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是封建的帐

 我们通常把性别歧视的妇女观，包括不少妇女自己甘心接受这种妇女观，都叫作封建思想。大概因为中国封建时期特别长，其间，妇女的苦难特别深重，压制侮辱愚弄妇女的思想理论、法律制度、道德礼俗、学术艺文有特别完整的一套。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封建争民主的总任务之下，便包含了反对不把女人当人的妇女观、争取妇女解放的任务。在欧洲，十六世纪开始有"人的发现"，那个"人"里面还不包括女人和儿童；十八世纪才有"女性的发现"，十九世纪才有"儿童的发现"，发现女人和儿童也是人，补充进"人"的自觉里面去。中国也许是占了落后的便宜，五四时期的"人的发现"，是包含着"女性的发现"和"儿童的发现"而同时提出的。从此，一切不把女人当人的思想，把女人当作次等人的思想，似乎仅仅记在封建的帐上。我在"文化大革命"以后，不止一次谈过，也写过：我不敢说自己的思想里面封建的东西已经很少，但是我发现不少比我年轻得多的人对待妇女(包括妇女对待自己)的态度和看法，比我封建得多，使我吃惊，却也难怪，因为他们和她们没有赶得上身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而在成长期中刚好经历了封建主义大泛滥的"文化大革命"。我这就是把性别歧视的妇女观，仅仅记在封建的帐上，现在再想，大有问题。当然，五四新文化运动当时就受到顽强的抵制，后来又一次一次受到反攻倒算，特别是"文革"的大反攻大倒算，所以今天决不应该以"超越五四"为名来否定五四，而是要继承发扬五四，包括继承发扬五四时期的"女性的发现"，今天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亦舍此莫由，这些都没有问题。成问题的是，今天中国性别歧视的现象，侮辱和迫害妇女的事实和思想，大量存在，方兴未艾。其中相当部分大有新的特点，非一个"封建"的概念所能说明，非"反封建"一味药便能对症疗治。那么，性别歧视的历史帐，特别是最直接的性压迫性剥削的历史帐，恐怕不能仅仅记在封建一户的名下吧；要消灭性别歧视的事实和思想，就要全人类的长期艰苦的努力，不能指望一个反封建便毕其功于一役吧。

 我是最近细读了王政女士的《女性的崛起：当代美国的女权运动》一书，才明确了上面这些想法。作者留学美国，现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执教，她研究美国女权运动史十多年，专为中国读者写成此书。我认为这是一本有益的好书，我受益就很多，印象最深的就是书中一系列事例使我震动深思，明确了性别歧视不能仅仅记在封建的帐上。

十九世纪美国第一次妇女运动，直接孕育于废除奴隶制运动。十九世纪初，美国流行一种"对真正的女性的崇拜"，认为妇女有"妇女的领域"，这个独特领域内的虔诚、纯洁、柔顺、善持家务的女性乃是美国传统道德和文明的维护者，她们天然具有"优越的道德观"，等等。这种观念似乎和中国把妇女视为"小贱人"不同，很尊重妇女，实际上用"妇女的领域"束缚了妇女的自由发展。不料美国一些先进妇女就要凭她们的"优越的道德观"去改造社会，展开了道德改革运动，积极参加禁酒、禁娼特别是废奴运动，因为奴隶制是美国社会最大的罪恶。她们为废奴运动募捐，参加请愿，以至在公众场合对男女混合的听众作巡回演讲。这样一来，她们就闯出了"妇女的领域"，闯入了男子的领地，不仅受到保守势力的愤怒指责，在先进的废奴运动里面也受到男性的抵制排斥。一八四○年，第一次国际反奴隶制大会在伦敦召开，美国一些妇女反奴组织也派去了代表。大会一开始便为是否要接纳妇女代表发生分歧，表决时竟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不给妇女正式代表资格。反奴隶制运动是当时最激进的运动，参加伦敦大会的男性代表们都被认为各国开明、激进的运动领袖，他们对妇女权利如此的否定态度使美国女代表深为震惊，从而觉悟到妇女也是奴隶，有成立一个组织来争取妇女权利的必要。八年之后，便有美国第一次妇女权利大会塞纳卡·富尔斯大会的召开，发表《观点宣言》，成为美国第一次妇女运动的总纲领。而大会发起者和宣言起草者伊丽莎白·凯蒂·斯坦顿的丈夫亨利·斯坦顿虽是著名的废奴主义者，却反对妻子争取妇女权利的努力。

二十世纪美国第二次妇女运动，则是直接孕育于黑人争取公民权利运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下半叶，美国南方黑人掀起了争取公民权利运动，这一把火燃遍了全国，持续了十年之久。美国先进的白人青年包括白人女青年积极投身于这个运动之中。但是，女青年们发现自己在男女青年集体生活中总是被分配去干传统女性的活儿，如打字、文书、做饭、煮咖啡、打扫房间之类。在南方学生民权运动领导机构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中，几乎每个黑人工作者，都把同一个白人女子睡觉当作一次成功，当作有男子气的标志。白人女青年如果拒绝，就会被指责为种族歧视分子；如果屈从，又会被看作放荡的女人，更容易成为男同事的性工具。一九**年，在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一次大会上，南方白人妇女玛丽·金和凯西·海顿根据妇女们的集体讨论，执笔写成一个报告，指出这个反对种族歧视的组织里面实行着性别歧视，表达运动中妇女对她们的地位的不快和不满，然而只敢匿名提出。这份报告在控制大会的男子们当中仅仅成为笑料，黑人学生领袖斯托克利·卡迈克尔说："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里，女人的唯一位置是俯卧。"博得哄堂大笑。这个严肃的报告，就被淹没在男性的侮辱淫亵的笑声中。在北方学生的新左派核心组织学生民主社会中，女青年同样受到性别歧视。在会议上，女性的发言不受重视。才干再高的女青年，只有和男性核心人物结婚，方能成为圈子里的人，她若被抛弃，同时也就失去圈子里的位置。六十年代后半期，民权运动发展为反对越南战争和反征兵运动，征兵的对象毕竟是男子，于是男子成了运动的主角和英雄；女青年没有多少事可做，她们的作用主要是向反征兵的男青年提供安慰，这在那个性自由的时代就主要是性安慰，满足一个烧征兵卡的男英雄的性要求成了一项崇高任务。当时一句流行口号道："姑娘对说'不'的小伙子说'行'。"还有一句口号道："要做爱，不作战。"性自由的风气来自六十年代中叶起席卷全国的反正统文化运动，此风也吹进新左派青年的反战反征兵运动中。对于妇女来说，反正统文化一方面有助于她们的精神解放，但另一方面，传统的妇女观以"新"的"革命"的形式表现出来，视妇女为性工具的态度在运动中非常普遍。作为反正统文化运动重要内容的摇滚音乐中，唱的是"在我支配下的傻丫头"，是"位置在床单被褥之间的下等女人"。一些妇女认为，性自由打破了双重的性道德，承认妇女的性欲，是一大解放；大多数妇女体验到的却是压迫，不是解放，是痛苦，不是愉悦。她们无论何时何地必须服从任何男子的性要求，否则便被指责为"保守分子"，"不解放"。男子的性自由便是任意享用妇女，无须承担任何责任和义务，无人想到被任意享用的女人的灵魂和需要。女性在性自由中承受性剥削，疲惫地承担着性耻辱和性恐惧，丧失了说"不"的权利。反战运动和反正统文化运动中的妇女的屈辱感聚集起来，便成为美国第二次女权运动的动力。一九六七年八月底，新左派在芝加哥召开全国性的新政治大会，黑人代表只占六分之一，要求百分之五十的选票和百分之五十的委员会席位，在场的大多数白人代表接受了这个提议。妇女代表乔·弗里曼和舒勒密·费尔斯通援例要按妇女在全国人口中的比例，给妇女代表以百分之五十一的选票和百分之五十一的委员会席位，却被拒绝讨论。女代表上台要求发言时，男性的大会主席拍拍她的头说："站一边去吧，小姑娘，我们这儿有比妇女解放更重要的事要谈。"激起了与会女青年极大的愤慨，埋下了美国第二次妇女运动的火种。不久，费尔斯通和费勒曼便在纽约和芝加哥创立了美国第一个妇女解放组织。费尔斯通一九七○年出版的《性辩证法》一书，谴责"性阶级制度"，在妇女运动中影响强烈广泛。

 以上这些事例，除了反奴隶制大会是在伦敦而外，都发生在美国。美国是世界上封建遗产最少的国家。十九世纪的废奴主义者，二十世纪的民权运动者、反战运动者、新左派们，又是当时公认最激进、最开明、最民主的人们。那样的国家里，那样的人们，对女性的性别歧视就是到了如此的程度！

还不仅如此。五四以来，我们习惯于民主与科学并称。现在，民主竟是常常与性别歧视并存了，那么科学又如何呢？《女性的崛起》书中也有一系列使我深思的事例。

十九世纪美国流行"真正的女性"、"妇女的领域"等观念时，不少心理学家、生物学家和医生纷纷著书立说，要从生理上来论证女性天然具有依赖性、柔顺、同情心、牺牲精神、非理性等特点。一些医生认为，子宫不仅控制了妇女的生理变化，还支配着妇女的脑力活动，造成女性的柔弱、温顺、无创造力、易动感情、靠直觉生活的劣于男性的人格。医生爱德华·克拉克有一个著名的理论--"封闭的能量体系"论：说是人体内的能量是固定的，妇女体内大量能量转入子宫、卵巢活动，所以她们没有足够的能量进行脑力活动，这是妇女智力低下的根本原因；如果妇女想和男子一样进行脑力活动，她们的生殖功能就会受破坏。

二十世纪初，英国蔼理士、瑞典爱伦·凯、奥地利弗洛伊德等学者的性学著作在美国流传，改变了美国公众对性的态度，性欲不再被看作罪恶，而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妇女不再被看成纯洁的无情欲的，而是同男子一样有情有欲，并有权利享受性快感的。这些科学理论对美国妇女的解放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但是，也有些未经证实的假设甚至是错误的论点，起了很不好的作用。例如，弗洛伊德有一个著名的"阴茎妒忌"的理论，说是女孩子第一次看到男孩的阴茎，心理震动，精神创伤，终身妒忌男人，仰慕男人，想做个男人而不可得，便仇恨男人。这个理论到二十世纪上半叶的美国，就被他的弟子们用作反对女权主义的根据。记者弗迪南德·伦德伯格和精神病医生玛丽尼亚·方汉于一九四七年出版《现代妇女：迷惘的性别》一书，说现代女权运动是妇女对男性统治和男性权力的病态的反应，是徒劳地去模仿男性以求击败男性，结果抵制了她们自然的本能，抹杀了男女性的差异，脱离了女性生理和心理的锚，成了"迷惘的性别"。书中指导妇女，应该从她们自己的生理特点尤其是性特点中找到幸福，应该认识女性的性行为就具有妇女幸福的典范意义：性交中女性总是被动地承迎和接受，女性的性快感只能来自对男性生殖器的欢迎，妇女只须把这些特点延伸到人生的各侧面，被动，依赖，有生孩子的愿望，坚持这几点就能有心满意足的生活，这是她们唯一的幸福之路。反之，如果仇恨男人，拒绝做母亲，就是压抑了性欲，转化为好斗精神。这些精神反常，自我体系有障碍的好斗女人就会搞女权运动，她们追求的只是性满足，她们假正经地攻击"双重性道德标准"，攻击男性淫荡，正是为了借此好讨论她们心中最隐秘的话题：对色情活动的深深渴望。这一套科学理论当时极为时髦，在舆论界得到广泛呼应。这些科学家把女权主义者诊断为精神病人，把她们的名誉搞得很臭；而同时，麦卡锡反共主义则使女权主义成为共产主义的同义词，给女权主义者戴上一顶人人恐怖的红帽子。

二十世纪特别是二战以后，美国消费文化大发展，社会崇尚个人幸福，于是流行一种"女性的奥秘"论，其实是"女性的领域"论的复活，但是不再要求妇女虔诚、贞洁、以道德力量来管理家庭，而是鼓励妇女以高消费来经营一个现代化、科学化的快乐家庭，做一个现代化的快乐幸福的主妇。不少家庭妇女也确实认为自己获得了女性最大的幸福，但是还有许多家庭妇女则在狭小的生活范围和单调的生活内容中感到空虚、孤独、压抑，乃至周身不适，百病丛生。她们一方面继续从高消费中寻求精神麻醉，另一方面求救于性生活咨询所的精神病医生和心理分析医生。于是，以弗洛伊德理论为指导的医学家和心理学家们纷纷出来指导妇女，说是：女性的每一种功能都是等待性的，阴道必须等待阴茎，卵子必须等待精子，等待性决定了女性人格的特点就是自恋和被虐待欲的和谐的相互作用。女性应该被动地接受丈夫的每一个性要求，尽管对她身体的穿插会造成损伤，但这是她所爱的人之所为，因此没关系，她会感觉到痛楚变成了愉快。而且，女性的受虐欲不仅表现在性生活中，还贯穿于人生的各方面。分娩的巨大痛苦，做母亲的辛劳，换来了母性的巨大欢乐。对丈夫对孩子的奉献和自我牺牲，都是女性的受虐欲的延伸表现。一个女人若不愿承受自我牺牲，那就是"拒绝女性"的变态病态，就要被精神病医生和心理分析医生当作病人来治疗。这样一来，科学就以女性的自虐欲来解决了一大矛盾，即这个既提倡个人享受、个人实现，又要求妇女压抑自我、牺牲自我的文化观念上的矛盾。那些精神病医生和心理分析医生能向空虚苦恼的家庭妇女提供的灵丹妙药，就是去求性欲的满足。一些年轻的家庭妇女，听从医生的话，便靠性生活来感觉自己的存在，获得充实的幸福感，不能从丈夫那里获得时，便转向其他男子，结果更是自贬为性工具，陷入更深的痛苦。

 以上这些理论，出在美国，作为一个中国读者，我听来并不陌生，似曾相识。在中国，四十年代《战国策》派的论者反对女权，认为男女之间只有"性的亲昵的一刹那"的"生物的平等"才是真平等，解释女权主义的女子都是"想有一个家而不可得"，或是"有一个家而太不像家"，主张妇女回到厨房去。他们当时振振有词，说得大有科学根据的样子，他们的科学不就是与美国那些科学理论同类的么？蔼理士《性心理学》的中译者潘光旦教授，在此书的一条译者注中明白地说："男女平等的概念，在稍知两性差别的人是不大容易接受的。"他不也就是把蔼理士的科学理论作为反对男女平等的根据么？开放改革以来，弗洛伊德学说在中国广为传播，一方面促进了性道德观念的解放和提高，另一方面，在社会意识中，文学艺术中，学术理论中，性别歧视以各种各样新形态大量出现，至今未艾，这两方面不也是微妙地联系着么？

总之，《女性的崛起》一书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民主和科学都不能彻底消灭性别歧视。大概，性别歧视就是性别歧视，自有男性中心社会就有，在可预见的将来也一直会有。它曾经成为封建主义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却非封建主义所专有。反封建，争民主，争人权，有些时候，会有助于性别歧视的消除，但不会彻底，有时反而会以不应分散大目标为由把妇女的事压下不许提，甚至在民主人权运动中就对妇女实行着最恶劣的性压迫性剥削。同理，愚昧会支持性别歧视，但性别歧视也不专属于愚昧。科学发展一般地有助于性别歧视的减少，但也有的科学理论反而给性别歧视提供根据。虽然说那是科学中未经证实的假设，甚至是谬误的部分，但也只是事后才看得出；人的认识总是相对的，每一部分都经证实的，绝无谬误的科学理论从来没有，也永不会有的。

那么怎么办呢？只有长期不断地，一步一个脚印地反对性别歧视，根据性别歧视的层出不穷的新特点，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不知还要付出多少世代的努力。美国的女权运动就是这样过来的。在社会文化观念方面，十九世纪反对"真正的女性"和"妇女的领域"的观念，二十世纪反对"女性的奥秘"的观念；在政治经济社会的具体目标方面，争取妇女选举权，争取妇女就业，争取男女同工同酬，争取政府投资建托儿所，争取避孕和堕胎的权利，反强奸，妇女健康运动，争取平等权利修正案，反对性骚扰。所有这些，其中特别是争选举权、堕胎权和平等权利修正案三大斗争，都是美国广大妇女一步一个脚印地进行过来的。除了平等权利修正案一场大斗争最后失利而外，全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胜利。王政女士在《女性的崛起》的前言中说得好："作为一个中国女性，在了解美国妇女历史的过程中，我深深地被美国妇女为改变自己的命运所作的不懈努力所感动。""我生长在把'男女平等'写入宪法的社会主义中国，到了美国才知道还有性别歧视(Sexism)这一说法，并且对美国社会中许多性别歧视现象感到吃惊和愤慨。因而很同情受到歧视的美国妇女，甚至有种优越感：我是来自一个妇女已被解放了的国家。但是，这种优越感随着我对美国妇女运动的深入了解而逐渐消失了。首先，我发现美国妇女对性别歧视的敏感度比我高，她们所剖析的许多性别歧视现象中国也存在，只是我以前不觉悟罢了。其次，我看到她们的每一项社会进步都是她们自己斗争得来的，而我却没有为自身的解放做过多少努力。"读了这些话，我也恍然有所悟：中国妇女法律上的地位和权利同她们的实际生活特别是广大农村妇女实际处境为什么差距这样大？改革开放以来性别歧视的现象和侮辱损害妇女的现象以及相当一些妇女并非迫于饥寒暴力而甘受侮辱损害的现象为什么这样严重而且日益严重？如果仅仅说是封建，何以封建老是反不完？这些困惑我很久的问题，好像初步有所解决了。

(《女性的崛起：当代美国的女权运动》，王政著，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