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难——病后小札二

　
╳╳先生：

终于收到您的E-MAIL，非常高兴，以后我们通信方便了。但您说尚有“前一信已经传到您的电子信箱”，却没有看见，不知道何时发的？是什么内容？甚望详示。

关于“哀妇人而为之代言”，这只是借用一个成语，“妇人”这个词的词感，我很不喜欢，既是成语，也不好改。但是，就整个意思而言，我仍然觉得没有错。我念念不忘的总是“女性的苦难”。我在电脑里面，专门设立了这么一栏。我念念不忘的，首先是中国女性的命运：远的不说，文化大革命中，湖南道县大屠杀里面，“地主婆”要拖来给“贫下中农”“开大锅饭”， 一”大锅”供二三十个“贫下中农”来开，“杀都杀得，哪有搞不得的道理？”搞了之后还是杀，先把她腹中怀的“狗崽子”活活挑出来，好“斩草除根”。 文革中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包括所谓回乡知青）达数千万之众，其中有一半是女知青。在这上千万女知青中，遭受部队、农村当权者奸污的无法统计。至于“新时期”以来，女性的社会地位的整体大滑坡，更是有目共见。二奶，三陪，发廊，洗脚屋，……这些都已经见怪不怪。以至于最近，广东的台商流行喝“女婴汤”，用几个月的或者流产下来的女婴炖成汤，一盅三四千元，说是大补，壮阳。六十二岁的老头，喝了女婴汤，就可以对着客人，紧搂着身旁的十**岁的二奶，自夸“每晚都可来一回”。

我一样不能忘记：非洲还有一亿二千多万女性，一代一代不能免于“割礼”。 北非国家一些极端的伊斯兰组织袭击、强暴和绑架妇女，把一些妇女扣作奴隶，政府没有采取任何措施阻止。肯尼亚的寡妇，还要在“洁身”礼中遭受巫师的有偿强奸。巴基斯坦低种姓的少女，还要代替她全家女性，接受高种姓人家的轮奸之刑。印度的寡妇，还在被“撒提”。印尼几次***中，华裔女性总是大量血淋淋地受难。日本的“女体盛”餐馆生意兴隆，分店已经开设到伦敦。前苏联和东欧年年有成千上万少女，被贩卖去做性奴。俄罗斯有五分之一妇女遭受家庭暴力，每年有1.4万名妇女死于家庭暴力，去年就有十万名妇女向危机中心求救。

母系社会远矣。保留了某些母系社会遗迹的民族部族也很稀少了。在全世界的文明人类里，女性则经常是被侮辱被损害者，仅仅因为她们是女性的缘故。她们平日在家里，是家庭暴力的对象：在街上，在商场，在办公室，要时刻紧张提防或勉强忍受各种性骚扰、性玩弄。打起仗来，“乱离最苦是朱颜”。遇着寇盗刑戮，男女一样遭殃，女性则求一死了之而不可得，等待她们的是，或者不杀之留下来慢慢淫之，或者加重淫之以快快杀之，或者淫之之后仍然杀之，或者杀之之前再加淫之。

甚至同为英雄烈士，女性也要比男性多受一番凌辱，林昭，张志新，……因为她们是女性．

我一再说“仅仅因为她们是女性”，大概会被讥为所谓“本质主义”。这个我不大懂，暂且不管，反正我看不出别的原因。对于女性的这样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命运，难道不应该“哀”么？这个“哀”，并不限于地位高、命运好的人对于不如己者的同情。“我以我血荐轩辕”的鲁迅，对于奴隶，就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况且男权社会里，男性生来处于强势地位，这不是他们的过错，不能说他们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的可“哀”命运，就没有权利致其一“哀”。他们既有权利“哀”她们，他们为她们而发的言，自然是也只能是“代言”。“代言”有隔膜处，也有独胜处，这个上信已经说过了。

还有一点，那些受“割礼”，受“洁身”，被“撒提”，接受轮奸之刑，充当“女体盛”，被卖作性奴的亿万女性，孤陋寡闻的我，没有听过她们的声音，也很少听过女性主义或女权主义理论家为她们代言。因此，我所谓“代言”的范围是包括到她们的，尽管我还只是在留意材料，还没有为她们写出什么。——再说一遍，我说没有听过她们自己和为她们代言的声音，完全可能是因为我太孤陋寡闻之故。

我并不希望你我的通信成为彼此附和互相吹捧的通信，坦白诚恳地交换意见，展开讨论，该是有益有意义的，是不是？

寄来的几本书，已经签名寄回，想已收到。《舒芜口述自传》和《回归五四》已无存书，请谅。

       专此布复，顺颂

文祺。                                        二○○三年五月十六日，舒芜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