强调：这种举国体制的逆转，主要是对科学的错误认识所致。也就是说，不尊重科学家的好奇心，没有基于这一理念的独立自由的、以民间力量为主体的科研组织和科学管理体系，我们的科学研究就不会有实质性突破。需要指出的是，在达到这一遥远的目标之前，知识界有良知的人们要有意识地远离权力，远离官场，并主动抵制各种不正之风。否则，你就可能堕落成糟蹋科学事业的罪人或帮凶。

四

　　除此之外，科学研究后继乏人的情况也越来越严重。基于此，有关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的问题再度引起世人关注。当年开设大学少年班的初衷是为了多出人才、快出人才。这种拔苗助长的思路，与科学精神格格不入。事实证明，大学办少年班基本上是一个失败的试验。它不仅没有培养出科学大师，反而使这些天才少年背上沉重的思想负担，从而丧失了自己的天真、童稚和好奇。当年被誉为中国第一神童的宁铂和最近因为窃取同学电子邮件而被开除的马蕾蕾（化名），就是受害者的典型。因此，成年后在一所中专任教的宁铂才会有不堪回首的满腹牢骚，而19岁的女生马蕾蕾才会做出那种不道德的事情。

　　据中国科技大学的校长说，他们在少年班采取了初入学不分专业，到三年级再按照个人天赋选择专业的培养模式。这还是比较合理的。相比之下，其他人就未必有此幸运。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些年来中国人从入学到五六十岁，都陷入考试的汪洋大海之中。其中升学、就业、职称评定等名目繁多的考试，又是关系到个人前途命运的大事。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学生还是专家学者，哪里还有时间和心思考虑如何根据自己的天赋，去干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在这种社会环境中，中国人要想有自主创新能力，无异于天方夜谭。

　　众所周知，所谓考试，就是把书上写的都记下来并能够在特定场合通过特定方式复述出来的过程。因此应试教育的实质就是要把考生塑造成死记硬背的工具。它扼杀了人们对知识的兴趣和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使学习变得索然无味。许多孩子在入学前把学校视为天堂，但入学不久就把它看作地狱，主要是应试教育所致。如今，尽管应试教育已经到了千夫所指的地步，但是由于大家对它的危害认识不够，再加上考试制度背后有巨大的利益驱动，因此要改变这种状况很不容易。

　　与此同时，教育腐败等问题也发展到积重难返的地步。与学术界类似，教育界也处于金钱和权力的困扰和腐蚀之中。中国教育在功利性思潮影响下，早已背离了教书育人的宗旨。特别是最近流行的教育产业化思路，更使教育事业堕落成仅次于房地产的第二暴利行业。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义务教育，也成为许多家庭的沉重负担。许多人节衣缩食供孩子读书考大学，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找一份好工作，与此同时，无论老师、家长还是整个社会，都把考试成绩当作评价学生和选拔人才的唯一标准。这个“书中自有黄金屋……”的现代版，其实是当代社会的最大悲哀。它的代价是为了“实际生活的需要”，扼杀了一代又一代青少年的求知欲和好奇心。不仅如此，这种把读书上大学与找工作混为一谈的观念，还造就了一批又一批“抢饭碗”（蔡元培语）的势利之徒，从而对社会形成各种各样的危害。许多人们不懂得，学习的最大乐趣莫过于在求知过程中寻找问题的答案。当今西方流行的从小学高年级开始就写论文的教育方式，就是基于这一理念。

　　最后要说的是，学校、特别是大学，是教书育人的地方，是通过求知、做学问来塑造灵魂的殿堂。但是，在经济大潮汹涌澎湃、政治改革相对滞后的情况下，学校这块崇尚精神自由、主张人格独立的文化圣地，也变成等级森严的官场和追逐名利市场。在许多大学，由于教授不如处长，讲师不如科长，致使许多知识精英在权势面前丧失自我、丧失独立、丧失尊严，成为唯唯喏喏的小人或唯利是图的市侩。在他们身上，已经很难找到传统知识分子特立独行的人格品质。这对于下一代影响很大，使青少年陷入了深刻的精神危机之中。当今在青少年中流行的“只知道金钱，不知道社会理想社会责任，更不敢直面权力、质疑权威”的精神侏儒症，就是这样形成的。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科学会出现转机吗？恐怕很难。至于有人提出要在二十年内赶上美国，则无异于痴人说梦。给人的感觉是，这种人还生活在大跃进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