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关《红楼梦》——《周绍良文集》代序

“我从来说的是《红楼梦》，不是《石头记》。”——这是我写的对话体论文《谁解其中味？》里面的一句话。对话是这样的：

甲：所以很清楚，[《红楼梦》的]艺术形象里面，并没有什么四大家族的兴衰。……

《红楼梦》实际上只写了一个贾府的兴衰，这才是合乎事实的说法。

乙：这是不用说的。不过说到贾府的兴衰，这就牵涉到后四十回的问题了。

甲：先不谈后四十回的问题。你知道我从来说的是《红楼梦》，不是《石头记》。……

（舒芜：《说梦录·谁解其中味？》）

这句话其实是老友周绍良先生说的。他是知名的《红楼梦》研究专家，我只是《红楼梦》的普通爱读者。我对各位“红学家”都很尊敬，却敬而难亲，因为他们学问都很高深，非我所能领解。只有绍良平昔所作关于《红楼梦》的论文，尽管同样专门，同样不易领解，却觉得气味上比较能够受入，虽然读过的并不多，也不曾认真细读。为什么会有此感觉，不曾深想。直到“文化大革命”中，我们一同下放文化部咸宁干校，同属于最末一批才勉强召回北京之列。那最后一段时光，管理上倒宽松起来，只剩下“一小撮”，原来七八个人挤住的一间，只住一个人，居住条件大为改善，还剩许多房间空锁着。绍良是炊事班副班长，我在他领导下管烧火，我们的房间又相近，常有机会闲谈。恰好毛泽东号召至少读五遍《红楼梦》，《红楼梦》成为时髦话题，我们也就能够昌言网忌地谈。某次，不记得怎么引起，他说道：“我从来谈的是《红楼梦》，不是《石头记》。”一句话使我豁然开朗，顿时明白了我对他的《红楼梦》研究，为什么独能受入的原因。

我这个普通平凡的《红楼梦》读者，像千千万万普通平凡读者一样，是先读了一百二十回的《红楼梦》，喜欢它，特别喜欢它那黛死钗嫁的大悲剧结局，然后，才慢慢听说有《石头记》，有脂砚斋评语，有前***回与后四十回的问题，有高鹗所补后四十回的优劣真伪问题，等等。不管专家对于后四十回如何评价，我们总还是要读一百二十回的《红楼梦》，不想用未完本的《石头记》代替它。也听说有人抛开原来四十回而重续四十回的，至今为止，还没有看到成功的，并且不相信其为可能。这是普通平凡之见，然而也是牢固难破之见。我坚信，对于任何小说、特别是成为传世经典的小说的评价，千千万万普通平凡读者，永远是最高最后的裁决人。当然，《石头记》也大大应该研究，但是只能包括在《红楼梦》研究之内，而不是用《石头记》否定《红楼梦》。我不知道这个见解上不上得了学术殿堂，我也无意求上，但是我不想改变。所以，听到绍良这样的大专家的话，不禁欣然有同心之感，也许绍良会认为我把他的话理解得太浅也顾不得了。

其实，我与绍良五十年的交谊中，与《红楼梦》研究有关的，也就是这么一点点。我没有认真做《红楼梦》研究，所以没有在这方面多向他请教。而且他的学识方面极广，据我所知，敦煌学，佛学，碑志学，中国小说史研究，他都曾深入，著作等身，世所共见。特别是，集《红楼梦》研究与佛学于一身，二者“跨距”如此之大，我曾开玩笑说：真是“由色悟空”了。他还玩过邮票，玩过宜兴壶，玩过墨；别的方面不清楚，我知道他在专题藏墨方面已经是名家，专藏年号墨，已经艺而进于道，出过两本有特色的专门论著。现在大家都知道王世襄先生以“大玩家”称，黄苗子先生品题为“玩物不丧志”，我看绍良同样足以当之。可惜我在这些方面都是外行，都没有资格与他“对话”。

那么，我们五十年的交谊，主要是哪些内容？以什么为基础呢？

细想起来，应该说，我们有“世交”关系作为基础。

现在什么时代了，还说什么世交不世交，岂不可笑？但是，这是确实的。

绍良是秋浦周氏。秋浦周氏自清季以来，与南通张氏并称“南张北周”（秋浦虽在江南，但周氏后来，主要生息繁衍于北方），为国内两大高门；而周氏之世泽绵长，于今未艾。我的外祖父马其昶（通伯）先生，以桐城派名家，曾被周府礼聘为宾师，其所著书《三经谊诂》《老子故》即由秋浦周氏敬慈堂刊刻。后来还有桐城几位老先生相继到周府设帐。绍良还赶不上受教于我外祖父，但是家学风气的熏陶，使他非常熟悉桐城派的人、文、事、论，我们谈起来有个能相通的话题。先父方孝岳先生，与绍良令尊周叔伽先生，曾在佛学方面有所交流。这是我们“世交”关系之始。更重要的是，绍良论文能破桐城派之壁，对于至今仍然唯知“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者，甚不谓然。这是最与我有同心的。历代桐城派作家，作为乡先辈，我都很尊敬，我承认桐城派在文学史上有过重要地位，应该认真研究；但是我个人不喜欢桐城派的力载程朱之道，特别不赞成至今仍然口口声声不离“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者，如果这才算是对桐城派的继承，我宁愿承认自己是桐城派的不肖子孙。我常向同乡说，孟子讥讽万章道：“子诚齐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夫管、晏皆是伟人，万章之言必称管、晏，犹为孟子所讥，我们如果被讥为“子诚桐城人也，知方、姚而已矣”，岂非更等而下之？我与绍良在这个基本趋向上相同，使我们的 “世交”关系具有新内容，这才是我们五十年交谊的最可贵的基础。

绍良没有多接触新文学，但是他对新文学的双峰周氏兄弟，都很宗仰，而且议论常有独到，我就颇得教益。拙著《周作人的是非功过》里面，有这样的话：“周作人晚年许多读书笔记之类，常常通篇十之**都是抄引古书，但加上开头结尾，加上引文中间寥寥数语的连缀点染，读起来正是一篇贯穿着周作人特色的文章，可谓古今未有的一种创体，当时曾被人讥为‘文抄公’，其实是很不容易做到的，也曾有追随学步者，一比起来高下就太悬殊了。”（《周作人的是非功过·以愤火照出他的战绩》）黄开发《人在旅途》中对这个问题有详细论证和发挥，但是他的一条注解云：“在80年代以来的周作人研究中，舒芜在《周作人概观》（《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4期、第5期）一文里最早肯定周的抄书之作为古今未有的一种创体，他后来在别的文章中继续申明这个观点。”（人民文学出版社“猫头鹰学术文丛”一九九九年版145页）如果公开文字里我确如所云是第一个，实际上我却是得之于绍良。我一向不赞成对于周作人的所谓“文抄公”文章的笼统否定。有一次在小饭馆吃饭时与绍良谈起，我说：周作人从浩如烟海的书中抄出来的，恰恰都像他自己的文章，真所谓“六经注我”，这种工夫就谈何容易。绍良赞同，进一步说：“他把抄来的加上头，加上尾，中间加几句联络，就成了一篇好文章，真是古今未有的创体。”我立刻觉得大有提高。我只看到每段抄文如同周作人自己的文章，绍良进一步看到他把抄文连缀起来而成的创体，确实比我高明。于是我把“创体”云云直接用入论文，侥幸成为立此论者第一人。其实我是有所师承的。那次谈话，印象深刻。至今还记得是崇文门东大街一家湖南饭馆，绍良点的“水煮牛肉”，我第一次知道有这样的菜，是如此的美味。后来我想起周作人的“创体”文章，总是与水煮牛肉联系着，虽然文章风味与水煮牛肉的浓辣毫无共同之处。

    我与绍良五十年交谊中，同下小馆的次数太多了。我自划“右派”后，工资扣减一半，手头拮据，所以揩绍良的油居多。只有一次，我请他到我家来便餐。那是1966年，机关给我调整了宿舍，搬到崇文门外豆腐巷，居住条件略有改善。我高起兴来，邀请了绍良与老友柴德赓（青峰）来我家便餐。他们同出陈援庵先生门下，互相知名而不相识，我介绍他们相识。这是1957年“反右”以后我第一次在自己家里举办的“文酒之会”。那天他们谈得很高兴，饭后还下了围棋。临走，柴德赓说：“你这新居很有意思，我搭八路汽车来不用换车，以后可以常来。”他原来从北师大调到江苏师范学院，那时正借调回北京帮助陈垣庵先生整理《旧五代史》，谁知这竟是我与他最后一面。不久，听说他被江苏师范学院叫回苏州去“参加文革”，就断了消息。直到“文革”后期，我与绍良同在文化部咸宁干校，他有机会回了一趟北京，参加了陈援庵先生追悼会。我问，见到柴青峰没有？绍良说，柴早已在“文革”初期去世了，是被江苏师范学院当作“文革对象”首先抛出来，狠批恶斗之后，在劳动中拉大车时心脏病突发无救的。柴、周二位那次在我的豆腐巷新居初识，同时也就是诀别。其实那时批《海瑞罢官》、批《燕山夜话》已经开始，“文革”狂飙已经吹起来。我们却毫无预感，还以为不过是历次学术批判运动那样的规模，我们还谈着“清官贪官”之类的问题，并没有影响欢聚的高兴，真是“鱼游沸鼎之中，燕巢飞幕之上”似的糊涂了。

 “文革”起来，我与绍良同入牛棚，同下干校，同为最后北京确定不要的一小撮。只是由于干校结束，我们同被勉强招回。绍良以58岁，被动员提早两年退休，还说是退休工资折扣与正式60岁退休的同样算，是特别优待。我则与另几位问题人物，不能信任做编辑工作的，一同放在校对科，暂时废物利用，等候再处理。那几年，绍良郁郁家居，我天天低头上下班。好在他当时的流水东巷住宅距离人民文学出版社不远，有空我便溜到他家，闲谈一阵，然后又是揩他的油去下小馆，真所谓相濡以沫。我是改革开放以后才恢复编辑部的工作。绍良则转入中国佛教协会，担任关键性领导要职，充分发挥他这方面的绩学长才，为赵朴初先生首席助手。我们并没有相忘于江湖，特别是，他年长于我，却以他来看我为多，甚至因为我当时住在地下室，他介绍我用负氧离子发生器来净化空气，还特地替我买了一座，挺沉重地亲手提着送来，使我非常感动。就是那一次，我请他下小馆，谈起周作人的“创体”文章的。

 最近十多年，我们都迁移了住宅，相去越来越远，彼此又都年力日衰，相见机会很少了。绍良的团结湖新居和双旭花园新居，我都没有去过，因为不良于行，恐怕永远不可能去了。可是我们通信通电话不断，文章切磋不断。现在绍良要出版他的《红楼梦》研究论文集，命序于我。我当然不应该推辞，可是这个方面，我这个外行，又实在没有说话的资格。回想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部的老同人，聂绀弩，张友鸾、顾学颉、陈迩冬等俱已先后归道山，存者寥落，五十年交谊保持至今者，只有绍良与我而已。这中间可谈的事，比《红楼梦》研究为多。不如漫谈一番，且充代序。知堂自称只作“不切题”的序，此亦其创体也。二○○二年九月四日，舒芜于碧空楼。

以上本来是三年前为绍良的《红楼梦研究论集》作的代序，现在又用在这里作为《周绍良文集》的代序。三年前作此文，还有一个文中未说到的原因，就是当时绍良曾在电话中对我说：“你我五十年交谊，你不可无文以记。”使我非常感动，趁着这个机会写出来，所以文中多次说到五十年交谊云云。文稿送绍良，他大概觉得还可以，《红楼梦研究论集》书上用了，只可惜没有在他生前出版。但又有幸运的一事，就是绍良的双旭花园新居，我终于能由友人李经国先生用他的车子送我去拜访一次，谈笑半日尽欢。分手时，我暗中祝祷这可不要成为我们五十年交谊的最后一面。然而恰恰就是。以后我们只能在电话中通问，后来因为彼此听力都太差，电话也不能打，只能靠经国经常往来，双向传报些情况消息。最后，绍良病重，病危，以至去世，也都是经国通知的。惊闻噩耗时，我也正从医院出来，非常衰惫，追悼会无法参加，送了一付挽联云：“响绝音沉，清话岂徒红楼梦。   交深谊重，泥途曾共斧头湖。”也还是上面这篇文章的概括。（斧头湖就是咸宁干校所在地。）现在，绍良子女启琇、启晋、启璋、启瑜兄妹要我为《周绍良文集》作序，我仍用这篇为代，并不是病后偷懒，而是因为这篇实际上是绍良将我们五十年交谊出为试题，我交的答卷，经他审阅及格的。又怎能在他身后换一份呢？

二○○五年九月十六日，舒芜再记于碧空楼。